董其昌的书法为何受到康熙的喜爱

清代前期书坛崇尚董其昌书风的主要原因是，康熙帝爱好董书。科举殿试是由皇帝主考，能写一手皇帝喜欢的书体，在阅卷时的确能占有优势。康熙三十六年（1697）汪士鋐、姜宸英同中进士的那一科当属典型案例，姜宸英久困山林，以“江南布衣”闻名，屡试不中，当时已经七十高龄，擅书法，与汪士鋐齐名，时称“姜汪”。姜氏因康熙帝识其书法风格而被特擢一甲第三名（探花）。而汪士鋐举一甲第一名（状元），此科状元、探花皆当时书坛名家，学董高手，一时传为美谈，并将清初崇董书风推向极致。
包世臣还将汪士鋐书列入“佳品上”。其实汪士鋐的书法师承并非董其昌一家，学董只是受到时风左右。在题《沈凡民印谱》中汪氏自述其学书历程云：“初学《停云馆》《麻姑仙坛》《阴符经》。入都后，友人陶子师讥为木板《黄庭》，因一变学赵，得其弱；再变学褚，得其瘦。晚年尚慕篆、隶，时悬阳冰《颜家庙碑》额於壁间，观玩摹拟。”作为帖派嫡系的汪氏，晚年却尚慕篆、隶，书法观念开始逐渐转向碑派，在董风弥漫的当时确属难得的新声。
再从汪士鋐的学术背景来看，这一转变并非偶然。汪氏生平著述甚富，尤勤于考古，曾著《瘗鹤铭考》。《鹤铭》刻于江苏镇江焦山西麓崖壁，其书被誉为“神仙之迹”。因以干支纪年且撰书人仅具字号，故其作者与镌刻年代历来众说纷纭，大要在晋唐之间，而以南朝梁说较为通行。此铭尝崩入江中，人鲜有知者。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冬，原苏州知府陈鹏年与汪士鋐等命工起残石于江中，剔垢得铭文八十六字，其中九字残缺。残石经缀合复位，于焦山定慧寺大殿左侧建亭储之。汪氏所著《瘗鹤铭考》即以鹏年所出石本为图，列诸卷首，备采昔人之论，并引张弨《瘗鹤铭辨》折衷之，搜罗汇考颇称详尽。碑派书法经典--《鹤铭》的早期研究著作竟出自一位帖派楷模之手，正说明清初书法由帖学转入碑学之过程是渐变而非剧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