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岭南大家陈白沙看中国书法“心学”传统

　　岭南大家陈献章，世称白沙先生。他既是明代心学思想的奠基人，也是传世书法家，在岭南乃至中国书法史上有着重要地位，他的书法观以及他创制的茅龙笔，都可以成为理解岭南文化的一扇窗口。近日，在第九场“岭南文化新讲”上，暨南大学书法研究所所长、博士研究生导师陈志平教授以“岭南陈白沙的‘茅龙笔’与中国书法的‘心学’传统”为题，就“心学”视角下的书法话题，与听众进行了交流和探讨。

　　书法“心学”一说，为清代刘熙载所提出，而其发端则在于汉代扬雄。扬雄称“书为心画”，此时的“心画”仅是指书面文字，与书法尚无关系。

　　到了唐代，书法家柳公权对唐穆宗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心正则笔正”。这五个字有一语双关之妙，既指毛笔的笔心正，下笔才能正，同时也暗示“为人要正”，以此对皇帝进行劝谏。在这里，外在的笔心和内在的人心对应了起来，标志着中国书法传统正式向“心学”转向。

　　此后，在宋明理学的视野下，“心正则笔正”不仅是书法的概念，更成为哲学的命题。程颢说“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学”，将书法从“把字写好”转变为“好好写字”，书法愈加向内发展。

　　陈献章沿着这一路径，提出书法“以正吾心，以陶吾情，以调吾性”。写什么字、用什么笔、写得好不好都不重要，书法不再是写字了，而是写心了。

　　“心学”认为，学习书法不应依靠临摹，而是要在心上学。陈献章一向不规规矩矩写字，不用传统毛笔而用茅龙笔，丝毫不符合“端正”的标准，但仍无碍于他成为杰出的书法家，便是一个鲜活的案例。陈志平认为，在这个意义上，哲学的“心学”和书法的“心学”已趋于一致。

　　书法当中存在着“工匠书法”和“文人书法”两种类型。优秀的书法家往往二者皆擅。工匠书法在书写的技巧、法度、完备方面可以达到很高水平，而文人书法凸显的是书法背后人的品格和文的修养，这不是靠读书多、学问多就可以达到的。

　　古人将书法分为神品、妙品、能品三个等级，以“心学”的视角来看，“把字写好”属于能品；不追求把字写好，只追求“好好写字”，可能会出妙品；连字都不“好好写”了，结果写得非常好，进入了“心忘于手，手忘于笔”的境界，就有可能诞生神品。

　　对工匠书法而言，能品已经是天花板；而对文人书法而言，能品只是一个起点。领会到这一点，也就能对所谓的“丑书”有所理解。

　　所谓“丑书”不可一概而论，有的人技法有所欠缺，没有能力把字写好；而有的书写者是“能而不为”，有能力写得“好”，但仍追求有所突破，探索更高的艺术境界。此二者正如儿童的涂鸦画和毕加索的抽象画，不应混为一谈。

　　书法作品的欣赏是一个永恒的难题。书法的价值，不能以其他艺术的标准来衡量。正所谓“心正则笔正”，书法不直接干预社会，而是干预人心、净化人心，以间接、内化的方式，来对世道人心、对社会起作用，这是书法不可低估的意义。

　　在“心正则笔正”这句话当中，除了强调“心”的决定性作用，另一个主角便在于“笔”。

　　笔在书法中的地位如何，历代书家莫衷一是。黄庭坚贬谪岭南时没有好笔，于是用鸡毛笔写字，发现也能写得好，因此黄庭坚得出了书法“在手不在笔”的结论。

　　陈献章也不用传统毛笔，他用江门新会一带的茅草制成茅龙笔，称赞茅龙笔是“茅君稍用事，入手称神工”，用茅龙笔留下了许多旷世佳作。这似乎说明，笔在书法中确实不怎么重要。

　　直至今日，茅龙笔还是广东江门的著名特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被视为岭南文化的一个代表，反映了岭南地域典型的“在野”文化特征。

　　对于岭南书家的研究，在今天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明代以来的岭南书法家，不论是以陈献章为代表的哲人群体，还是以明末遗民群体、近代康梁为代表的革新群体，他们都有着相似的精神特质：

　　一是务实低调，强调内在修行，不注重外物；二是讲究气节，敢担当、敢作为、有骨气；三是重视学问，让书法植根于厚重的学养之上。这种品格延宕数个世纪，直至今日仍在岭南大地上熠熠生辉。

　　陈献章其人，既是哲学家、文人，同时又是书法家、教育家、诗人，是岭南文化一个标杆式的人物。当前广东正在扎实推进文化强省建设，陈献章的成就与精神更加值得我们挖掘弘扬，为广东文化强省建设注入新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