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害文化的历史继承性（下）

　　三、灾害文化的历史继承性是灾害长效性影响的体现

　　灾害是致灾因子、受灾对象的物理暴露和人类社会(承灾体)的脆弱性/弹性相互作用的结果。作为社会与自然的“综合”，灾害只是当自然异常影响波及社会时才会发生，而灾害的严重程度(“灾情”)既与有可能造成灾害的自然因子(致灾因子)的强度有关，又与受影响地区的经济、社会情况(承灾体的性质)有关。灾害能够直接或间接地造成生命财产损失等灾情，并因此在人类社会各子系统中引发一系列连锁响应，不仅如此，灾害还会产生对人类社会后续发展构成深远影响的长期或后续效应。⑨作为保留在人类社会中的灾害记忆，灾害文化因自然灾害而生，但并不随灾害过程的结束而完全消失，它通过其参与构建的社会—生态弹性影响其后相当长时期内的社会发展，是灾害影响的后续效应或长效性影响的具体体现。

　　从时间的视角看，灾害文化在时域上的特点与灾害是不同的。自然灾害在时间上一般表现为随机发生的短时性事件，灾害事件虽是重复发生的，但前后事件之间一般不具有必然的因果联系。而人类在与自然灾害共生过程中总结形成并代代相传下来的灾害文化都要经历发展、继承与扬弃的历史过程，具有累积性、时效性和历史继承性的特点，在任何一个时期的主流灾害文化中，既包括从历史灾害文化中继承的成分，也包括对构建未来灾害文化具有重要意义的成分。

　　与所有社会文化现象一样，灾害文化是在一定时期内经过逐步积累而构建起来，体现了人类社会对自然灾害形成的主观感受、建立的社会关系、采取的社会行为和产生的社会现象等方面的长期积累，因此灾害文化具有累积性。每种灾害文化形态都有其独特的特点。灾害文化不是一成不变的，对某一地区或某一群体而言，任何流行的主流灾害文化均具有一定的生命周期，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与文化的革新，其灾害文化的内涵及表现形式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发生改变，其社会功能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灾害文化随时代的变迁通常并不能完全抹去曾经的历史，原有的灾害文化在丧失其先前的社会功能后，那些与新的社会文化体系不相适应的部分可能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在历史之中，那些有保留价值的部分，则会因被后续的文化所继承而以物质或非物质的方式继续存在下来。在被保存下来的部分，有些融入后续灾害文化乃至整个社会文化之中，更新或重塑灾害文化乃至整个社会文化环境，并被内化为人类社会弹性的组成部分，继续影响人类社会承受灾害的能力、约束和协调人类社会的灾害应对行为；有些则成为有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留于其地区或群体的文化记忆库之中，还可能作为重要的文化旅游资源被开发利用。灾害文化的传承发展演化历史及灾害文化遗产均是灾害史研究的重要主题。⑩

　　灾害文化的历史继承性强调从时间变化中理解灾害文化。它认为以物质(如自然和文化地理景观)或非物质(语言、音乐、思想、精神，宗教信仰、政治制度、社会秩序、风俗习惯等)的方式存在于现代灾害文化中的某些特征，与已经消失的“历史灾害文化”之间具有“发生”上的关系，这种关系体现了灾害的长效性影响，而这种关系如果不经阐发是不一定能够被认识的。认识灾害文化的历史继承性，就是从发生学上对灾害文化的形成加以阐释，即在重建灾害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演化历史的基础上，追溯特定历史时期的灾害经历及灾害文化，寻找灾害文化特征形成的历史基因，阐释其如何通过参与构建的社会—生态弹性影响后续社会发展。以历史继承性为视角的灾害文化研究，建立在对灾害文化历史认识的基础之上，但不必要追求重建灾害文化历史的完整面貌与连续的演变过程，也不一定要将为现代提供历史镜鉴作为研究目的，而是将其作为认识现代灾害文化特征的一种视角和手段。对现代灾害文化进行历史建构的重点是，识别现代灾害文化中的历史灾害文化成分，辨识那些对现代灾害文化具有关键意义的历史灾害事件及灾害文化特征，追溯形成这些历史灾害文化特征所经历的灾害及其社会学习和创新过程。

　　四、灾害文化的历史继承性决定了灾害文化形成的路径依赖性

　　灾害文化的历史继承性意味着灾害文化的形成是一个有一定继承性的、长期的过程。受自然灾害和社会发展历史区域差异的影响，不同区域的社会经济条件不同、所经历的历史灾害事件各异，使得灾害文化具有明显的地域性。每个区域有不同于其他区域的灾害及对灾害的社会学习与创新经历，从而形成不同的灾害文化，而且某种灾害文化特征一旦建立起来，就倾向于自我延续下去并影响后续的发展轨迹，也就是说灾害文化的发展是具有“路径依赖性”的。对于一个连续发展的灾害文化而言，其中必然存在有别于其他灾害文化的特有历史灾害文化基因。如果具有相同历史灾害文化起源的各灾害文化呈现不同的灾害文化演化轨迹，则可能是因为各灾害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加入了新的灾害文化因素或发生了文化突变或替代。在文化融合日趋强烈的现代社会，应该充分重视灾害文化的历史继承性问题，任何新文化的引入和输出都需要尽可能地与已有文化传统充分融合，盲目照搬外来文化可能造成水土不服乃至文化冲突。

　　灾害文化的历史继承性为认识现代灾害文化提供了发生学的视角。现代灾害文化有其独特的历史基因，不同地区现代灾害文化的某些差异可能源自于各自灾害文化历史的差异，要认识现代灾害文化特征，有必要追溯其发展历史和发展过程，只有了解过去，才能更好地知道现在。正如我国自然地理学方向古地理的奠基人周廷儒先生在说明现代自然地理环境与古地理环境关系时所阐述的：现代地理环境的形成是一个有一定继承性的、长期的过程，现代地理环境的每一个特征，都与特定的环境演变历史相联系，因此要认识它，便有必要追溯发展历史和发展过程。(11)每种灾害文化都存在若干独特的文化特征，这些特征从表面上可能是彼此独立的，但如果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对其演化轨迹加以考察，则可能发现不同文化现象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发生发展的脉络。

　　2020年，面对不期而遇的新冠病毒大流行，中国以在全国范围内成功控制病毒传播的阶段性成果交出了与某些西方发达国家的跨年大流行完全不同的答卷，为理解灾害文化的历史继承性及路径依赖提供了现实的样本。中国的成功，除了社会制度的优势和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的强有力的领导外，还有集体主义这一植根于全体中国人民的深层次的文化因素。中国有着连续的文化传统，集体主义源自于千百年来中华民族在与旱涝等自然灾害抗争中所形成的独特灾害文化。中华文明是建立在农业基础上的文明，中国古代农业生产首先需要面对的是北方地区温带季风气候条件下有限的热量条件和降水年际变化大的问题，为利用有限的热量资源，农业生产必须安排在容易发生洪水泛滥的降水季节，且需要能够适应非旱即涝的异常气候。中国农业的发展以治水为前提，(12)治水首先要防洪，需要因时因地制宜地进行防堵、疏导、聚水。但防洪的同时也要抗旱，就像都江堰那样既减灾又兴利。中国古代治水使洪荒的土地变成可以定居和耕种的生产和生活空间，这实际上是一项争夺生产季节和改天换地的活动，不是靠上帝的慈悲，而是依靠人性的伟大，需要“求能治水者”，需要统一管理和协调一致的行动。相比之下，任何个人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个人的价值只有融入共同的行动中才能得到体现，东方文化中包括集体主义在内的许多特点均可溯源到治水这项伟大的适应性活动中。(13)与西方社会主张一切价值以个人为中心、强调个人自由与个人利益的个人主义相反，集体主义强调个体之间相互依存，主张个人从属于社会，个人利益应当服从集体、民族和国家利益。(14)面对个人与集体的冲突，集体主义以集体利益为重，把家庭、集体和国家的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更注重整体的协调性，更加强调个人对社会的义务。在疫情来临这样的重大危机下，14亿中国人民选择了团结在一起，不分男女老幼，不论岗位分工，都自觉投入到抗击疫情这场人民战争中，同舟共济、众志成城。大到武汉这样的大城市，小到每个与疫情存在某种潜在关联的个人，都能自觉、坦然地接受在西方人看来“严重侵犯了人权”的封城或隔离行为，用自身的局部牺牲换取全国抗疫的胜利。

　　总之，灾害文化是人类在与自然灾害共生过程中总结形成并代代相传的集体智慧、传统知识及经验总结。历史继承性是灾害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也是理解灾害文化地域性的重要途径。从灾害文化的历史继承性出发，挖掘和凝练具有地方特色的灾害文化，可兼顾当地居民的地方认同，并服务于当代防灾减灾事业。　　

　　注释：

　　①刘梦颖：《灾害民俗学的新路径：灾害文化的遗产化研究》，《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19年第4期。

　　②Yi-Fu Tuan,"A View of Geography," Geographical Review,Vol.81,No.1(Jan.1991),pp.99-107.

　　③参见方修琦等：《中国历史气候变化的社会经济影响》，科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273页。

　　④参见夏明方：《文明的“双向”：灾害与历史的缠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1-394页。

　　⑤卜风贤：《中国农业灾害史研究的基本问题及学术旨向》，《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20年第3期。

　　⑥Quigley M.,Blair N.,Davison K.,"Articulating a social-ecological resilience agenda for urban design," Journal of Urban Design,Vol.23,No.4(Mar.2018),pp.581-602.

　　⑦参见夏明方：《文明的“双向”：灾害与历史的缠绕》，第1-394页。

　　⑧参见周旗等：《灾害对策学》，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322页。

　　⑨方修琦等：《1939年海河流域洪涝灾害影响—应的传递过程及其效应》，《灾害学》，2018年第1期。

　　⑩卜风贤：《中国农业灾害史研究的基本问题及学术旨向》，《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20年第3期。

　　(11)周廷儒：《古地理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342页。

　　(12)张家诚：《地理环境与中国古代科学思想》，地震出版社1999年版，第1-141页。

　　(13)方修琦、牟神州：《中国古代人与自然环境关系思想透视》，《人文地理》，2005年第4期。

　　(14)王立松、徐美天、李欣竹、董子祎：《新冠病毒疫情媒体报道中的中西文化差异》，《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