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70年来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下）
西方史学史编纂的不断拓展
通史类的西方史学史著作，无论是教材还是专著，都是这门学科不断积累的产物，它又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反映了某一阶段中国学者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水平。70年来，前30年还未出现过一本由国人自己编纂的西方史学史，这样的设想还是要等到20世纪60年代初。1961年4月，高教部在北京召开了高等学校教材编选工作会议，会议决定将中国史学史和外国史学史列入历史系的教学计划，并编纂相应的教材。是年底在上海召开外国史学史教材编写会议，决定由耿淡如师任主编，成员有齐思和、吴于廑、蒋孟引、郭圣铭、田汝康等前辈。此后，耿师为这本教材竭尽心力，比如他做了从希罗多德至汤因比的数十万字的资料长编（英俄文资料摘译），真可谓是一册西方史学史的雏形，此项工作因“文革”而中止，是为憾事也。
1984年8月，教育部在成都召开高等学校西方史学史教材编写工作会议，这自然是耿淡如师23年前主持编纂同类书的未竟事业，当然是在新时期历史条件下的一次“学术重组”。新版由张芝联、谭英华任正副主编，其成员有郭圣铭、孙秉莹、杨生茂、朱寰、李雅书、张广达等前辈史家，笔者也忝列其中。启动后，我即开始写作，谭先生已写出了长篇导论，其势头十分看好。但因编写组人员多年迈体衰矣，这一计划也最终没能实现，亦为憾事也。
1996年，国家教委制定了高等教育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张广智申报的西方史学史项目经专家评审中标，2000年由张广智主著的《西方史学史》以“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计划”面世，后又列入“十五”、“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还被教育部历史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定为“推荐教材”，该书第四版已于2018年6月出版。
2011年由张广智主编的六卷本《西方史学通史》问世。该书起自“荷马时代”迄至现当代西方史学发展的历史进程，开中国多卷本西方史学史编纂之先河，被学界评价为“我国史学史研究中的一件大事，将被记录在中国西方史学史研究的史册上”。笔者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出现更好的《西方史学通史》取代之，把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编纂上升到一个新阶段。
晚近以来，国家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内含编纂各学科的系列教材，《外国史学史》当然在其中。自2008年陈恒作为首席专家主持这一工程，历经周折，终于在2019年1月出版了这部《外国史学史》。它与一般标为“西方史学史”的书不同，在该书中明显拓宽了区域，不只限于“西方”，如古代部分的两河流域、埃及和印度的史学，中古部分的阿拉伯史学，现代部分的亚非拉史学等，在教材中均占有一席之地。编写组成员的视界与识见多有创意，可与现行坊间流传的西方史学史相媲美，以彰显“马工程教材”之风采。
以上四项直接由教育部领导与组织的西方史学史教材编写工作，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经一个甲子，历尽坎坷，辛勤劳作，它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之艰辛，这里重温和记录这些内容是为了再出发，更好地前行。
我国新时期的西方史学史（或称外国史学史）无论是编教材还是个人专著，当从1983年开始。1983年，由郭圣铭编纂的《西方史学史概要》出版，在百年来中国的西方史学史之史的历程中，这是一个零的突破，起到了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推动作用。自此迄至2019年由陈恒主编的《外国史学史》出版，就我个人的孤陋寡闻所见，这种通史性的书大约有20种（包括若干断代的史学史），为新时期日益进步的西方史学史研究，不断地增光添彩。“浓绿万枝红一点，动人春色不须多”（宋·王安石诗句），这里从中摘录几种，以展现新时期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繁花似锦之景观。
《西方史学史概要》，郭圣铭编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西方史学史纲要》，宋瑞芝等编著，河南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外国史学史纲要》，夏祖恩编著，鹭江出版社1993年版。
《西方史学史》，杨豫著，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外国史学史》，王建娥编著，兰州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西方史学史》，郭小凌编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西方史学史》，张广智主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初版，2018年第4版。
《西方历史编纂学史》，何平著，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
《西方史学史》，于沛、郭小凌、徐浩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
《西方史学通史》（六卷本），张广智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外国史学史》，王晴佳、李隆国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外国史学史》，陈恒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年版。
上列诸书各有侧重各有特色，不容在此一一评述了，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其总体学术水平呈递进性且在不断地拓展，是“发展时期”的一大亮点。
余 言
行文最后，还得说一些存在的问题或今后努力的方向之类的话，是为“余言”。
放眼当代国际史坛，我们感受到，自己的研究工作与我国作为具有悠久传统和深厚遗产的史学大国地位及其应担负的任务是很不相称的。上述的70年来中国西方史学史之成就与进步，是就纵向而言，即从历史发展的眼光而言的；倘就横向比较而言，在这块西方学界的“世袭领地”上，与国际同行先进相比，还是有很大的差距，如实而言，中国学者研究西方史学，具有相当大的难度，比如语言上的困难，这是不容言说的。更何况面对跋扈的西方文化霸权，守护自己的主体性，又不失全球视野，在这一领域中逐步建立自己的话语权，恪守“西方史学，中国眼光”，需要经历一代又一代的不懈努力，方能奏效，蔚为大观。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才刚刚起步，这是不争的事实。然而，可以期待的是，随着新一代中国的西方史学史人才的鹊起，为日后提供了最有力的学术支撑，不是吗？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中国的西方史学史行程，始终存在着或一概排斥或盲目信从的认识，如何正确处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事关中国西方史学史的前途，为此我们必须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及其唯物史观的指引，这是不言而喻的，否则，谈论构建中国特色的西方史学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不也成了一句空言吗？
现实表明，中国的西方史学史学家所从事的学科研究的性质及其自身特点，其学术成果或可成为中国史学家快步迈向世界、与国际同行沟通交流的一种向导，起到一种助力的作用。每每想到这里，中国的西方史学史学家应当比其他学科的历史学家作出更多的贡献，任重而道远，让我们为之而努力吧。
未来的中国西方史学史研究，应如何开拓与创新，这是一个大话题，当聚众共议，方能在理论和实践上找到不断进步的方向，对此我个人已在上面说过一点，就不再复述与延伸了。
山河温润，东风又启新征程。我们进入了新时代，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也将走完百年行程，让我们迈着新时代的步伐再出发，以开创中国西方史学史研究更加璀璨的明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