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五千年不断裂特点的考古学阐释（上）
“文明”一词在先秦时代已经出现，如《周易·乾文言》“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尚书·舜典》“睿哲文明”等。上述文献之“文明”与“中华五千年不断裂文明”的“文明”不同，后者是从西方引进来的政治学、人类学、考古学术语。
1877年美国人类学家路易斯·亨利·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在《古代社会》一书中提出人类社会发展的三个阶段或三个时代，即“蒙昧时代”、“野蛮时代”与“文明时代”。①考古学家柴尔德（Vere Gordon Childe）在《城市革命》中提出：“蒙昧时代”即旧石器时代，“野蛮时代”为新石器时代，“文明时代”则人类已进入国家阶段。②
“文明”的本质是什么？恩格斯认为“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③易建平认为：“从词源角度看，文明即国家。”④本文的“五千年不断裂文明”的“文明”，是“国家”的同义语。从中国考古学来说，“蒙昧时代”、“野蛮时代”与“文明时代”相当于考古学上的“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与“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
文明起源研究是个世界性课题，长期以来在国际学术界关于中国文明的起源有着“传播论”与“独立演化论”两种观点。20世纪前半叶至70年代中国的田野考古发现与研究已经基本解决了中国文明起源的源头就在本土，并非由“地中海文明”发展而来的问题。⑤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时间，国外学术界多认为始于商代晚期的殷墟遗址。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70年来的中国田野考古发现与研究，已经证实中华文明形成早在距今五千多年前。中华文明在全世界六大文明（即两河流域、埃及、印度、中国、墨西哥和秘鲁）中的特点是什么？我认为就是中华文明历史发展中的“五千年”之“不断裂”，这也就是中华文明的文化基因所致。但是学术界长期以来关于中华五千年文明的“不断裂”及其形成之文化基因的全面、深入、系统的学术研究进行得很少，本文就是在这方面进行的科学探索。
一、“中华文明五千年不断裂”的“起点”
关于中华文明的历史“起点”，包括时空两个方面，时间上一般说距今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已经形成，这已得到新中国70年考古发现与研究的证实。
自20世纪初考古学传入中国，近百年来中国考古发现引起世界重视，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新中国一系列的重大考古发现，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中华五千年文明历史的认识。
1899年，金石学家王懿荣，从中药的“龙骨”上发现了甲骨文。其后，刘鹗、王襄、孟定生、罗振玉等也收集了不少甲骨文资料，他们又据此编辑了一些甲骨著录图书。⑥1917年王国维依据当时可以见到的甲骨资料，撰写《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著名论文，证明“有商一代先公先王之名，不见于卜辞者殆鲜”，并认为“卜辞与《世本》、《史记》间毫无抵牾之处”。⑦20世纪30年代以来，殷墟甲骨出土地附近考古发现的宫庙建筑遗址、安阳西北岗商王陵与其他高等级墓葬出土的青铜器、玉器等，再现了3300年前中国历史上的高度文明。这些考古发现、研究成果，进一步佐证司马迁《史记·殷本纪》应该是可信的。从而可以推断，《夏本纪》的撰写是有所依据的，其历史记载应该是基本可信的。
20世纪50年代以来，考古发现的登封王城岗城址、新密新砦城址、偃师二里头遗址与郑州商城遗址、偃师商城遗址、安阳洹北商城遗址等，“夏商周断代工程”通过多学科与跨学科结合研究，认为它们分别为夏代早、中、晚期与商代早、中期都邑城址。⑧
20世纪末以来，考古发现的距今4300年的山西襄汾陶寺城址，一般认为属于历史文献记载的“尧都平阳”，该城址发现的文字、青铜齿轮器与铜铃、各种与礼器相关的遗物及“观天授时”遗址等至关重要。⑨
21世纪以来，战国时代《清华简·保训篇》的研究揭示，虞舜“求中”于“历山”，历山在今河南濮阳一带。⑩这里是河南龙山文化（距今4800-4000年）的后冈二期文化流行区，(11)在这一区域考古工作者曾发现了同时期的大型聚落、城址，其中有的城址可能与《史记·五帝本纪》记载的颛顼、帝喾、唐尧、虞舜的邦国之都邑有关。(12)河南龙山文化上溯即仰韶文化之庙底沟文化或庙底沟时代，(13)韩建业认为这时“中国大部地区文化首次形成以中原为核心的共同体，‘早期中国文化圈’或者文化意义上的‘早期中国’正式形成。”(14)这也奠定、开启了“中华五千年不断裂文明”的历史进程。
近年来在历史文献记载的黄帝“有熊国”故地——郑州地区，发现了一些河南龙山文化城址，如新密古城寨城址，面积17.6万平方米，周围版筑夯土城垣，城外设置护城河，城内发现大型宫殿区之中的夯土建筑基址与“柱网”遗迹。(15)古城寨城址周围还分布有十余个龙山文化遗址，古城寨应是一处具有都邑性质的中心聚落。(16)如在郑州牛寨遗址发现了熔铜炉壁及青铜块，(17)登封王城岗城址灰坑出土了青铜器残片等。(18)
上述历史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互证了中华五千年不断裂文明形成的“起点”在黄河流域中游的中原地区。这一认识的前提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起点”与“不断裂”的缺一不可，它不排除在距今五千年左右中国大地有多处“文明”形成，如辽宁的以牛河梁遗址为代表的红山文化、浙江良渚文化等，但是这时出现的各地文明，能够与以后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一脉相承而生生不息者，应该非中原龙山文化及其文明传承者的夏商周莫属。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苏秉琦提出的文明“满天星斗”及“区系类型理论”之下的文明“多元论”，并未涉及那些诸多文明是否属于“五千年不断裂文明”。其实在苏秉琦的“满天星斗”与文明形成“多元论”提出不久，严文明1986年在美国弗吉尼亚州艾尔莱召开的“中国古代史与社会科学一般法则”国际讨论会上，就以《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和多元性》为题发表演讲，提出著名的中国史前文化的“重瓣花朵”模式的格局说：这一“重瓣花朵”的“花心”就在中原地区，以中原为核心，其外围分列着北方燕辽的红山文化、东方的山东、西北的甘青、江浙的良渚文化与长江中游地区的史前文化为“花心”之外的第一层“花瓣”；再外则为第二层“花瓣”。(19)中原地区考古学文化承袭了黄河中游地区仰韶文化，直接发展为公元前2500年至前2000年的中原龙山文化，它又是中国历史上开启王国时代的夏文化的源头，从庙底沟文化到中原龙山文化、夏文化，这也就是“中华五千年不断裂文明”的“起点”。
严文明提出的“中国史前文化”的“重瓣花朵”格局说，实际上是对苏秉琦“满天星斗”说及其依据“区系类型理论”而得出的文明“多元论”的重大发展。(20)我认为：“‘满天星斗’是客观存在，但是这只是‘表象’，‘满天星斗’中的不同‘星斗’的‘功能’‘作用’‘权重’之于宇宙是各不相同的，科学研究需要我们探究在众多‘星斗’中谁是‘恒星’？不能都是‘半斤八两’，这是我对‘满天星斗’的看法。”(21)其实对于人类早期历史而言，关于文化多样性及其成因，我认为“人类生活的不同环境造就了不同‘文化’”。(22)早在一百多年前马克思对此就有精辟论述：“不同的共同体在各自的自然环境中，找到不同的生产资料和不同的生活资料。因此，它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产品，也就各不相同。”(23)不同“考古学文化”不等于不同“文明”（即不同“国家文化”）。
在中国古代文明形成时期，长江流域下游的良渚文化、辽西的红山文化虽然曾经一度表现得异常繁荣，但是支撑这一文化理念的“神权”的“玉文化”却“不代表”历史发展方向，反而是其“文明”成为历史上“昙花一现”的“匆匆过客”的原因。
针对以史前时期遗址、墓葬出土玉器作为“衡量”社会历史发展、进步的“标尺”的做法，2002年我曾指出：“近年来在‘古代文明形成’研究中，我们注意到一些学者对有的考古学文化中的祭祀（祭‘神’）活动遗迹、遗物非常重视，并且将其作为‘古代文明形成’的重要标识物。古代各种‘祭祀’遗存，可以作为国家统治者统治其百姓的精神工具的反映；也可以是史前时代人们面临当时条件下，无法抗御的自然环境，祈求生存平安、发展的精神寄托。前者可视为早期国家的较普遍现象，后者则不然，因为史前时代社会经济的发展与祭祀活动的发达程度并不是都成正比例的，甚至历史学、民族学资料往往得出相反的结论。……各类通神玉器的空前发达，人力、物力、财力的大量浪费，这不能认为是社会经济进步的反映，而有可能是社会历史发展扭曲的表现。”(24)
近年来李伯谦提出中华五千年文明形成与发展中“古国”的两种演进模式：即“红山文化古国是以神权为主的神权国家，良渚文化古国是神权、军权、王权相结合的以神权为主的神权国家，仰韶文化古国是军权、王权相结合的王权国家。”而“广布于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及其后继的河南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商周文化因遵循突出王权的发展道路，从而保证了社会的持续发展和文明的延续，成为中华大地上绵延不绝的核心文化，而避免了像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那样，因突出神权、崇尚祭祀造成社会财富巨大浪费而过早夭折。”(25)
赵辉指出：“大约公元前3000年左右，中原地区进入一个各种文化重组的复杂阶段。……结成一个巨大的考古学文化丛体。可以统称为‘中原龙山文化’。这个文化丛体占据了史前农业文化经济区的中心……至此，考古学文化意义上的‘以中原为中心’的态势已经形成。”他认为：“更重要的是，中原社会迫于政治需要而采取的对待不同文化、不同宗教的开放态度，以及位于天下之中的天然地理优势，使得这里成为一个文化、思想和意识形态的熔炉，从而培育出中国文化的凝聚力和政治、外交的向心趋势。”(26)
二、“国家”、“国民”与“国土”之“不断裂”
在世界历史上，具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地区与国家并不少见，甚至有些地区还有更为久远的文明历史，如西亚的两河流域文明、北非的古埃及文明等，但是世界上有着“五千年不断裂文明”历史的国家或地区只有中国。五千年不断裂文明是指作为同一个“国家”、同一群“国民”、同一片“国土”的“不断裂”。
（一）“国家”之“不断裂”
中华五千年不断裂文明的历史由《史记》等“二十四史”记载的“五帝时代”、“夏商周”的“封邦建国时代”与“秦汉至元明清”王朝的“大一统中央集权国家时代”所组成，其间的不同朝代缔造了“中国”不断裂的“共同国家”的历史。对此，可以从黄帝祭祀与历代帝王庙看出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国家”之“不断裂”。
1.黄帝祭祀与中华五千年不断裂文明
中国历史上的“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即“祭祀”。祭祀属于礼制活动，礼制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礼记·祭法》记载：“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喾，祖颛顼而宗尧；夏后氏亦禘黄帝而郊鲧，祖颛顼而宗禹；殷人禘喾而郊冥，祖契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三代祭祀黄帝作为“国之典祀”，也就是国家祭祀。以后各个时代的不同王朝均通过不同祭祀形式，认同黄帝是中华“人文始祖”。“祖”有两重意义：“祖宗”与“祖国”（“国家”），其中第二方面尤为重要。中国古代许多王朝的开国之皇帝，多以“祖”称，如：汉高祖刘邦、唐高祖李渊、宋太祖赵匡胤、辽太祖耶律亿、金太祖完颜旻、元太祖成吉思汗、明太祖朱元璋、清太祖爱新觉罗·努尔哈赤等，而他们各自本朝其他的皇帝一般则称“帝”或“宗”等，也有称“祖”者，但是除了后秦、西秦、南汉“开国帝王”称“太祖”、“烈祖”、“烈宗”，后继皇帝称“高祖”之外，未有称“高祖”者。(27)
最早见于正史记载“王国”之“国王”祭祀黄帝的是战国时代的秦灵公，他为祭祀黄帝专门修建了“上畴”。(28)考古工作者在陕西宝鸡考古发现的“血池遗址”出土了有“上畴”陶文的陶器，这应该是“上畴”的遗物。(29)秦始皇在云梦九嶷山、浙江会稽分别祭祀黄帝之后人虞舜、大禹。(30)在秦末战争之初，被立为“沛公”，于是“祠黄帝，祭蚩尤于沛庭”。(31)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于桥山祭祀黄帝陵。(32)
北魏皇室是来自大兴安岭的鲜卑人，公元415年明元帝在桥山派使者“以太牢祠黄帝庙。至广宁，登历山，祭舜庙”。(33)太祖道武皇帝“东巡，遂幸涿鹿，遣使者以太牢祠帝尧、帝舜庙”。(34)《唐会要》记载：唐玄宗在唐长安城中修建“三皇五帝庙”，祭祀黄帝等。(35)《宋大诏令集》载：宋代在桥山的“黄帝陵”祭祀黄帝。(36)至元元年（1264），世祖忽必烈登基伊始，就提出对尧舜禹诸庙的祭祀。(37)明清祭祀黄帝既在都城修建的帝王庙中举行，又在桥山黄帝陵举行。
历代王朝祭祀黄帝实际上是国家行为，也就是国家祭祀。这种祭祀活动体现的是从五帝时代、夏商周、秦汉魏晋南北朝至唐宋元明清不同王朝认为其均为黄帝创建的国家继承者，它们说明了中华五千年文明是不断裂的、一脉相承的。
2.从“帝王庙”到“历代帝王庙”祭祀
唐玄宗时期，在都城之内修建了祭祀传说时代圣君（“上古之君”与“三皇五帝”）的“帝王庙”，又在那些圣君、帝王的原来都城所在地进行祭祀。(38)
明代是中国古代都城帝王庙的真正出现时期，朱元璋在明南京城与明中都分别营建的是“历代帝王庙”。洪武六年（1373）“以五帝、三王及汉、唐、宋创业之君，俱宜于京师立庙致祭，遂建历代帝王庙于钦天山之阳”。(39)
明南京城历代帝王庙中祭祀18位历史人物，他们不只是传说时代的圣君，更为重要的是祭祀了明代之前中国历史上夏商周汉唐宋元王朝的主要开国君主，其中将元王朝皇帝置于帝王庙中，标示着明王朝认为元王朝是中国历史的组成部分。因此明代把以前的“帝王庙”发展为“历代帝王庙”，“历代”至关重要，这是跨越“朝代”的“国家宗庙”。尤为重要的是，洪武二十一年，朱元璋又增加37位夏商周汉唐宋元王朝的“名臣”从祠于历代帝王庙，(40)这些名臣之中有汉族，也有少数民族。这时的帝王庙具有了真正政治意义上的“国家宗庙”，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朱元璋把三皇五帝与夏、商、周、汉、唐、宋、元作为一个不同时期连续性王朝的“国家”整体来看待。
永乐徙都北京之后，明世宗嘉靖九年（1530）“建历代帝王庙于都城西”。祭祀的先代圣君、帝王与明南京城历代帝王庙中的基本相同。
清代北京城历代帝王庙沿袭了明代北京城历代帝王庙，但是比明代帝王庙享祀的帝王数量有了大量增加，尤其是一些中华民族中的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帝王，进入历代帝王庙祭祀对象之中。如辽、金、元三代帝王及其名臣，还有明代的国君与功臣。根据《日下旧闻考》记载，乾隆四十九年（1784）依据“国家观念”、“正统理念”，提出中国历史上的历代王朝的历代帝王均应具有“庙享”地位，最后使历代帝王庙享祀帝王达到188位。清代的“历代帝王庙”的祭祀对象包括了中国古代历史上几乎所有王朝与绝大多数帝王，使历代帝王庙真正成为“国家宗庙”，成为多民族统一国家“完整”历史的缩影。明清历代帝王庙传达的是“尊崇中华统序的一脉相承”，历代帝王庙是“‘中华统绪’不绝如线的标志与象征”。历代帝王庙还表现了“尊重中华统序的一体多元”。(41)
对传说时代“黄帝”、历代王朝的历代帝王祭祀，实际上是对共同的“第一国父——黄帝”及共同的“先祖”、共同国家的历朝国家代表人物（国王或皇帝及其功臣）的“祭祀”，这说明了历代帝王庙祭祀充分反映了“中华五千年不断裂文明”，这在世界各国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中华五千年不断裂文明是基于中国历史上多民族对共同国家——中国的认同，对以汉族为主体形成的中华民族的认同，对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认同。
（二）“国民”之“不断裂”
1.遗传学、体质人类学与考古学的证据
关于中华五千年不断裂文明的“主体”是创造这一“文明”的“人”之“不断裂”。
中国遗传学研究的新成果显示，五千年来（或者可以说更为遥远的远古时代以来），东亚地区的古代中国国民的遗传基因延续不断，目前中国境内的绝大部分人的基因与五六千年前的黄河流域中游地区人群基因相近。复旦大学人类学实验室研究发现，“有着共同的文化和语言的汉族，人口超过了十一亿六千万（2000年人口统计），无疑是全世界最大的民族。因此汉文化的扩散过程广受各领域研究者的关注。通过系统地对汉族群体的Y染色体和线粒体DNA多态性进行分析，我们发现汉文化向南扩散的格局符合人口扩张模式，而且在扩张过程中男性占主导地位。”(42)根据近年来考古学、分子人类学的研究表明，“在距今5000-6000年，华夏族从汉藏语系群体中分化出来集居在黄河中上游盆地，这就是汉族前身。”(43)这里的远古时代男人，对现代中国人，特别是对中国南方地区中国人的基因贡献尤为突出。也就是说中华五千年不断裂文明的缔造者主要来自黄河流域中游的古人。
古代北方与东北地区少数族群与内地的人群关系，依据田野考古资料，开展遗传学、体质人类学、历史文献学多学科结合研究已经取得重要突破。
北方少数族群以建立北魏王朝的鲜卑人、辽王朝的契丹人与元王朝的蒙古人与内地族群关系最为重要。
据吉林大学分子考古学研究室对北方内蒙古东部地区的汉魏时期鲜卑文化与早期契丹文化遗存研究认为，二者的古墓遗骸DNA检测显示其属于具有亲缘关系的同一种族系统。(44)考古工作者发现的早期契丹文化与北方地区的汉魏时期鲜卑考古学文化具有明显的共性特点。契丹王朝重要官员、贵族耶律羽之的墓志铭记载说明，契丹与鲜卑同出一源。(45)在辽宁阜新考古发现的辽代永清公主墓志则铭刻：永清公主“原其姓耶律氏，景宗孝彰皇帝之嗣女也，圣宗孝宣皇帝之侄孙。盖国家系轩辕黄帝之后”。(46)
蒙古族起源于唐代的“蒙兀室韦”，考古学家、人类学家通过对考古发现的内蒙古乌盟察右前旗豪欠营辽墓出土的契丹人和东汉鲜卑墓葬的人骨及近代蒙古族人骨的体质人类学比较研究，认为“蒙兀室韦”应溯源于汉代鲜卑。(47)
高凯军在《通古斯族系的兴起》一书中提出：东北地区建立大金王朝与清王朝的女真人，他们就是古代东北亚地区通古斯族，而通古斯语与满语的同源关系，说明西伯利亚的通古斯族应该渊源于黑龙江地区。20世纪20年代初，俄国学者史禄国（原名C.M.希罗科戈罗夫，1889-1934）提出“通古斯人的原始故乡当在‘黄河和长江的中游和部分下游地区’”。高凯军认为：“我国境内史前时代遗址的发布情况和民族学资料及历史文献记载表明，古代通古斯人最早起源于我国内地。”(48)
复旦大学金力院士团队通过语言学、遗传学、考古学等多学科结合，对109种汉藏语系进行研究，探索“中华五千年不断裂文明”的“主人”之“一脉相承”，他们认为：“汉语和藏缅语系的分化时间——即原始汉藏语分化成现代语言的最早年代在距今约5900年前，地点可能在中国北方，因此该语系的起源和分化可能与仰韶文化及马家窑文化的发展有着密切关系。”(49)也就是说，藏族渊源于黄河中上游地区。
2.中华姓氏发展历史
姓氏学通过人们之间的姓氏研究彼此血缘关系。利用“姓氏学”研究“文明”与人群、“族群”、“国民”彼此关系，这方面中国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袁义达、张诚研究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出现姓氏的国家，大约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姓”已产生。(50)中国人的姓之出现不但有着久远历史，而且姓氏相对十分集中，据统计，在“当今中国流行的前200个姓氏中，出自炎帝姜姓系统的姓氏约占10%，出自黄帝姬姓系统的姓氏约占89%”。也就是说当今中国人应有99%为“炎黄子孙”。(51)上述中国国民姓氏情况充分说明，作为“炎黄子孙”的中华儿女自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一代又一代传承、缔造了五千年不断裂的文明历史。
3.历史上周边“族群”认同源于“炎黄”
五千年来对于中华“人文始祖”的祭祀，反映了中国人五千年来对中国、华夏的国家认同，这些“认同者”不限于“中原”地区，历史上的“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的“四夷”人群亦然。(52)
属于“东夷”的“少昊”族群，历史文献记载少昊为“黄帝之子”。(53)
起家于西戎之地的秦人，自称“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54)“西戎”的后人苻洪（前秦皇帝）自称其祖先为“有扈之苗裔，世为西戎酋长”。(55)“有扈”为大禹之后。(56)后秦皇帝姚苌，自认为其祖先“羌酋”是虞舜之后。(57)
“南蛮”的楚人，《史记·楚世家》记载其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58)“南蛮”的另一支“百越”，《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记载其先祖属于“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59)颛顼、夏禹均出自黄帝。
北方地区的匈奴则自称：“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日淳维。”(60)《山海经·海经》则明确指出：“黄帝之孙日始均，始均生于北狄。”(61)
北燕开国皇帝惠懿帝高云自认其是高句丽之支庶，高阳氏之苗裔，也就是说高句丽系出自黄帝之孙高阳氏颛顼。(62)
大兴安岭地区的北魏鲜卑人，自称：“魏之先，出自黄帝轩辕氏。黄帝之子日昌意，昌意之少子受封北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63)
中古时代及以后建立辽、元王朝的契丹、蒙古（蒙兀室韦）族群，他们均源于汉代的鲜卑。(64)
金朝为女真人所建，女真可溯源于商周之际东北地区的“肃慎”，(65)汉晋称“挹娄”，南北朝称“勿吉”，隋唐称“黑水靺鞨”，辽称“女真”。在黑龙江镜泊湖地区、吉林松花江中上游的吉林市与永吉县之间，考古发现的距今3000年左右的莺歌岭文化与西团山文化，学术界一般认为它们属于历史记载的“肃慎”族群的考古遗存。特别值得提出的是，这些西团山文化遗存中的鼎、鬲、甑等陶器与中原地区同时代的同样陶器基本相同。这就说明三千年前的东北地区的“肃慎”考古学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密切关系。因此史载金宣宗贞祐四年（1216），参议官王浍与金朝女真贵族完颜海奴谈到，“本朝绍高辛，黄帝之后也”。(66)
关于建立清王朝的女真，以后又称满族，清王朝的统治者认为，他们与大金王朝的女真是同一民族，因此《清史稿·太祖纪》载：“其先盖金遗部。”(67)
（三）“国土”之“不断裂”
早在六千多年前，也就是考古学界现在所说的“早期中国”考古学文化主体——仰韶文化主要分布在“陕西关中地区、河南大部分地区、山西南部、河北南部，远及甘青交界、河套地区、河北北部，湖北西北部也有一些发现”。(68)而仰韶文化的庙底沟文化范围要比以上传统所说的仰韶文化分布范围更大。
承袭黄河流域中游的庙底沟文化的是河南龙山文化，中华五千年不断裂文明的主要源头是上述考古学文化，也就是历史文献记载的“五帝时代”。“五帝时代”始于黄帝，《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建立的“有熊国”的范围：“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至荤粥，合符釜山。”(69)这与庙底沟文化分布区基本一致。这一范围在中华五千年文明发展史上不但没有断裂、得到承袭，并在秦汉至明清时代得到不断巩固、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