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爨宝子碑》的艺术价值

东晋南朝书法是“二王”的天下。

然而，云南的边陲却有《爨宝子碑》留世。

这块有着迷一般的石碑，在元之前没有任何记载，首见于元代李京《云南志略》,但也没人引起注意，在地下沉睡了1373年，于清光绪年间(1778年)出土。据说，出土后此碑石曾被人用作做豆腐的压石板，让邓廷桢之子云南曲靖府主邓尔恒发现。南朝禁碑，百余年间几乎少有碑刻,居然在少有文化熏陶的地方冒出了文化瑰宝。

《爨宝子碑》并非名碑名刻，若论书法艺术水准，难与 《张猛龙》、 《郑文公》、 《石门铭》诸魏碑抗衡，倘若以此比“二王”,犹如“吃大蒜”与“喝咖啡”之差别。一是笔法简单，横平竖直，笔势上扬，起笔、收笔、转折和点，都是方切笔入纸，呈现三角形状，点尤其明显；撇、捺,虽有隶意，但收笔也大多为圭角状，这一笔法特点，似乎刀味,石味,民间味,野蛮味十足， 也许是刻工所为，也许书者不太擅长写隶书。二是结体放任，自由生趣。《爨宝子碑》毫无南朝正统名人书家严守法度和笔意结构之态，却充满奇趣、幽默，犹如调皮玩性的小孩。如图一中“偉”、两个“之”笔势的不同，如同二中“響”、“庭”等。

一般认为，此碑结体在隶楷之间，康有为认为是隶书，也有学者认为是魏碑系列。实乃少隶多楷多变之形态，在方整统一的基础上，字体大小、轻重、变异、呼应等造型变化，颇具玩味。这是此碑的典型特征，看似粗拙，却充满生气。

阮元称它为“滇中第一石”，康有为誉为“已冠古今”，他在《广艺舟双楫中》中说：“南碑数十种，只字片石，皆世稀有，既流传绝少，又书皆神妙，较之魏碑，尚觉高逸过之。”对南碑评价极高，又说“《爨宝子碑》，朴厚古茂，奇姿百出，是为南碑之最也。”但是，当代书法名家白蕉先生对康有为的评价不以为然，认为：“六代离乱之际，书法乖谬，不学的书家与不识字的石工、陶匠所凿的字，正好比是一只生毛桃，而且是被虫蛀的毛桃，包(包世臣)、康两人拜服他们合作的书法，那是他们爱吃虫蛀的生毛桃，我总以为是他们的奇嗜。”言词虽及其尖刻，但值得我辈领悟。

时下，学此碑为数不少，一些名家皆从此碑出。然其怪诞率真和自然随意之风，只可有一，不可有二，刻意追求，极易误入歧途。

《爨宝子碑》全称《晋振威将军建宁太守爨府君墓碑》。刻于东晋义熙元年（405年）。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出土于云南南宁县（今曲靖县）。它的艺术价值主要体现在：首先因它的出土而证实了中国南北朝时南方也有碑，从而打破了“南帖北碑”的风格论！其次由它可见，中国书体风格演变过程：是从隶到楷，是此阶段过渡书体的典型；最后它对北魏诸碑所起的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该碑在书法艺术上有质朴凝重兼灵动有趣，古朴奇巧而超尘脱俗，章法参差却极具趣致，笔画外柔内刚且显得方劲凝练，下笔切金削玉，非常有力。此碑给后世书家诸多借鉴，特别是虽运笔以“方”笔遒劲之势，却显“圆”笔灵动之妙，蕴涵有一种“大智若愚、大巧若拙”的智慧之味、天真之趣。纯朴高古的姿态充盈于字里碑中，其书风上承汉隶，字体处于似隶非隶、近楷非楷的浑然古朴状态。用笔峥嵘，笔势生动，气魄雄强，自有一股天真烂漫之态，十分摄人心魄！清代学者康有为称赞此碑“端朴若古佛之容”。该碑紧结的体势、稳重的结体，对后世影响极大。另外，此碑现存云南曲靖第一中学碑亭之中，对研究中国古代边区少数民族风情具有重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