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14世纪中西文化差异对文献记载的影响（下）

　　《史集》所载蒙哥的卒年比《元史》所载早了两年，也是因为历法不同所致。根据《元史》记载，蒙哥生于戊辰岁十二月三日，即公历1209年1月10日，伊斯兰历605年7月2日，卒于乙未年七月癸亥，即公历1259年8月11日，伊斯兰历657年8月19日，“寿五十有二，在位九年”。(55)这里的“五十有二”是虚岁，其实1209-1259年只有50年。蒙哥汗的虚岁和实岁相差两岁，因为他生于龙年年末，按虚岁的计算方法，到西历1209年2月6日马年时，尚未满月的蒙哥已经两岁了。《史集》所载的年龄与《元史》相同，但卒年不同。蒙古传统以生肖年记录时间，蒙哥汗生于龙年的消息传到伊朗后，很可能写成“蒙哥汗生于落在伊斯兰历604年6月的龙年”，因为龙年的第一天换算为伊斯兰历应在604年6月28日。根据604年的生年推算，享年52岁的蒙哥汗正应死于655年，于是比《元史》所记载的时间提前了两年。

　　关于伊利汗国诸汗的年龄，汉文史料并无记载，因此与波斯文史料不再产生冲突。《史集》的记载也比较清楚，有时候使用太阳历，如《旭烈兀汗传》中明确说“他共活了四十八个太阳年”。后期则主要使用伊斯兰历，如“阿八哈无比幸福地降生于相当于伊斯兰教历631年5月(1234年3月)的马年阿剌木月28日……相当于680年11月20日(1282年4月1日)的……年星期三他与世长辞。他共在世四十九年七个月。”这里的四十九年七个月是根据太阴历计算的。

　　由此可知，《史集》在不知道确切日期，仅记录蒙古年份时，大多把生肖年的第一天换算为伊斯兰历年份，这样就可能产生一年误差。在记录年龄时，通常根据太阴历计算，每过31年又产生一年误差。由于涉及虚岁和实岁的不同，汉地的虚岁往往比实岁多一至二岁，以上因素都会造成伊朗方面记载的年龄和汉文史料不同。

　　回到忽必烈的年龄问题，《史集》并没有记载忽必烈的生年，只记载了忽必烈即位和去世时间及年龄。关于即位，记载为：“在必陈亦勒，即相当于伊斯兰教历658年(公元1259年12月18日至1260年12月5日)的猴年(1260年)仲夏，在开平府拥戴忽必烈合罕登上了帝位，他当时46岁。”(56)这个年龄与《元史》所载忽必烈中统元年(1260)即位时的虚岁年龄相符。其死亡时间在《史集》中记载为：“忽必烈合罕在位三十五年，并在他的年龄达到八十三之后，才于莫邻亦勒，相当于伊斯兰教历693年诸月(公元1293年12月2日至1294年11月20日)的马年(1294年)去世。”(57)这里的“八十三”很不合理。即使用伊斯兰历计算，658年即位的忽必烈汗46岁，在位35年，到693年去世时也应该是81岁，因此这里的“八十三”应该不是用即位时的年龄46岁和在位时间35年相加得出，而是另有来源。根据前述《史集》记载年份和计算年龄的方法，推测如下：《元史》记载忽必烈生于乙亥岁八月乙卯，(58)即公元1215年9月23日，伊斯兰历612年5月27日。但是《史集》编纂者很可能只知道猪年这一信息，如果记录忽必烈的生年，可能是：“在合孩亦勒，也就是落在611年9月的猪年，忽必烈合罕无比幸福的诞生了。”从伊斯兰历611年到忽必烈去世的693年为82年，然而693年跨越西历1293和1294两个年度，其中马年在1294年，因此《史集》记录忽必烈死亡时“年龄达到八十三”。这里拉施德丁的用辞值得琢磨，例如《史集》记录成吉思汗和蒙哥去世时的年龄时都用了“享年”(　muddat‘umr)(59)这一说法，而对忽必烈则用了“(年龄)达到八十三”(bah hashtād u sahrisīdah)，似乎想表达“达到第八十三年”这样的意思，类似于成吉思汗享年72岁，但“死在第73年上”(60)或窝阔台汗在位12年，但“即位后第十三年去世”(61)这样的表述。实际上波斯人也在努力理解中国的“虚岁”概念，拉施德丁在记录成吉思汗年龄时，提到成吉思汗“享年七十五太阴年或七十二突厥太阳年，即享寿七十三虚岁。”(62)在记录忽必烈之死时使用“达到八十三”这样的表述，很可能是想记录他的虚岁。因此《史集》与所载忽必烈去世时的年龄比《元史》所载的“寿八十”多出三岁。

　　而马可·波罗对忽必烈年龄的记载与《元史》和《史集》都不相同，因为马可先后接触了公历、中国农历和伊斯兰历三种历法。中国农历是阴阳结合历，与西历虽然月份不同，年份大体吻合。波罗一行离开中国返回威尼斯时，一路与三位波斯使者同行，到达波斯后又居住一段时间，这个过程中想必接触到伊斯兰历，也许还听穆斯林说起过忽必烈的年龄，伊斯兰历与西历年份不一致，这大概是马可·波罗记载忽必烈年龄时与中文史料不同的主要原因。等到马可·波罗回到意大利，又继续使用他熟悉的历法，以他在伊朗听到的资料结合公历进行推算，得出忽必烈的年龄，因此与《元史》和《史集》都不相同。

　　如前所述，马可·波罗记载忽必烈于1298年约85岁，比起公历计算的年龄多出2岁。我们知道波罗一行与波斯使者于1291年初从泉州出发，与波斯使者同船前往伊朗，1293年到达忽里模子港，又在伊朗居留半年才踏上归家旅途。公历1291年相当于伊斯兰历689年12月28日到691年1月8日，1293年相当于伊斯兰历692年1月21日到693年2月1日，因此马可·波罗与波斯使者相处的时间为伊斯兰历690-692年。根据《史集》记载来看，伊朗人最清楚的信息是忽必烈在伊斯兰历658年即位，时年46岁，因此在遇到马可·波罗的690年，按伊斯兰历计算，忽必烈78岁，在马可·波罗离开的692年，按伊斯兰历忽必烈80岁。1293年马可·波罗回到威尼斯，从此完全使用西历，从1293到1298年，时过5年，因此马可·波罗说忽必烈“大约足有85岁”。贝内带托合校本的英译本对这一句的翻译是“他最少85岁”(he must not be less than 85 years old)，(63)马可大概对中国的虚岁略有了解，说不定也知道若按伊斯兰历计算，年龄比西历计算更大，因此用了这样谨慎的说法。

　　《马可·波罗游记》中对忽必烈生平纪年和年龄的“错误”记载是13—14世纪欧亚大陆一体化期间，中西方文化碰撞中造成的非常有趣的小细节。马可·波罗本人是基督徒，最熟悉是儒略历，与今天通行的公历差别不大，他在《游记》中最常用的纪年方式也是“基督降生后的××年”。马可在17岁时离开威尼斯，前往中国。经过三年半的旅程，他们于1275年到达上都，然后在中国居留17年，于1291年初从泉州离开。此时，马可在中国生活的时间和在西方世界几乎一样长，他毫无疑问受到了中国文化的影响，譬如他记录忽必烈的生日在9月的阴历第二十八日(the 28 day of the moon of the month of September)，(64)《元史》则记载忽必烈生于“八月乙卯(八月二十八日，公历9月23日)”。(65)伯希和指出，这并非马可记错了时间，而是他认为中国年从公历2月开始，(66)因此经过粗略计算，把中国的八月换算成公历9月，日期仍采用阴历的二十八日。(67)

　　然而马可·波罗所在的中国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多文化融合时期。他甚至可以不用精通中文，主要使用波斯语，就能在中国畅通无阻。1291年回程途中他和波斯使者在海上航行了18个月，到达忽里模子港后，又在波斯停留一年左右。因此也从波斯人处获得了不少信息。马可在《游记》中使用了很多波斯语词汇，例如把桥称为pul，(68)把齿称为dandan，(69)均来自波斯语发音。他还提到忽必烈是“第六位大汗，即迄今(TA)所有鞑靼人的第六位伟大君王”。(70)按照《元史》的观念，忽必烈应当是第五位大汗，但刘迎胜指出，在多种域外史料中，阿里不哥被看做蒙哥和忽必烈之间的皇帝，因此马可的这一说法可能来自持此种观点的西域人士。(71)

　　多文化碰撞产生的难解记载也见于当时的其他文献。《鄂多立克东游录》中提到过大都宫中一种“密尔答哈”(merdacas)制成的瓮，这个怪词难倒了不少学者，(72)最近意大利学者安德烈欧赛(AlviseAndreose)指出这其实是三个法语词“mer de cas”，mer即海，de表示修饰关系，cas是蒙语中“玉”的发音，指的是元代著名的酒器“玉海”。(73)在中西交流的繁荣时期，各种文献中都会出现“不可理解”的奇谈怪论或荒谬的“错误”记载，其中一部分可能真的是传抄错漏，但还有一部分则是多种文化背景下嫁接而成的奇异之果。在单一文化下生活的我们，有必要以当时世界为背景，对多种文化进行考察，理解“不可理解”的怪论，看懂荒谬的“错误”记载，摘取这些珍奇美味的果实。

　　　注释：

　　①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二“西域奇术”条，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74页。

　　②刘迎胜：《回回馆杂字与回回馆译语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444页。

　　③A.C.Moule Paul Pelliot,Marco Polo the Description of the World,Vol.Ⅰ,pp.509-516提供了143种抄本的列表，London:George Routledge Sons Limited,1938.

　　④参见N.M.Penzer,ed.With introduction,notes and appendixes from the Elizabethan translation of John Frampton,The Most Noble and Famous Travels of Marco Polo:Together with the Travels of Nicolò de Conti,London:Adam and Charles Black,1937,pp.xviii-xxxi，以下简称N.M.Penzer,1937; Aldo Ricci,tr.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index by Sir E.Denison Ross from the text of L.F.Benedetto,The Travels of Marco Polo,London:G.Routledge Sons,1931,pp.x -xi，以下简称Aldo Ricci 1931; A.C.Moule Paul Pelliot,Marco Polo the Description of the World,pp.x-xi。

　　⑤关于《马可·波罗游记》一书的版本系统，参见任荣康：《〈马可·波罗行记〉版本史简述》，《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五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219—245页；李鸣飞：《〈马可·波罗游记〉海路部分译注(一)》，《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十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386-411页。

　　⑥A.C.Moule Paul Pelliot,Marco Polo the Description of the World,Vol.Ⅰ,p.54.

　　⑦原译者注：忽必烈实际于1260年5月5日即位，时年45岁，其前任死于1259年8月11日。参见A.C.Moule Paul Pelliot,1938,Vol.Ⅰ,p.193。

　　⑧英译文原文用well一词表示忽必烈已经有85岁，但来自L本的英译about一词意为“大约”，与well文意矛盾。译者为完全反映版本信息，故采取直译。本段内容由北京大学荣新江教授带领的《马可·波罗游记》读书班成员于月译为中文。

　　⑨英译者注：关于日期与年龄的差异似乎只是简单笔误。FB：自他开始统治已有40年，但在后来的计算中则仍按照42年计算。FA，LT，V，VA:1288.更为有趣的是FD(B.p.lx)本：jusques a ore mccc et viii de crist(直到1308年的今天)。不过这并不意味着FG本写于1308年或更早。参见A.C.Moule Paul Pelliot,Marco Polo the Description of the World,Vol.Ⅰ,p.193。

　　⑩参见马可·波罗：《马可波罗行纪》，冯承钧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2001年，第184页；Henry Yule,trans. ed.with notes,The Book of Ser Marco Polo,third edition,revised throughout in the light of recent discoveries by Henri Cordier,Vol.Ⅰ,London,John Murray,1903,p.334,以下简称Henry Yule,1903; A.C.Moule Paul Pelliot 1938,Vol.Ⅰ,p.193; Paul Peliiot,Notes on Marco Polo,Paris:Imprimerie nationale Librairie Adrien-Maison-neuve,1959,p.566。

　　(11)《元史》卷四《世祖一》，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63页。

　　(12)Henry Yule,1903,Vol.1,p.334.

　　(13)(21)参见马可·波罗：《马可波罗行纪》，第184页。

　　(14)参见Paul Pelliot,Notes on Marco Polo,pp.566-567。

　　(15)《元史》卷一一九《霸都鲁传》，第2942页。

　　(16)参见《元朝名臣事略》卷七《太保刘文正公》，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112页。

　　(17)参见拉施特主编，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第二卷《蒙哥合罕纪》记载这次忽里勒台在蒙古地区中部的豁儿豁纳黑主不儿，并将其置于1255年初(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265—266页)。但《元史》卷三《宪宗纪》则记载于“六年丙辰春”(第49页)。此处从《元史》。关于这里记载的差异将在后面继续讨论。

　　(18)参见《史集》第二卷《忽必烈合罕纪》，第288页。

　　(19)(20)参见《元史》卷四《世祖一》，第58—60、57页。

　　(22)参见张帆：《元朝皇帝的“本命日”——兼论中国古代“本命日”禁忌的源流》，《元史论丛》第12辑，呼和浩特：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27页。

　　(23)《元史》卷三《宪宗纪》，第44页。

　　(24)(25)《元史》卷四《世祖一》，第57页。

　　(26)这一解释受益于宾夕法尼亚大学艾鹜德(Atwood Christopher)教授的提醒，在此表示感谢。

　　(27)此句亦见于R本，参见马可·波罗：《世界の记——〈東方兄聞錄〉对校譯》，高田英樹译，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13年。陈开俊等译本虽然来自R本系列，但并无此句，因其来自美国科姆罗夫的通俗译本之故。参见马可·波罗：《马可波罗游记》，曼纽尔·科姆罗夫英译，陈开俊等译，福州：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年，第81页。

　　(28)N.M.Penzer,1937,p.xxviii.

　　(29)(30)(32)A.C.Moule Paul Pelliot,1938,Vol.Ⅰ,p.54,p.54,p.193.

　　(31)《元史》卷17《世祖十四》，第376页。

　　(33)Paul Pelliot,Notes on Marco Polo,Vol.1,p.566.

　　(34)《史集》第二卷《忽必烈合罕纪》，第357页。

　　(35)蔡美彪：《试论马可·波罗在中国》，《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2期，第178—180页。

　　(36)剌失德丁：《成吉思汗的继承者》，波义耳英译，周良霄汉译，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

　　(37)-DīnTabīb; tr.by W.M.Thackston:Rashiduddins Fazlullah's Jami'u't-(Compendium of chronicles):a History of the Mongols,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Dept.of Near Eastern Languages and Civilizations,1999.以下简称Thackston英译本。

　　(38)1965(Rashīd al-Dīn Fazl Allāh Hamadānī,matn ‘alī va intiqādī bisa'ī va ihtimām-i‘A ‘A ‘AlīZādah,Jami'al-Tavarīkh,Masku),以下简称苏联集校波斯文本。

　　(39)994/1373(Rashīd al-Dīn Fazl Allāh Hamadānī,bah tashīh va tahshīyah-i Muhammad Rawshan-Mustfā Musavī,Jami'al-Tavarīkh,jalad-iavval,chāpkhānah-i katībah,chāp-i avval,1994/1373)以下简称若山集校本。

　　(40)成吉思汗生于1162年，去世时66岁，对此周清澍已有过详细考证，见氏著：《成吉思汗生年考》，《内蒙古大学学报》1962年第1期，第23—31页。

　　(41)(46)(48)《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第143、272、339页。

　　(42)若山集校本第359页。S本叶76b。A本没有此句。

　　(43)参见Thackston英译本，p.174。

　　(44)参见周清澍：《成吉思汗生年考》，第27页。周清澍的考证毫无问题，但此处因汉译本《史集》的讹误而认为“这显然是和他再前一阶段(1167-1194)所称：‘到最后之一年成吉思汗四十一岁’是自相矛盾的”，其实此处原文为49岁，与前一阶段的记载并不矛盾。

　　(45)《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第339页。实际上成吉思汗享年66岁。

　　(47)实际上是每31年相差一年，故拉施德丁在这里用了“相差约一年”。

　　(49)(50)《史集》第二卷，第73、243页。

　　(51)《元史》卷3《宪宗纪》，第44页。

　　(52)(56)《史集》第二卷，第268、295页。

　　(53)《史集》第二卷，第270页。汉译本做牛年，若山集校本第853页、Thackston英译本，S本，A本均做蛇年()(mughā yīl)。汉译本也注明“波伊勒英译本第228页作蛇年，相当于公元1257年”。

　　(54)《史集》第二卷，第270页。“死于他登上帝位之后的第8年”一句，S本、A本、若山集校本均做“第8年”，第853页；Thackston英译本做“第7年”。“52岁”的信息见于B本，不见于S本和A本。

　　(55)《元史》卷3《宪宗纪》，第54页。

　　(57)(61)《史集》第二卷，第357、73页。

　　(58)《元史》卷4《世祖一》，第57页。

　　(59)若山集校本第853页。

　　(60)(62)《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第272、272页。

　　(63)Aldo Ricci,1931,p.103.

　　(64)(66)(68)(69)(70)A.C.Moule Paul Pelliot,1938,Vol.Ⅰ,p.220,p.222,p.255,p.281,p.192.

　　(65)《元史》卷4《世祖一》，第57页。

　　(67)Paul Pelliot,Notes on Marco Polo,Vol.1,p.566.

　　(71)参见刘迎胜：《西北民族史与察合台汗国史研究》，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07—112页。除此之外，北京大学荣新江教授主持的《马可·波罗游记》读书班成员于月提供了其他把阿里不哥看作忽必烈之前一位大汗的波斯文史料，因其观点尚未发表，此不详述。

　　(72)亨利·考狄认为是波斯语中的番红花，何高济则认为是波斯语的黄丹，见鄂多立克：《鄂多立克东游录》，何高济译，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74页。

　　(73)安德烈欧塞于2015年9月24日在北京大学中古史报告厅的讲座《大汗宫廷中的欧洲旅行家、传教士、艺术家：普朗嘉宾、鲁布鲁克、马可·波罗、鄂多立克(European travellers,missionaries and artists at the court of the Great Khan:John of Plan di Carpine,William of Rubruck,Marco Polo,Odoric of Pordenone)》中提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