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橙阳散志》的编修及其史料价值（下）
三、史料价值
传统徽州共有7部乡镇志，即《橙阳散志》《丰南志》《孚潭志》《善和乡志》《西干志》《岩镇志草》和《沙溪集略》，除《西干志》属于山水志，专门记载歙县西干山的自然、人文等情况外，其他几部方志均为记载徽州望族所在村落的村志。与其他6部方志相比，《橙阳散志》编纂周期最长，卷次最多，内容最为丰富，因而具有更高的史料价值。
《橙阳散志》为清代乾嘉时期歙县江村之村志，详细记载了从宋至清代乾嘉时期，该村的社会经济、教育文化、风俗民情、民间组织运作、社会变迁等实态，亦从长时段的角度集中反映了江氏宗族崛起、发展演化的历史，具有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具体来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商业史研究价值
明清时期徽商作为中国最为重要的商帮之一，其商业资本之巨，从业人员之多，活动地域之广，为其他商帮所不及。徽商经营行业较众多，但主要集中在盐、典当、茶叶、木材等行业。盐商则是徽商的中坚力量，而徽州盐商又主要集中在歙县。歙县江村江氏为扬州盐商的主体力量之一。对此，民国《歙县志》记载：
邑中商业以盐、典、茶、木为最著。在昔盐业尤兴盛焉。两淮八总商，邑人恒占其四。各姓代兴，如江村之江，丰溪、澄塘之吴，潭塘之黄，岑山之程，稠墅、潜口之汪，傅溪之徐，郑村之郑，唐模之许，雄村之曹，上丰之宋，棠樾之鲍，蓝田之叶皆是也。彼时盐业集中淮扬，全国金融几可操纵。
《歙县志》虽然将歙县从事盐业经营的几个主要宗族列举出来，但只是在宏观层面的描述，关于每个宗族盐业经营的详细资料则是县志无法提供的。
《橙阳散志》作为歙县盐商主体之一江村的村志，详细记载该宗族从事盐业，尤其是两淮盐业经营的资料。这些资料不仅对于集中探讨江氏商人的盐业经营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从微观层面、个案角度研究徽州盐商亦有所裨益。
从《橙阳散志》内容来看，江氏商人主要集中在两淮地区经营盐业，该书中记载多是“业鹾维扬”“业鹾广陵”“业鹾扬州”等。据笔者不完全统计，江氏商人经营盐业有30多人，这些族人多在两淮行盐，尤其是集中在扬州地区。笔者统计的这些江氏盐商仅为《橙阳散志》中记载的部分内容而已。从中可知，自从明中叶开始，该村族人就从事两淮盐业的经营，到清代康熙、乾隆年间达到鼎盛，尤其是以“布衣上交天子”的江春为代表，他担任两淮总商四十年，可谓是“身系两淮盛衰垂五十年”。
明清时期徽州是一个“商贾之乡”，大量民众外出经商，而歙县在万历时期已是“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了。入清以后，当地民众外出经商之风更盛。伴随着商业经营的需要，很多徽商及其子弟逐渐在侨寓地定居，开始繁衍生息，逐渐在新的居住地实现“在地化”。而这种在地化的动因，多半是因长期在外经商所致。歙县北乡江村江氏是著名的商贾世家，他们经商人数众多，经营行业广泛，活动具体广袤，从而使得江氏族人侨寓地也十分广泛。下面以扬州、无为州为例，对明清时期歙县江村江氏的商业移民现象进行考察。
扬州作为两淮盐业的“大本营”，是徽州盐商麇集之地。江氏商人多在两淮行盐，族人多侨寓此地，世代繁衍，逐渐在地化。如生活于清代康乾时期的江注，“侨寓维扬，志笃根本，尝修葺许村青山头祖墓，建碑以垂久远”。江允升“乾隆辛未，郡邑大饥，公客维扬，捐千余金，首倡义举，买谷以赈，村党扬寓诸贤仿其事，醵金数万，建惠济官仓，俾六邑凶荒有备，实公之昆季启其端也”。江世栋“侨居维扬，凡事关故乡宗党，实力举行，视亲支如一体，间遇困乏，分财周恤，倾橐弗惜”。江永交“生平好义，厚待亲支。客居维扬，里党公事，恒多倡助，族戚往来其间，缓急并蒙嘘植”。江承联“寄居扬州，国子生，敦本尚义。里中社坛建自前明，岁久倾圯，公捐金倡建”。
《橙阳散志》中关于江氏族人侨寓扬州的例子还有很多，不再逐一列举。这些侨寓扬州的江氏族人要么为徽商，要么就是徽商子弟。他们在扬州定居，其子弟在当地占籍，或寄籍，并以此在当地参加科举考试。《橙阳散志》“选举志”中，有很多族人在扬州、仪征、江都等地参加科举考试，他们当中不乏以“科第”“文学”“荐辟”“拔贡”“舍选”“殊恩”等功名、官职或殊荣者。如江恂的六世祖光禄公于晚明时期，“业鹾扬州”，也就是因经营盐业而侨寓扬州，此后其子孙皆在扬州定居。江恂即以仪征籍诸生的身份，参加科举考试，并以拔贡入仕。在乾隆四十年（1775），他又以江都籍的身份任徽州府知府。侨寓扬州的族人，虽身在异乡，但不忘桑梓，他们热衷于家乡的社会公益事业。如乾隆年间，“寓居扬地支丁”的江氏族人输赀重修江村的赉成堂。因风雨侵蚀，到嘉庆七年，侨寓扬州的族人再次捐资进行维修，“凡添换梁柱，并一切工料，共用二千数百余金，工程巩固，祠宇改观”。
除了扬州以外，江氏族人侨寓无为州的也较多。早在明中叶，江若蓂就曾在当地经商，当时“有同渡遗金三十，铤追而还之。又尝典铺被盗，恐多牵累，隐不呈报，会盗贼为缉捕所获，呼公质证，公绝不认，盗得免死，寻为良善，一时传颂高义”，因多善举，被世人称颂。明代嘉靖、万历年间，江元鼎因在无为州经商，遂“占籍庐郡”。元鼎公的元孙江家祚认为其先祖到无为州侨寓的原因是经商所致，其言曰：“自吾支祖之迁淮西也，多历年所向，以淮为贸迁地，寄寓其间。”
随着无为州经营贸易的发展，江氏族人在当地定居日益增多。尤其是入清以后，江氏族人在无为州在地化十分明显。江政观“居无为州，再迁桐城周家潭”。江泉龙、江维浩、江仕侠祖孙三代人皆定居无为州。因族众定居无为州日益增多，每年往返故里歙县江村祭扫路途遥远，多有不便，江氏族人在元鼎公之孙江泉龙的带领下，于顺治十七年（1660）在无为州南乡的南圩头创建支祠笃本堂，当时“爰建祠堂，各分老幼，春秋偕至，祭奠一堂，欢欣鼓舞，免歙州千里之劳，节往返之费，于间岁一返故乡，较昔良便”。祠堂建立后，邀请族人“聘龙及孔龙、胤龙诸公准诸体制，定以祠规”。
随着世系推衍，族人在无为州定居的人数众多。在雍正初年，就达到“丁口数千余人”的规模，这些族众在无为州分布十分广泛。对此，《橙阳散志》记载：
正二公分祠，亦名笃本堂，在无为州南乡南圩头，希曾、千里两门建。支下分处，共十一村：曰桥西，曰张三渡，曰清水凹，曰官田河，曰俞家渡，曰潘思滩，曰南圩头，曰东湖，曰前竹园，曰八里坂，曰鹤毛河，胥以此为总汇。每岁三月初一日春祭，冬至日冬祭，诸族毕集。祠建于顺治十七年，康熙三十九年增建祠廊，乾隆四十年间毁，四十五年重建。
根据上引资料可知，从明代中叶，到清代乾隆年间，歙县江村正二公派下的族众迁居无为州已有两百多年时间。因人丁兴旺，乃至形成了希曾、千里两大支派。这些族人分布在十一个村落，他们以新建的笃本堂作为支祠，每年举行春秋二祭。为保证祠堂的日常运作，族众还积极捐资田产，作为日常开销之资。如江光祖，“承先志，尝捐田入无为州支祠，以助祭祀，族人感其谊”。
虽然定居在无为州，但族众不忘桑梓乡情，定期回歙县江村展墓。江权龙不仅在无为州创建支祠，还在故里江村“立祠规于故乡祠墓，定以三岁一归祭扫”，以表尊祖敬宗之情。此后，族人时常返乡祭扫祖墓。如江以宥，“字之三，里村人，居无为州南圩头。性诚朴，笃志根本，年七十外，犹率领宗支，时归故里，展谒先墓，不惮千里跋涉，孝思真挚，近俗所不多觏”。
为开展日常礼俗活动需要，同时也为加强对族众的管理，定居在无为州的江氏族人，不仅兴建祠堂，而且开始编修族谱。雍正年间，江氏族人“将迁淮以后二百余年丁口数千余人，叙其世次，志其里居，汇为善本，藏之各分”，编修支谱。
在侨寓地无为州创建支祠，编修族谱，是江氏族人在侨寓地在地化的重要表征。此外，他们还在当地参加科举考试，获得功名。在《橙阳散志》“选举志”中，清代前期，就有不少族人在无为州入学、获取功名的事例。如江俊、江祚长、江世桢、江家澍、江之南、江必禄、江三奇等人，就在当地以“文学”名义获得科名。
概而言之，明清时期，歙县江村江氏是个商人辈出的宗族，江氏盐商是扬州徽州盐商的最为重要的几个家族之一，深刻影响着明清两淮盐业与扬州社会经济的发展。《橙阳散志》中蕴含丰富的商业史资料，尤其是关于江氏商人在两淮盐业的经营记载最为丰富。若辅之以族谱、文集等相关资料，则能从长时段角度对江氏盐商发展轨迹进行全面考察。《橙阳散志》还显示，随着商业发展，江氏族人不断迁徙到经商地，并逐渐实现在地化，尤以扬州、无为州最为突出。徽州其他乡镇志虽然也有一些徽商贸易和移民的记载，但颇为分散，不成规模。换言之，从《橙阳散志》能够集中窥探明清时期徽商的商业发展和人口迁徙情况，形成一个完整的链条，而徽州其他乡镇志则不具备这样价值。
（二）村落社会史研究价值
明清时期徽州多聚族而居，往往是一村一姓，或一村数姓，形成一个强大的宗族社区，因此，徽州的文献大多是记载具体乡村聚落情况的载体。随着学术研究的深入，徽州村落社会史研究越来越受到学界关注。徽州乡镇志就是一种集中体现徽州乡村社会史的文献。虽然徽州6部乡镇志都是记载徽州望族聚居村落的村志，均有不少反映徽州村落社会史方面的内容。但与其他5部乡镇志相比，《橙阳散志》卷次最多，记载村落社会史方面的内容最为丰富，因而这方面的史料价值也就更高。
《橙阳散志》作为清代歙县江村的村志，着重记载了宋至清代嘉庆以前该村村落治理、桥梁道路修建、屋宇建设、宗族管理、风俗民情等情况，蕴含丰富的村落社会史资料，是研究宋至清代乾嘉时期歙县江村村落变迁、江氏宗族发展轨迹、日常生活、民间信仰的重要资料。
卷六《礼仪志》中的岁时、婚冠、丧葬，卷七《风俗志》中的灯事、游神、还烛、保安，这些内容都是研究徽州乡村社会及江氏宗族活动、民间信仰和民俗活动的绝佳资料。卷八《舍宇志》中关于社坛、祠堂、书院、园馆、庙宇（庵、观），卷九《营建志》中的社仓、坊表、桥梁、道路、路亭，卷十一《艺文志二》中收入江村景房公祠堂记、赉成堂、悠然堂、本乎堂、展锡祠、淮西两门祠堂、东皋堂、茂荆堂、居敬堂、安义堂、明善堂、貤庆堂祠等众多门房支派祠堂的碑记，上述资料都是深入考察江村村落建设、江氏宗族活动、民间信仰的重要资料。
尤为值得关注的是，该方志中的《艺文志》收录的有关该村落的序文、碑记、诗歌资料更为丰富，这些资料是研究徽州乡村社会史的宝贵资料。明清时期徽州会社十分普遍，举凡文会、祀会、钱会、桥会等无所不有。江绍莲在《歙风俗礼教考》中对歙县文会功能曾有专门描述：“各村自为文会，以名教相砥砺。乡有争竞，始则鸣族，不能决则诉于文会，听约束焉。再不决，然后讼于官，比经文会公论者，而官藉以得其款，要过半矣，故其讼易解”。
其实，江绍莲所在的歙县江村不仅有聚星文会、瑞金文会、蟾扶文会等文会组织，而且还有其他会社，如祭祀性会社组织。这些会社资料在《橙阳散志》中有着丰富的记载，如卷十中《建立社坛示碑》（嘉靖五年）、《重建慈化西社记碑》（康熙五十三年）、《兴建鹏扶文会馆记碑》（乾隆年间），卷十二中《议建瑞金文会保龙序》（天启五年）、《聚星文社序》（万历十二年）、《重兴聚星文社序》（天启元年）、《建聚星文社馆序》（天启三年）、《建聚星文社馆序》（天启三年）、《聚星会馆告成序》（崇祯八年）、《重修聚星会馆序》（康熙元年）、《江村文会义田序》（乾隆年间）、《仁里社序》（天启元年）、《荣养堂文明新社序》、《蟾扶文会序》（乾隆年间）、《蟾扶文会序》（乾隆九年），这些民间社会组织，在江氏宗族的文化建设、民间信仰、祭祀活动、教育发展、村落治理等方面都发挥重要作用。
如众所知，清代乾隆、嘉庆年间，在中国南方的广大山区，棚民活动十分活跃。他们进山垦殖，在促进山区经济开发的同时，也对当地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棚民问题在当地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引起各地官府及清廷的关注，乃至在乾隆、嘉庆年间在全国各地掀起一股“驱棚运动”。徽州地处皖南山区，在乾隆、嘉庆年间，棚民问题十分严重，引起地方官府和徽州宗族的关注。歙县江村的棚民问题也较为突出，棚民大规模的垦山造成江氏祖墓所在的飞布山生态风水破坏严重。卷十《飞布山保龙禁碑》（乾隆十一年）、《飞布山保龙禁碑》（乾隆三十七年）、《飞布山保龙禁碑》（乾隆四十年）、《飞布山保龙禁碑》（嘉庆八年），就是关于乾隆、嘉庆年间江村棚民垦殖造成生态问题的记载。从中可以看出，从乾隆十一年到嘉庆八年，江氏族人三令五申的向官府申诉，要求严禁棚民进山开矿，但却屡禁不止。若将这些棚民资料与徽州其他地区的资料结合起来使用，有利于深入探讨徽州棚民问题。
（三）徽州地方史研究价值
《橙阳散志》虽然是歙县江村的村志，其内容除了记载有关江村的内容外，还大量记载了有关徽州，尤其是歙县自然地理、社会风俗等方面的内容。这些内容主要集中在江绍莲续编版本的卷末《备志》中，共有歙疆域形势考、歙山脉水源考、歙建置沿革考、歙城郭乡隅考（含公署、桥梁）、歙风俗礼教考（含祠宇）5篇，有2.6万多字，占全书内容的13.5%，内容涉及徽州山川河流、徽州府建置沿革、歙县基层行政区划、徽州及歙县风俗变迁等情况。可以说，《备志》是续编《橙阳散志》最大的特色，其记载的内容也超越了乡镇志的范围。这也是《橙阳散志》有别于徽州其他乡镇志最为主要的特征，因而，《备志》是研究明清徽州地方史的重要史料。
在《歙县疆域形势考》《歙县山脉水源考》《歙建置沿革考》《歙城郭乡隅考》中，江绍莲运用大量运用正史、政典、方志、文集、笔记等资料，如《史记》《梁书》《旧唐书》《新唐书》《水经注》《山海经》《文献通考》《新安文献志》《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新安志》《万历歙志》《陔余丛考》《素壶便录》《徽郡志略》《歙故城考》《歙故城续考》《蔗畦外集》《劝谕埋棺札》等文献，其中，有些典籍已散佚，故江绍莲引用的资料就更显得珍贵。
在对歙县疆域、山川河流、徽州府建制沿革、歙县行政区划等进行系统考察的过程中，江绍莲将各种资料进行比勘，形成的专篇考证文章，纠正了《新安志》《徽州府志》记载的一些错误之处。例如《歙建置沿革考》前半部分内容是论述徽州府历代沿革情况，后半部分内容则是考证歙州古城情况。关于歙州古城，《新安志》说，歙州古城始于隋代义宁年间，而江绍莲引用吴度《歙故城考》认为，“随义宁中始有之，今郡志因之，失于不详考耳”。江绍莲通过吴度的记载，对《新安志》中关于歙古城始建年代产生怀疑，于是通过征引《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赵黄门《徽郡志略》、吴瞻泰《歙故城续考》等史籍，相互比勘，终于考证出歙州古城始于三国时期的毛甘故城，而并非始建于隋朝义宁年间，证实了《新安志》《徽州府志》记载的错误，并由此认为“毛甘功不在汪越国下也，则今之府治为毛甘城故址，其彰明较著者矣。”
值得注意的是，《歙风俗礼教考》详细记载了明清时期徽州及歙县四乡风俗民情的变迁，尤其是关于经商风气的变化。该篇文章是《备志》中最有价值的的内容，也最为学界关注。最早发掘其史料价值的是近代徽州学者许承尧，许氏将其一部分内容节录在《歙事闲谭》中，从而使得后人得以知晓《歙风俗礼教考》的内容和价值。1985年出版的《明清徽商资料选编》将《歙事闲谭》中节录的《歙风俗礼教考》有关徽州经商风气和社会风俗的内容收录资料集，后来被研究明清社会经济史，尤其是徽商研究的学者频频征引，造成很多学者不知《歙风俗礼教考》的作者身份，甚至误以为《歙风俗礼教考》为许承尧撰。直到笔者系统《橙阳散志》才发现，《歙风俗礼教考》的作者并非最初编纂该书的江登云，更非节录该文的许承尧，而是续编《橙阳散志》的江绍莲。鉴于学界此前未能见到《歙风俗礼教考》全文，下面笔者重点介绍该文的主要内容，以便凸显其史料价值。
《歙风俗礼教考》（祠宇并载）全文9258字，其中有关徽州风俗礼教的内容有5900多字，关于徽州府学、紫阳书院、歙县县学、问政书院、程朱三夫子祠、会馆等内容3200字。由此可见，该文中关于徽州、歙县风俗礼教内容最多，主要内容有两部分。首先，是关于徽州府风俗民情、经商风气、社会变迁、民间信仰、徽州民间礼仪等的记载。其次，是关于歙县境内四风俗民情、徽州手工业及土特产情况、经商情况等记载，内容甚为丰富。例如，关于徽州经商风气的记载：
郡邑田少民稠，商贾四出，滇、黔、闽、粤、豫、晋、燕、秦，贸迁无弗至焉，淮、浙、楚、汉，其迩焉者矣。其拥雄资者，高轩结驷，俨然缙绅。次亦沃土自豪，奔走才智，而遍植其亲朋。最次且操奇赢，权出纳，翼妻拿而橐遗其子孙。然亦固有单寒之子，无尺寸藉，而积渐丰裕者，亦有袭祖父成业，未几而贫乏不振者。辄谓郡邑地高水迅，蓄难泄易致然。殊不知盈虚消长，气运循环，而亦视乎其人之担荷，天道恶盈，鬼神福谦，商贾之夫，彼固懵然不晓也。哀哉!
商居四民之末，徽殊不然。歙之业鹾于淮南北者，多缙绅巨族。其以急公议叙入仕者固多，而读书登第，入词垣跻膴仕者，更未易仆数，且名贤才士往往出于其间，则固商而兼士矣。浙鹾更有商籍，岁科两试，每试徽商额取生员五十名，拔杭州府学二十名，仁钱两学各十五名。淮商近亦请立商籍，斯其人文之盛，非若列肆居奇，肩担背负者，能同日而语也。自国初以来，徽商之名闻天下，非盗虚声，亦以其人具干才，饶利济，实多所建树耳。故每逢翠华巡幸，晋秩邀荣，夫岂幸致哉!则凡为商者，当益知所劝矣。
上述资料为历来研究明清经济史、商业史、商帮史等学者引用。《歙风俗礼教考》中关于徽州和歙县经商风气、社会风俗的资料还有很多，但因篇幅有限，其他内容不再逐一列举。
关于徽州风俗，以冠婚丧祭、岁时、傩等礼仪记载较为详细。例如，关于徽州葬礼风俗。江绍莲引用吴殿华《劝谕埋棺札》来说明徽州丧葬中的风水观念，而吴氏所撰文献已很难得见，这也显示出《歙风俗礼教考》的史料价值。又如，关于徽州民间祭祀的社祭、五猖神，江绍莲征引《素壶便录》内容，丰富了徽州民间祀神的资料。《素壶便录》为江绍莲之父江登云所撰的一部笔记，主要记载全国各地，尤其是徽州自然地理和人文风俗，故而也是江绍莲续编《橙阳散志》的重要参考资料。
综上所述，《橙阳散志》作为一种方志，其内容是包罗万象的，因而史料价值也是丰富的。上述所言商业史、村落社会史研究和徽州地方史等方面史料价值，仅是选取主要方面论述而已。除此之外，《橙阳散志》在文学、艺术等方面也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橙阳散志》虽然是一部乡镇志，但作为反映徽州乡村社会“百科全书式”的典籍，它不仅全面、系统记载了宋至清代前期歙县北乡江村村落变迁、江氏宗族教育文化发展、商业活动、人口迁徙、民间信仰、日常生活、宗族发展等方面内容，还大量记载了明清时期徽州风俗民情、经商风气、民间信仰等内容。该书不仅对于探讨歙县江村江氏商业发展、村落社会变迁等提供重要资料基础，而且对于深化明清时期徽州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研究也有所裨益。
四、结语
《橙阳散志》作为徽州重要乡镇志之一，其编纂者为清代乾隆、嘉庆时期的江登云、江绍莲父子。他们先后利用五十多年时间，潜心搜集有关其桑梓之邦江村的各种资料，并相互校勘，在长期积累基础上，共同完成这部方志编修。虽然学界对《橙阳散志》的运用较多，但在其版本和卷数方面存在严重分歧，尚未明晰其版本和具体卷数，这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对该方志的运用。
目前学界对该方志版本方面，存在乾隆四十年刻本和嘉庆十四年刻本等不同观点，卷数则有十二卷和十五卷之别。之所以出现这些问题，与学界对该方志长期的动态编纂过程关注不足不无关系，乃至造成在利用方面出现不少讹误，尤其是将《歙风俗礼教考》一文作者张冠李戴，严重影响该方志价值的发挥。笔者在系统搜集该方志各种版本的基础上，相互比勘，基本厘清该方志的动态编纂过程，并对其史源问题也作了有益的探讨。
明清时期徽州既是个“文风昌盛之地”，又是个“商贾之乡”，“崇儒重教”、“故贾而好儒”是徽州重要风气。歙县作为徽州首邑，文化更为昌盛，科举更为发达，富商大贾尤为众多。江村江氏是就是典型代表。该宗族在科举、文化（文学、书画等）和商业经营方面都有突出表现，尤其是在盐业经营方面最为突出，在歙县首屈一指。这些丰富的资料都在《橙阳散志》中得到集中体现。
当然，一部著作即使有丰富的史料价值，但却难以孤立的表现出来，而是需要与其他相关资料结合使用，在相互印证中才能更加凸显其研究价值。令人欣喜的是，歙县江村江村宗族遗存下来的资料较为丰富，不仅有《橙阳散志》，而且有族谱，如《济阳江氏族谱》；还有丰富的诗文集存世，如江东之《瑞阳阿集》、江天一《止庵遗集》、江昱《松泉诗集》《题襟集》、江恂《蔗畦诗稿》、江昉《晴绮轩诗集》《晴绮轩集句》《练溪渔唱》《集山中白云词句》、《新安二江先生集》等。此外，清代其他学者的著作，如李斗《扬州画舫录》、汪鋆《扬州花苑录》、焦循《扬州画足征录》、杭世骏《道道古堂集》、袁枚《小仓山房诗文集》《随园诗话》、阮元《淮海英灵集》《揅经室集》、沈叔埏《颐彩堂诗钞》、张维屏《国朝诗人征略》、金兆燕《棕亭诗钞》、王昶《湖海诗传》《蒲褐山房诗话》、赵翼《瓯北集》、沈大成《学福斋集》等著作，对江氏商业经营、诗词文学、社会公益事业也有大量记载。将上述江氏族人和外地学者的著作与《橙阳散志》比照而观，则可以对歙县江村江氏宗族的商业经营、教育文化、民间信仰、诗词文学、村落变迁等进行深入剖析。同时，在这些资料相互结合运用的过程中，也更能凸显《橙阳散志》的史料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