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崇祯《松江府志》看松江士人的实学思想

　　中共上海市委关于十三五规划建议中提出，上海要“传承中华文化精髓、吸收世界文化精华、弘扬海派文化品格”，将上海建成国际文化大都市。这是一个立意高远的美好愿景，也是一个涉及很广的宏大课题，其中包括对海派文化来源的发掘、梳理与研究。上海在单独设县以前属于华亭县一部分，单独设县以后属于松江府一部分。近代以前，上海一直浸润在松江文化中。海派文化在近代以来才形成气候，松江文化是海派文化重要源头。海派文化的一些基本元素，诸如务实性、世俗性、开放性，在松江文化中都有丰富表现。要阐述松江文化与海派文化的渊源流变，自非这篇短文所可承载，这里仅从崇祯《松江府志》的内容，来看松江士人的实学思想，进而分析其与海派文化的内在脉络。

　　崇祯《松江府志》有初刻本与重订本两个版本，分别刊行于明崇祯三年（1630）与崇祯四年。重订本仅存残本，比较流行的是初刻本。本文所述均基于初刻本。此志主修为时任松江知府方岳贡，主纂为松江著名学者陈继儒。与此前或此后的其他《松江府志》相比，此志一个鲜明特点，是相当务实与开明。一般说来，志书记一地史实，多隐恶扬善，誉多贬少，而对于负面内容多一带而过。此志虽然对正面内容也一一叙述，但对在常人看来的所谓负面内容也不加讳饰。用方岳贡的话来说，即“以志吾过而已”。正因如此，此志有许多关于当时民生疾苦的记述，也有许多不为他志所载的内容。

　　比如，志书收录徐献忠《布赋》，记述一家男女分工纺纱、织布、售布的情形：一家起早贪黑,或去棉籽,或弹棉花,或纺纱、织布，然后持布到市场去卖。“织妇抱冻龟手不顾，匹夫怀饥奔走长路。持莽莽者以入市，恐精粗之不中数，饰粉傅脂，护持风露。摩肩臂以授人，腾口说而售我，思得金之如攫，媚贾师以如父。幸而入选，如脱重负。坐守风檐，平明返顾。”正当主妇洗好锅、备好水等待丈夫以卖布之钱买米回来烧饭，不料丈夫哭丧而归，告知途中遭恶吏盘剥勒索，连本钱都被抢去了。（卷六，《物产》）书中附录张世美《织布词》，述织布之苦以及纺织在百姓生计中的重要性：　“寸纱尺缕自纺绩，车经架刷趁风日。朝来喜得上机轴，家人不厌当窗织。当窗织，急生计，口食相关殆非细。泖上有田岁不熟，日资一匹聊洽济。朝织暮纺勤所为，机声轧轧犹嫌迟。阿婆近前催迫语，邻家易米待同时。”　（卷七，《风俗》）书中直述松江因为重赋而带来生活困难，“纺织不止乡落，虽城中亦然。里媪晨抱棉纱入市，易木棉花以归，机杼轧轧，有通宵不寐者。田家收获，轮官偿债外，未卒岁，室庐已空，其衣食全在此。”（卷七，《风俗》）书中详细介绍沿海盐场工人晒盐熬盐之辛苦，记述一位负盐妇，其丈夫与小儿均战死沙场，大儿在军中生死未卜，家有公婆亟需赡养，自己只好负盐去卖。“负盐妇，何劳苦，百结青裙走风雨。雨花洒盐盐作卤，背负空筐泪流雨。”（卷七，《风俗》）这些记述，贴近民情，同情百姓疾苦。对于当时松江地区重赋问题，志书多处表示相当的不平之意。这需要相当大的勇气。

　　书中动态性地记述了自正德以后一百多年间松江风俗的变迁，涉及二十四个方面，包括乡饮、婚娶、丧祭、赠赙、宾宴、冠髻、服饰、履袜、组绣、布缕、染色、几案、舆盖、舟楫、室庐、园林、迎送、缇帙、楮素、巫医、方外、优剧、声妓与憧竖，总体趋势是由俭趋奢，由简趋繁，其始作俑者，“率巨家势阀先之”。将批评矛头对准巨家势阀，也需要一定的勇气。当然，这二十四变，每变都是很好的社会史资料。比如，述室庐之变，称松江城里，原先只有少量厅事堂楼，乡绅多居城外，现在情况大变，“今缙绅必城居，故宦宅第，转展相售。居必巧营曲房，栏楯台砌，点缀花石，几榻书画，竞事华侈”。书中认为，如果要改良风俗，必须自士大夫开始。（卷七，《风俗》）

　　最为了不起的地方，此书破天荒地把天主教传教士庞迪我(Diego de Pantoja,1571-1618)作为“游寓”人物记录在册:“西儒庞迪我，利玛窦之门人也，精于天文地理技术，宗天主教，由海外抵香山　，至留都，遂游云间，士大夫多崇礼之，而徐宗伯光启尤敬事焉。制器甚精巧，如西洋炮，试之辽左，尤有奇效，奴虏闻之胆落。相　目长髯，坦易近人，非礼不动，有中华大儒之风。他著述甚富，不胜书。凡用物名目、种类特创，并西字记号二十，形象各异，不能殚记，详其门下西海耶稣会士邓玉函口授《图说录最》一书，关西王公徵有序”。(卷四十四，《游寓》）书中如此高度评价庞迪我，称其“有中华大儒之风”，为其他志书所未之见。此志崇祯四年版的《游寓》人物传中，将“庞迪我”替换为“利玛窦”，记述文字基本相同，只是删除“利玛窦之门人也”数字，另在“徐宗伯光启尤敬事焉”一语后面，加了“入京都，卒，神庙特恩赐葬”，其余文字均同。查现在所能见到的各种利玛窦传记，均无利玛窦来松江的记录，此志不知何据。

　　晚明的松江地区，涌动着浓厚的实学思潮，为学讲究实际、实在、实用，主张经世致用，反对空谈心性。徐光启、孙元化等讲求农学、兵学、西学，陈继儒讲求有益地方经济、社会的实际之学。陈子龙、夏允彝等人组织的几社，便以经世致用相号召。《明经世文编》的编选者凡24人，包括陈子龙、夏允彝在内，全部是松江府人，其中20人为华亭县人。这些人中，有12人为进士，其余也都有举人或监生功名。对此书支持最力者，一是方岳贡，二是陈继儒。前已述及，在崇祯《松江府志》中，方、陈二人，一为主修，一为主纂，夏允彝也是编纂者之一。由此可见，崇祯《松江府志》中对于社会现实状况的记载，其实是松江士人实学思想的具体运用。

　　明清鼎革以后，江南地方势力遭到朝廷严重打压，以松江为中心的实学思潮也有所沉寂。康熙朝所修《松江府志》，反映民间疾苦的内容大为减少，庞迪我的传记也从《游寓》中删除。但是，松江文化中讲究实际、实在、实用的传统还在潜滋暗长。道光年间，上海开埠以后，这一传统便在上海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助李善兰等刻印《续几何原本》的韩应陛，海派书画家胡公寿，以倡导经世之学著称的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译员钟天纬，创办商务印书馆的夏瑞芳，著名天主教徒、实业家朱志尧等，都是松江府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