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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文化渊源
蜀文化从距今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兴起，在距今2500前的东周时期，由于巴文化的兴起，逐渐融汇为巴蜀文化，扩大为巴蜀大文化体。至秦汉时期，巴蜀文化又逐渐融汇入中华文化之中。
远在距今4500年左右，在成都平原就已经产生了作为蜀文化源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宝墩文化”。宝墩文化是文明孕育时期的考古文化，宝墩遗址既是这一时期成都平原时代最早的古城址的典型，也是四川即将跨进文明门槛的历史见证。
举世闻名的广汉三星堆古城遗址，是目前面积最大的蜀文化遗址。三星堆遗址的发掘表明，“以小平底罐、高柄豆、鸟头形勺等器形为代表的这类文化遗存，在川西平原是自成体系的一支新文化。”从而证明，远在西周以前，川西平原就有一支与中原文化有别的、地方特色浓厚的土著文化――蜀文化的存在。
古蜀文化是一个影响范围较为宽广的地域文化，它是由一个“中心”、四个“板块”构成的，即以三星堆文化(包括十二桥）为中心，并由成都平原、汉中盆地、秦岭地区和蜗江上游四个部所组成，它在江汉与二里头夏文化相遇，在陕南与商文化相遇，在渭滨与周文化相遇。
古蜀先民创造了光灿夺目的古蜀文明，三星堆文化是其鼎盛时期的代表。2000多年前修建的水利工程都江堰，至今仍发挥着灌溉成都平原的巨大作用，这在世界水利工程史上是仅有的奇迹。而色彩艳丽的蜀绣蜀锦、“一菜一格，百菜百味”的川菜、清幽闲适的茶文化等都是古蜀文化的具像表现，有些还被视为中国文化的象征。
[蜀文化渊源]
蜀文化从距今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兴起，在距今2500前的东周时期，由于巴文化的兴起，逐渐融汇为巴蜀文化，扩大为巴蜀大文化体。至秦汉时期，巴蜀文化又逐渐融汇入中华文化之中。
远在距今4500年左右，在成都平原就已经产生了作为蜀文化源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 ――“宝墩文化”。宝墩文化是文明孕育时期的考古文化，宝墩遗址既是这一时期成都平原时 代最早的古城址的典型，也是四川即将跨进文明门槛的历史见证。
举世闻名的广汉三星堆古城遗址，是目前面积最大的蜀文化遗址。三星堆遗址的发掘表 明，“以小平底罐、高柄豆、鸟头形勺等器形为代表的这类文化遗存，在川西平原是自成体系 的一支新文化。”从而证明，远在西周以前，川西平原就有一支与中原文化有别的、地方特色 浓厚的土著文化――蜀文化的存在。
古蜀文化是一个影响范围较为宽广的地域文化，它是由一个“中心”、四个“板块”构 成的，即以三星堆文化(包括十二桥）为中心，并由成都平原、汉中盆地、秦岭地区和蜗江上 游四个部所组成，它在江汉与二里头夏文化相遇，在陕南与商文化相遇，在渭滨与周文化相遇 。
古蜀先民创造了光灿夺目的古蜀文明，三星堆文化是其鼎盛时期的代表。2000多年前修 建的水利工程都江堰，至今仍发挥着灌溉成都平原的巨大作用，这在世界水利工程史上是仅有 的奇迹。而色彩艳丽的蜀绣蜀锦、“一菜一格，百菜百味”的川菜、清幽闲适的茶文化等都是 古蜀文化的具像表现，有些还被视为中国文化的象征。
群星建言蜀文化
本报讯 谢芳、张铁林、姜昆……一拨在荧屏上常见的明星,昨(29)日齐现“影视戏剧艺术家书画展学术研讨会”。然而,无论是谈笑风生的姜昆还是优雅出众的谢芳,都脱离了他们的老本行影视,转而谈起了书画艺术。
话题是从张铁林的写生日记《成都茶馆》说开的。作为专业书法家的曾来德首先肯定了影视人介入书画领域:“演艺造就了明星,‘明星效应’对书画的传承能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北京大学教授王岳川也认为,书画与影视都属于艺术范畴,彼此能够互相渗透。
张铁林认为,检验艺术作品水平的高低,标准是市场,“裁判员”是观众。《成都茶馆》就是张铁林80年代在成都拍电影时的“日记”,而记日记习惯,已随他30多年了,有所不同的是,这一时期,他一改钢笔为毛笔。既赢得了市场的认可,又得到了观众的好评。《成都茶馆》把与会者的话题引到了成都的文化内涵上。来自北京的与会专家众口一词:有深厚的蜀中文化积淀的成都,不仅要有承传意识,更需要在今天增加内涵,成都遍地都是文化,满街都是故事,三星堆、金沙遗址等,我们应当利用这些文化财富,打造现代成都文化,要海纳百川,通过请进来、走出去等方式,让开放的成都引进更多文化意识与艺术成果,注入新激情,体现时代节奏。王岳川教授以关注家乡的饱满激情,提出了关注生态文化发展与人文精神发展的中肯意见。
论都江堰与蜀文化的关系
都江堰创建于两千二百多年前，至今不衰，是一重要水利工程与珍贵文物的结合体。都江堰创建之时，正是蜀文化继续发展之时。蜀文化中的水利科学、宗教意识、神话传说，在都江堰身上都有反映。通过对都江堰的研究，我们可进一步认识蜀文化的内涵。
一、李冰建堰时对蜀神的借助
根据文献记载、考古发掘资料的映证，李冰在带领蜀人创建都江堰时，曾大力借助于蜀文化中的宗教意识、神话传说，来号召、组织、鼓励蜀人，来指导水利建设。下面即将谈到的都江堰工程布局指导思想、一系列的镇水石神，都是其内容之一。这里先看在创建都江堰之初，李冰是怎样利用蜀神的。
《蜀王本纪》说：李冰以秦时为蜀守，谓汶山为天彭阀，号曰天彭门，云亡者悉过其中，鬼神精灵数见。”①《华阳国志・蜀志》载此事详而完整，曰冰能知天文地理，谓汶山为天彭门，乃至湔氐县，见两山对如阀，因号天彭阀。仿佛若见神，遂从水上立祀三所，祭用三牲， 璧沈濉：盒耍故拐呒乐李冰在修建都江堰之前，在勘察堰址时，首先宣称他仿佛若见神，接着在江边建立庙祀三所，隆重祭祀蜀人信奉的有关神灵。天彭，是古蜀方言，最早或是古蜀人一支、或数支的部落之名，在他们的居住处逐渐出现天彭之称，今灌县、彭县、汶山、松潘等地皆有叫天彭之地。汶山，又叫蜀山、渎山。包括整个岷山山脉在内，都江堰渠首附近的湔山（唐代以后又名玉垒山）也在其范围之内。湔氐，今灌县、彭县西部地区②，此指令都江堰渠首附近。李冰在江边立把祭祀之事，曾有人表示怀疑，把它列入神话范畴。此事虽有一些神秘色彩，但在当时确属事实，确曾发生。《史记。封禅书》载秦并天下之后，令负责祭祀的官员，将各地所信奉所祭祀的、并有利于秦统一的名山、大川之鬼神编排为序，上奏朝廷，统一规定祭祀级别和祭礼。当时全国四十六郡，经朝廷议定通过的，只有十八座，蜀郡就占了二座：渎山，蜀之汶山；江水，祠蜀。
古代蜀文化属西南夷文化范畴，大量考古、民族资料证明，早期西南夷文化中的祭祀，都是野祭（即设祭神于野外丛林之中、坟墓之旁、山洞之中，而不庙祭。蜀王开明九世吸取了秦文化的因素，设青、赤、黑、黄、白帝五庙③，仅限于宗庙，未及山川鬼神。《封禅书》所载渎山、江水二祠，显为秦人所立；并从他们能够顺利地得到中央政府承认这一点看，当为宫府所立。从文献记载看，在秦统治蜀地期间，仅李冰时立祀三所，可进一步认为渎山、江水二祠皆是李冰所立。渎山祠，祭汶山山神，具体位置已不可确考；从当时的形势看，我们认为都江堰渠首以上不远的岷山山脉上，即在湔山上。江水祠，又叫江渎祠，据唐李泰《括地志》等文献，在成都县南八里，具体位置在当时的流江（检江）岸边；该庙至明清仍存，历代多有记录，据说毁于民国初年。李冰所立江神，本是男身，这从他岁取民女二人和李冰欲嫁女与他的传说，便可看出；但到后来，江神竟变成了女身，亦是趣活。李冰立的另一祀，我们认为是望帝祀，祭蜀王杜宇，在今灌县二王庙处，《灌县乡士志》说：西路古有望帝祠，旧址在今崇德庙（即今二王庙）；齐建武时（494一497）益州刺史刘季连移望帝祠于郫，原祠改祀李公，相传至今。《岷阳古帝墓祠后志》也说：蜀人祀李冰，考其遗迹，灌口之李冰庙即杜宇之故址，齐建武中自灌徙郫。
李冰祭三祠，用中原祭礼的最高级别，祭用三牲（羊猪牛）。硅璧沉澹逦攀穹窖裕复箐鑫孝伲资υ诩漓胍鞘胶臀璧负螅种械纳衿魍蓁低度氪箐鑫兄小！端滴摹罚灵，巫也，以玉事神。”秦《诅楚文》一开头便说“大秦嗣王敢用吉玉宣璧……”古代蜀人也以玉器为神器，在早期蜀文化的中心地之一―广汉，曾出土大量玉器⑤，我们认为其中不乏巫师使用的神器。
李冰同时立三祠祭蜀神，其规模、其气魄、其影响，显然都很大。李冰的这些作法，有何目的、有何功能呢？首先，这是欲向蜀人说明他与神有特殊关系，他能仿佛若见他们，甚至欲说明他就是神（这在他与水神相斗的传说中表现得更清楚）。其显示功能，是说明他尊重蜀人的山神、水神、祖宗，并试图争取这些神灵对他的支持。其潜隐功能，则是向蜀人表现他与蜀神之间的谐合，说明建堰已得了蜀神的许可；既然他与蜀神已取得了妥协，一般百姓就更应支持。这种仪式，还具有在蜀人心目中改变李冰身份的功能。本来，李冰是一个外来统治者，是秦国势力统治蜀土、秦文化统冶蜀文化的代表，但通过大祭蜀神，使蜀人意识到李冰已接受了蜀文化，由秦国派未的统治者，转变成了自己认可的首领。单独看，是否要设这么多蜀祠，是否要举行这么隆重的祭礼，是否要采用这么高的级别，似乎都是小问题；然而把它放在秦在巴蜀的整个统治大业中看，把它放在建堰大业中看，就会发现它具有协调科学与土著宗教的关系，借神力统治蜀人、借神力号召、组织大家建堰的整合功能。李冰这些带有巫术性质的作法，与蜀人的传统巫术、原始宗教都相符，易为蜀人接受。
二、都江堰的建堰民族
要认识都江堰的文化内涵，首先必须搞清都江堰的建堰民族。
蜀地本属“西南夷，故张仪说蜀国是戎翟之长①。秦、西汉时期，包括成都平原在内的整个蜀地居民，以土著民族为主，外来移民只是极少数。近年在成都、郫县、新都、双流、广汉、绵阳等地发现的大量船棺、大量典型的蜀文物，以及在成都十二桥发现的干栏建筑等，都证明了土著在蜀地的广泛分布。在灌县发现的东汉石棺上，有干栏式房屋纹饰，说明灌县在东汉还居住着大量的土著民族。西汉王褒《僮约》说他在湔氐买了一名叫便了的髯奴，从他喜爱“夷蹲、多髯和他的名字看，显然是一土著民族。1966年在郫县犀浦发现一东汉残碑，①碑文表明当地居民普遍蓄奴；从那些奴隶的名字看，也主要是当地的土著民族。我们曾经指出，包括今灌县、彭县西部地区在内的湔氐道居民，主要是氐人。③汉晋时期，氐人以杨为大姓。晋张华《博物志》卷三说：蜀山南高山上有物，如猕猴，长七尺，能人行健走，名曰猴P，一名化，或曰锻P，同行道，妇女有好者，辄盗之以去，……为室家……有子者，辄俱送还其家。产子，皆如人……及长，与人无异，皆以杨为姓，故今蜀中西界多谓杨，率旨锻P化之子孙，时有P爪者也。汉晋时期，留居平原上的氐人普遍汉化，仍以杨为大姓。《华阳国志・蜀志》载成都大姓有杨氏，武阳（今彭山）大姓多达七杨，什邡大姓有杨氏，郫县有杨伯侯，新都有名士杨厚等，他们中有不少氐人的血源。从有关资料看，氐人杨氏与都江堰的关系最密。
五代著名学者杜光庭在《治水记》中说：杨磨有神术，于大皂江侧决水壅田，与龙为誓者。磨辅李守，江得是名，嘉阙绩也。据《华阳国志・蜀志》记载，李冰曾自湔堰上，分穿羊摩江，灌江西。《水经。江水注》也有相同记载。湔堰即都江堰，穿羊摩江即《治水记》所说于大皂江侧决水壅田，大皂江即岷江，江西即岷江西岸地区。根据这些记载可知，杨磨曾协助李冰治水，并重点担负了穿羊磨江及与龙为誓两项任务，最后为了纪念杨磨的功绩，将他负责领导开凿的人工渠命名为羊摩江。这个杨磨，从他与龙为誓，即《华阳国志・蜀志》所载与江神要（约）：水竭不至足，盛不没肩的情况看，当为土著巫师，也是当地民族的首领之一。从其姓氏看，应是氐人。又相传为李冰之子的二郎”，又称杨二郎。明吴承恩《西游记》说二郎庙食灌州灌江口，由玉帝妹子思凡下界，配合杨君所生；据《封神演义》，杨二郎叫杨戳。二郎的塑像，最大特征是三目，中间为纵目，这也与《华阳国志・蜀志》载蜀地西部有作石棺石敦的纵目人的记载相吻合，又二郎架鹰牵犬，“踏弩张弓与氐人的猎人形象也相吻合。传说中，二郎事迹甚多，最主要的是协助李冰治水。二郎当然只是一个神化人物，剥开神话的外衣，它却反映了当地土著民族氐人曾协助李冰治水这一历史事实。李冰治水时，在成都“二江”上修建的七桥中有夷桥，又称笮桥③，也表明李冰曾调动大量土著民族参加治水活动。
三、都江堰工程中的蜀文化因素
有比较才有鉴别。把都江堰工程与古代中原地区的水利工程相比，便容易看出二者的差别。古代中原地区，在传说中鲧的时代，治水以塞为主；到大禹时代，又发展为以疏导为主，实行高高下下，疏川导滞，钟水丰物，即视地势高低，疏导川流薮泽的积水，主要目的是防洪。这在先秦时代的中原地区，一直视为先进的治水方法，当时的一些政治家，如周厉王时的召公、春秋郑国的子产，还主张用这种疏导方法来统治百姓。与中原水利工程相比，都江堰工程在构思设计上、总体布局上，以及若干具体技术上，皆独具匠心，自树一帜，浓具地方文化特征。
古代蜀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重视阴阳五行学说，主张人与自然的协合统一。汉代蜀学的集大成者杨雄曾在《太玄》第四中说：“夫作者，贵其有循而体自然也。其所循也：大则其体也，壮其所循也：小则其体也，瘠其所循也，直则其体也，浑其所循也；曲则其体也，散故不俱。凡事不论大小曲直，都必须循其自然，都江堰工程的基本特征也正在于此。杨雄还总结道：水顺则无败，无败故可久也。都江堰的若干重要工程，如鱼嘴、百丈堤、飞沙堰等，其特征皆是顺水势而非逆水或阻水。都江堰的主导思想是变水害为水利，主体布局特征是无坝分水、壅江排沙、因地制宜、自流灌溉；主要效能是综合利用，防洪、灌溉、水运和社会用水相结合，最大特征是历二千二百多年经久不衰。
都江堰工程中的若干重要技术，如笼石技术、鱼嘴技术、火烧崖石凿崖技术、都江堰渠首和有关河渠上的若干索桥建筑技术，都不同于中原地区的传统技术，具有明显的地方风格和民族文化特征。都江堰的一些古名，如离堆、湔堰、湔绷等，也具有地方文化特征。都江堰工程中，鱼嘴、飞沙堰、离堆、“二江彼此依存，互为制约，缺一不可；这种相互依存的关系，可以说正是阴阳五行的物莫无合、各有阴阳、彼此相生相克学说的绝妙应用。都江堰工程中讲究以水排沙，壅江飞石，正是阴阳学中“刚柔相推而生变化学说的具体表现。都江堰工程中，按不同季节“分四六进水，即在汛期内江吞进四成水，枯期吞进六成水的功能，正是阴阳学中损刚益柔有时，损益盈虚，与时偕行②的形象解释。
都江堰工程中，一系列镇水石神尤为引人注意。在渠首，李冰设计了三个奇怪的水则――石人。《华阳国志・蜀志》说：李冰于玉女房下白沙邮作三石人，立三水中，与江神约：水竭不至足，盛不没肩。这三个石人，分立于岷江、内江、外江三江交叉口，实际上是三个水则，可观察、测定水位。当时我国古代度量衡早已发展成熟，若直接刻标尺干崖边，既简单省事，又便于观察，李冰为何去简就繁，改用石人呢？
李冰还在渠首埋石马，作为“深淘滩”的标准。宋《堤堰志》说：都江口旧有石马埋滩下，凡穿淘者必以离堆石记为准，号曰水则。其下滩深二丈二尺，水则下亦深七、八尺。这也是以石马为水则。
在修建都江堰水利工程时，李冰还下令刻了五只石犀。置干成都和灌县江中，《蜀王本纪》说：江水为害，蜀守李冰作石犀五枚，二枚在府中，一枚在市桥下，二枚在水中，以厌（压）水精，因曰犀牛里。《华阳国志・蜀志》所载略异，说李冰：“外作石犀五头以厌水精，穿石犀溪于江南，名曰犀牛里。后转置犀中二头：一在府市市桥门，今所谓石牛门是也，一在渊中。”这五条石犀实际上也是水则，同时又是镇水石神。李冰所人的这些水则，将古代蜀中科学与神话相混合，促成了古代蜀中水利科学与宗教神话同样延续、同步发展的局面。
石人、石马、石犀的共同特让，都是以石为原料，古代蜀人有崇拜大石、崖石的原始宗教意识。《华阳国志・蜀志》说：蚕丛氏死作石棺石樽：开明氏每王葬，辄立大石，长三丈，重千钩，为墓志，今石笋是也；蜀王妃死，蜀王遣五丁作冢，盖地数亩，高七丈，上有石镜。”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蜀人的大石崇拜意识。从有关资料看，蜀人尤其认为石神可战胜水神，当人们看见滔滔洪水卷走房屋，摧毁村庄，刮倒大树，荡平田野，却于巍炸屹立的巨石、山崖莫可奈何，便相信石神能战胜江神，能镇住水怪。李冰之时，青铜冶炼仍很发达，冶铁业已发展到相当水平，制陶业兴盛下衰：用这些原料造像，都很有条件，如秦始皇兵马佣坑便造了大量陶人、陶马。李冰弃铜、铁、陶不用，全用石造像，主要是为了适应蜀人的大石崇拜意识，另外在阴阳五行学说中也包含着更为深层的意义。
石人，早在李冰之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已出现于蜀中。近年在成都方池街新石器时代遗址中，便发现一只石人佣。在李冰之后，以石人镇水的作法仍保留下来。近年在灌县都江堰江中鱼嘴后部，发现了东汉刻的李冰石像，铭文说当时一批便造了三石人，目的是为了珊（镇）水万世，不久之后，在那里又发现了一具石佣。这些说明了李冰刻三石人并非新创，乃是对蜀文化的继承和适应。
石犀、石马，也是具有地方特征的神物。《风俗通》载李冰曾变作苍牛，与水神相斗。在他们相斗的地方，世称“斗犀台，至今不变。李冰变苍牛事不足信，但揭开神话的外衣，可看出在古蜀人的意识中，犀牛神可以战胜水神。蜀地有关犀牛的神话颇多，如广汉有“沉犀江、“沉犀桥、宜宾（戎州）有“伏犀滩《蜀王本纪》、《秦惠王本纪》曰：秦惠王欲伐蜀，乃刻五石牛，置金其后，蜀人见之，以为牛能大便金，牛下有养卒，以此为天牛也，即发卒千人，使五丁力士拖牛成道。战国时蜀文化已发展到相当高度，蜀国同楚国、中原诸国、秦国都有外交往来，绝不致于无知到如此地步。此实为秦史官捕风捉影，对蜀人的嘲讽。剥开神话的外衣，我们可以看到的事实是：蜀人以石牛为神、或为图腾。秦、蜀以国相交，秦惠王在正式伐蜀前，为了打蜀一个措手不及，故做友好，特制蜀神五石牛赠蜀国。正因为石牛是蜀神，蜀王才派大批人马前去迎接。古代氐人、现代阿坝嘉绒藏民每年七月三十日都举办极为隆重的牛王会”，进行斗中比赛；古代蜀人每年祭祀李冰时，也要举行斗牛表演；这些也佐证了神牛为蜀神。蜀文化认为牛（犀）神可制服江神，反映了它早期受牧业文化的影响，这也是它与南方其它地区以龙为最尊水神的文化区别。李冰造石牛、石马镇水，也映证了前面说的他曾任用上着巫师、土著水利师（很可能也是巫师）未负责水利设计。
需要特别讨论的是这些石牛、石犀的数字。我们认为，“五石牛”、五石犀，都反映了浓厚的阴阳五行意识。《华阳国志・蜀志》说：“九世有开明帝，始立宗庙，以酒曰谴，乐曰荆，人尚赤，帝称王。……未有溢列，但以五色为主，故其庙称青、赤、黑、黄、白帝也。”开明氏尚赤崇五，在这一段文字中已基本表现出来。这在考古资料中，也有反映。近年在新都发现的蜀王墓，腰坑中出土器物一百八十八佯，各种器物的组合数字，主要是五件或其倍数（如十件、十五件），少数是两件，下见其它组合数字。这显然与当时蜀中流行的阴阳五行有密切的关系。近年在阿坝汉代石棺墓出土的陶器中，发现一陶盖上有朱书赤帝二字，正是古蜀人“尚赤的反映。据当时七国流行的五行学说，五色、五方、五德、度数等五行关系，可互配如表。
五行关系，相生相克，互为制约。从该表中很容易看出李冰以五石犀镇水怪的五行含意。石犀，质料上属土；五，度数上亦属土；从五行相克的关系看，土胜水，石神有镇水的含义。这也是都江堰工程中以三石人二石马为水则的五行含意所在。同时这又与蜀人崇石的原始宗教意识相统一。从五行相生的角度看，土生金，蜀土著氏人自视属土，秦属金，这就暗含着蜀该归秦。秦惠王送五石牛”予蜀王，正包含着这一层政治含意。李冰造五石犀，则暗含着秦统治蜀地的合理性。
不过，当时蜀中的阴阳五行学说尚没有上表那么标准化。杜宇氏王朝（即后来的土著势力）、开明氏王朝所奉行的阴阳五行略有个别，又互相渗透。开明氏尚赤，当以七为度数，但又以五为度数。究其因，其统治阶层中或保留了不少杜宇氏时期的巫师及其学说；开明氏统治的民族，曾长期受杜宇氏统治，保留一些过去的意识也在情理之中；开明氏为了统治他们，作一些灵活的文化适应，乃势所必然。以杜宇氏为代表的蜀士著民族，自以为居天下之中，这种意识正如一些中原人自以为居天下之中一样，都是民族自我中心意识的反映，是可以理解的。吕子方先生通过对《山海经》的系统研究后，认为《海内经》是蜀国的作品，并认为《山海经》所说的“天之之中指的是川西平原②。蒙文通先生也曾指出：《山海经》全书三个部分所说的天下之中，都与中原文化所说的天下之中迥不相同；它所指的是巴蜀、荆楚地区，或者只是巴蜀地区②。开明氏本是楚人，《蜀王本纪》称其为荆人鳖灵，他们在蜀中奉行的阴阳五行学说，表现出受家乡文化影响的痕迹。《吕氏看秋・有始》说：“西南曰朱天。高秀注：西南，火之季也，为少阳，故曰朱天。朱即赤，开明氏尚赤，即自以为居天下之西南。这与楚人自称南蛮，大体一致。
秦人也奉行阴阳五行学说。《吏记・封禅书》载秦襄公至献公，先后作西峙、廓峙、密峙、上峙、下峙，祭白、青、黄、炎帝。秦水德说兴起较晚，萌于秦孝公之后，成于始皇之时。秦曾把自已的水德、尚黑，度数六的五刀说强迫推行于巴郡。秦昭王时规定板J君长每年出赋二千一十六钱，三岁一出义赋一干八百钱，百姓户出中家布八丈二尺，鸡羽三十A。二千一十六钱，是六的三三六倍，三三六又是六的五十六涪，一千八百钱是六的三百借，三十A是六的五倍。李冰不象巴郡那样强制推行秦人的体系，主要是尊重蜀人自已的体系。这正是他比一般地方宫更高明之处。李冰所以奉行蜀人的思想体系，除了他认为这套思想体系确有可取之处外，主要是为了安抚蜀人、稳定民心。秦、蜀毗邻，统治者之间曾多次通婚，③民间经济文化广泛交流，互有影响，又都受“西戎氐羌文化影响极深。战国时期，秦、蜀流行的原始宗教意识，都以阴阳五行为重要内容，彼此近似。所以，蜀人的宗教观念能为李冰所理解，李冰的作法，能为蜀人所接受。
部分汉移民也参加了修建都江堰的行列。在李冰之前，见于文献记载的移民，只有一次。《华阳国志・蜀志》说：周郝王元年（前314年）因蜀中戎伯尚强，移秦民万家实之。不过，从我国历史上向边地移民的惯例看，零星移民始终存在。他们中间一部分必然也参加了修建都江堰。但从都江堰工程的总体布局和各个环节看，外来文化因素表现得不多。看来外来移民没有参予总体布局设计和重大技术指导，至少没起关键作用。都江堰工程中较清楚的外来文化因素，主要表现在采用了一些当时较先进的工具上，如大量铁质工具、马车、牛车和船、舫船的使用方面。我们知道，秦国是最先采用铁器的同家之一，春秋时期已开始使用，战国时已普遍应用到生产、生活的许多领域。牛车、马车也发明于中原地区。在有关“西南夷文化的大量考古资料中，根本不见马车、牛车的影子。中原地区的船，一般以木板制成；舫船就是并两木船为一体，在楚、越文化中较多。西南夷文化系统中的“船”，一般都是独木舟，见于巴蜀图语符号、铜器纹饰、古彝文、纳西文字中。蜀地的独木舟较为有名。《淮南子・椒真训》说：“越胯蜀艇不能无水而浮。高诱注：蜀艇，一板之舟。上述较先进的生产工具和运输工具，主要是通过移民带进西蜀。正是这些较先进文化因素的传入，为提出和建成都江堰工程带来了可能性。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都江堰工程中虽有汉文化因素，但主要成份还是土著的蜀文化。毫无疑问，都江堰是中国文化的灿烂结晶，是中国文明的划时代杰作；如果再细分，我们也可明确指出，都江堰是蜀文化滋润的硕果，它凝结了蜀文化的科学技术和朴素的宗教意识。
[蜀文化渊源]
蜀文化从距今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兴起，在距今2500前的东周时期，由于巴文化的兴起，逐渐融汇为巴蜀文化，扩大为巴蜀大文化体。至秦汉时期，巴蜀文化又逐渐融汇入中华文化之中。
远在距今4500年左右，在成都平原就已经产生了作为蜀文化源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 ――“宝墩文化”。宝墩文化是文明孕育时期的考古文化，宝墩遗址既是这一时期成都平原时 代最早的古城址的典型，也是四川即将跨进文明门槛的历史见证。
举世闻名的广汉三星堆古城遗址，是目前面积最大的蜀文化遗址。三星堆遗址的发掘表 明，“以小平底罐、高柄豆、鸟头形勺等器形为代表的这类文化遗存，在川西平原是自成体系 的一支新文化。”从而证明，远在西周以前，川西平原就有一支与中原文化有别的、地方特色 浓厚的土著文化――蜀文化的存在。
古蜀文化是一个影响范围较为宽广的地域文化，它是由一个“中心”、四个“板块”构 成的，即以三星堆文化(包括十二桥）为中心，并由成都平原、汉中盆地、秦岭地区和蜗江上 游四个部所组成，它在江汉与二里头夏文化相遇，在陕南与商文化相遇，在渭滨与周文化相遇 。
古蜀先民创造了光灿夺目的古蜀文明，三星堆文化是其鼎盛时期的代表。2000多年前修 建的水利工程都江堰，至今仍发挥着灌溉成都平原的巨大作用，这在世界水利工程史上是仅有 的奇迹。而色彩艳丽的蜀绣蜀锦、“一菜一格，百菜百味”的川菜、清幽闲适的茶文化等都是 古蜀文化的具像表现，有些还被视为中国文化的象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