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读子弹库帛书（下）

　　当时，我把楚帛书分成三个“版本”：蔡修涣本、弗利尔本、大都会本。我们的所有研究，不是依据蔡修涣本，就是依据弗利尔本。比如当时的“最新著作”，商承祚《战国楚帛书述略》（1964年9月），就是依据弗利尔本。“文革”前，这是最重要的著作。

　　大都会本是1966年才发表。整个“文革”期间，我们的研究完全是空白。与此形成对照，海外的研究都是利用大都会本。巴纳的《楚帛书译注》（1973）才是“最新著作”。

　　我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研究。

　　这是中国大陆第一部以大都会本为依据的著作。

　　张政烺先生鼓励我写这本书，并推荐此书到中华书局发表，就是希望引进最新材料，汇集最新研究，为学界提供进一步讨论的基础。

　　这是我第一次读子弹库帛书。

　　1985—1988年，学界有一批新作发表。如李学勤的四篇论文，饶宗颐、曾宪通的《楚帛书》，以及高明、何琳仪、朱德熙等人的作品。1988年5月22日，我写过一篇《〈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研究〉补正》，就是读这些新作的笔记。这篇文章是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第十届年会（长春，1988年7月22-28日）的论文，十二年后才被印出来。印出来，已经变成古董。

　　这是我第二次读子弹库帛书。

　　1989年8月—1990年9月，我在美国待了一年多。当时，没事干，我开始写《中国方术考》。其中也包括子弹库帛书。我对帛书的释文又有所修正。

　　子弹库帛书，是数术性质的古书。读者不难发现，我后来出版的《中国方术考》，其中讲数术的部分，无论式盘，还是日书，都来源于我对子弹库帛书的研究。反过来，它们也深化了我对子弹库帛书的认识。

　　1990年，我在西雅图，有一天，张光直教授打来个电话，他说他读过我的《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研究》，问我是否愿意参加4月27-28日在弗利尔-赛克勒美术馆举行的东周楚文化讨论会，如果愿意，他可以推荐。我说，我当然愿意。

　　这个会是为辛格（Paul Singer）医生85岁生日而召开，会上展出了子弹库帛书。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件稀世珍宝。它在纽约曾经发霉，去霉后的部分，字迹反而变得很清楚，与过去的照片不一样。饶宗颐先生和我一起看楚帛书，他说，既然有此奇效，何不让帛书再次发霉，把其他部分也清一下。他希望能“梅（霉）开二度”。后来回到北京，我给《文物天地》写了篇《楚帛书目验记》，就是讲目验帛书的感受。

　　那次会议有四场报告，主讲人是李学勤、罗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杜德兰（Alain Thote）、马麟（Colin Mackenzie）。我是参加讨论的人。

　　当时有个叫格利芬（Jane Tilley Griffin）的女士提问，希望李学勤先生能给大家讲讲帛书十二神。李先生说，正好，有两位研究这一问题的权威在场，一位是饶宗颐先生，一位是李零先生，我想把问题交给他们来回答。

　　当时，饶先生讲了几句话，没有正面回答她的问题。我根本没说话。会议论文集有我一篇发言，其实是后来写的。这篇文章的中文题目是《楚帛书与“式图”》。

　　帛书的思想意义，我是花了十年，到此方窥一二。

　　这是我第三次读楚帛书。

　　1992年6月12日，我44岁那天，柯强匿名捐献的楚帛书残片入藏弗利尔-赛克勒美术馆。当时，负责此事的齐思（W. T. Chase）先生跟该馆亚洲部主任苏芳淑博士商量如何保护这批残片，苏博士建议请我去华盛顿参加他们的揭剥工作。因此第二年，我去了美国。1993年1-5月，我住马里兰，每天乘地铁去弗利尔-赛克勒美术馆上班。我除自己作研究，经常去弗利尔美术馆的实验室陪巴拉德（Mary W. Ballard）女士揭帛书。我第一次有机会经常看帛书，既包括众所周知的那件帛书（他们叫“第一帛书”），也包括从未发表的帛书残片（他们叫“第二帛书”），这使我对子弹库帛书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印象。另外，我还阅读了弗利尔-赛克勒美术馆保存的有关档案，访问了住在新泽西的辛格医生和住在西雅图的吴柱存教授，对楚帛书在美国的流传也做了深入调查。

　　这是我第四次读子弹库帛书。

　　1993—1996年，我一直和巴拉德女士保持通信。但1997—1999年，揭剥工作停了下来。

　　2000年，我到普林斯顿大学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和罗泰教授谈起这件事。结果，由他提议，与会的27名国际学者联名写了一封信给弗利尔-赛克勒美术馆的馆长毕齐（Milo C. Beach）博士，呼吁弗利尔-赛克勒美术馆重启揭剥工程。

　　我们又有了希望。

　　2001年9月1-7日，弗利尔美术馆实验室主任杰特（Paul Jett）博士邀请我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文保专家白荣金先生前往华盛顿，与大都会博物馆的纺织品保护专家金蒂尼（Christine Giuntini）女士研究进一步揭剥。这事正好在“911事件”发生之前。

　　这是我第五次读子弹库帛书。

　　2007年，帛书残片的揭剥工作终于结束。所有揭开的残片都被用有机玻璃板封存。揭不开的残片，则按原状保存。10月21-26日，我和芝加哥大学的夏德安（Donald Harper）教授去华盛顿，仔细读过这批残片，做过记录。

　　这是我第六次读子弹库帛书。

　　现在这本书，是我第七次读子弹库帛书。我用的帛书照相本是弗利尔-赛克勒美术馆提供的数码照片。它既包括那件相对完整的楚帛书（本书题为《四时令》），也包括同出的其他残片（本书题为《五行令》和《攻守占》）。前者即1964年柯强售出，1966年被赛克勒医生购入，后来存于弗利尔-赛克勒美术馆的楚帛书。后者即1992年6月12日，柯强匿名捐献，入藏于弗利尔-赛克勒美术馆的楚帛书。两者都是由柯强带到美国，原来分存于纽约和华盛顿，现在都在华盛顿。

　　子弹库楚帛书，留在国内，只有1997年11月10日商承祚先生的家属捐献给湖南省博物馆的一块残片和一幅照片。

　　这次出版，我想把子弹库帛书的各种“版本”搜集到一起，既包括早期的蔡修涣本、弗利尔本、大都会本，也包括上述照片。同时，书中还应包括子弹库楚墓的所有出土物。既包括蔡季襄《晚周缯书考证》一书中记录的所有文物，也包括1973年5月湖南省博物馆重启子弹库楚墓发表的所有文物，还有弗利尔-赛克勒美术馆收藏的存放帛书的书箧。我想把它们整合在一起，做成一份抢救性的复原报告。

　　我希望，这份报告能璧合中美双方的材料，让这批稀有的帛书，最终成为所有中外学者共同拥有的文化财富。

　　本书写作，曾得到弗利尔-赛克勒美术馆、湖南省博物馆、湖南省文物考古所的大力支持，很多中外学者也提供了无私帮助。

　　我要特别感谢：

　　（1）弗利尔-赛克勒美术馆的前馆长罗覃（Thomas Lawton）博士、前亚洲部主任苏芳淑博士（现为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库房管理员科尔（Rocky Corr）先生和诺曼（Jane Norman）女士，图书馆的前馆长陈家仁博士，以及亨尼希（Colleen Hennessey）女士和霍吉（David Hogge）先生。

　　（2）弗利尔美术馆实验室的齐思（W. T. Chase）先生、温特（John Winter）博士、杰特（Paul Jett）博士和顾祥美女士。

　　（3）史密森保护中心的纺织品保护专家巴拉德（Mary W. Ballard）女士。

　　（4）大都会博物馆的纺织品保护专家金蒂尼（Christine Giuntini）女士。

　　（5）已故美国著名收藏家辛格（Paul Singer）医生。

　　（6）芝加哥大学的夏德安（Donald Harper）教授。

　　（7）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寇森考古研究所的罗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教授和叶娃女士。

　　（8）湖南省博物馆的高志喜、傅举有、吴铭生、陈建敏、李建毛先生和郑曙斌女士。

　　（9）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何介钧、张春龙先生、刘兰女士。

　　（10）岳麓书院的陈松长先生。

　　（11）上海博物馆的徐汝聪女士。

　　（12）已故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王先生。

　　（1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白荣金先生。

　　（14）中国丝绸博物馆的赵丰先生。

　　（15）已故雅礼中学的老校友王宗石老师。

　　（16）侨居美国西雅图的吴柱存教授、傅云起女士。

　　（17）法国远东学院的吕敏（Marianne Bujard）教授。

　　（18）2000年10月22日在普林斯顿大学联名写信给毕齐（Milo Cleveland Beach）博士的27位国际学者。

　　（19）《汉唐阳光》的尚红科先生。

　　（20）国家图书馆的曹菁菁女士。

　　（21）北京大学《儒藏》中心的孟繁之先生。

　　（22）《华夏地理》的任超先生。

　　没有他们的帮助，本书将不可能面世。

　　楚帛书的研究，对我来说，是一部学术史，而且是我亲身参与的学术史。一是楚帛书的发现史，二是楚帛书的流传史，三是楚帛书的研究史。这里面有很多故事：长沙故事，上海故事，美国故事。我将用另一部书讲这个故事。

　　楚帛书是一批老材料，不像新材料，炙手可热。但老材料有老材料的味道，更能体现学者的创业维艰和百折不回。

　　回顾以往，有几个名字，将为人们铭记：

　　蔡季襄，是第一个收藏、揭裱、测绘、报道、研究帛书的人。他的研究是所有研究的起点和开端。

　　巴纳，第一次为帛书做科学检验（包括照相、测绘等）、文字复原（包括行款复原）和图像复原，则为1970年代以后的研究提供了基础。

　　梅原末治，是第一个发现帛书表面还有反印文的人。林巳奈夫，则给它做了摹本。

　　李学勤，是第一个指出帛书十二月即《尔雅》十二月的人。他对帛书考释和思想探讨无疑有重大贡献。

　　陈梦家，拿古代时令书与帛书做系统比较，也很关键。他对《管子》之《幼（玄）官（宫）》和《幼（玄）官（宫）图》试做复原，对后人启示良多，也是重大贡献。

　　商承祚，是第一个指出“德匿”即“侧慝”的人。侧慝与日月赢缩和妖祥灾异有关，这对帛书甲篇（十二行者）的理解是重大突破。

　　严一萍和金祥恒，是最早考证帛书有伏羲、女娲的人，这对帛书神话人物的考证也是重大突破。

　　饶宗颐和曾宪通，也是对帛书考释和内容理解有重大贡献的学者。

　　这是一场时越六十余年，真正具有国际性质的大讨论。中国、日本、澳大利亚和美国，都有学者参加讨论。

　　这六十年来，有多少人参加讨论，大家可以看一下本书附录的《参考书目》。我很感谢中外学者对帛书研究的贡献，无论发明，还是失误，都是我的参考。前者予人启发，后者留下警示，各有各的用处。

　　我除综合考察帛书的一切，主要有两个心得，一是考证女娲，原文写成“女填”；二是释出“热气寒气”，指出帛书除以五木表五行，还以寒、热二气表阴阳。

　　这里没有“百战百胜”的将军。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小人物有千虑一得，大人物有百密一疏。谁说大人物就不犯错误？照样会犯。大人物也会犯低级而幼稚的错误。错误就是错误，没什么高低贵贱。大家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在错误面前也一样。人类的认识史就是这样。这才是学术史的真相。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是人都会犯错误。我是人，只是非常普通的普通人。我对帛书的认识不是一步到位，而是很多步都未必到位，总是留下遗憾。反复修改，不断完善，求的只是逼近真相。我是“老改犯”。我的文章都是反复修改，只要打开电脑，就会改。为什么要改，就是因为有很多错误。

　　电脑的好处是可以覆盖，不像画画，不能反复涂改。我希望自己的研究，可以尽量覆盖以前的错误，为后人提供一点方便，让他们不再犯我犯过的错误。

　　探讨是一种过程，只有咽气蹬腿才是终点。

　　世上本无完人。完人只是完蛋的人。

　　注释

　　[1]“中国境内古外族之遗文”也是王国维说的“五大发现”之一，很多也写在简上。

　　[2] 当年，我读楚帛书是在考古所。我的稿子写成后，王世民先生曾让我帮他整理陈梦家先生的遗稿《战国楚帛书考》。我发现，陈先生先我，已经对《管子·幼（玄）官（宫）》和《幼（玄）官（宫）图》有所讨论。特别是他在一块片纸上画过一幅草图，跟我的想法很接近。此稿是1984年才发表。我的书是1985年才出版。出版时，我特意在“论著简目”节补充了这一条。但可惜的是，遗稿在《考古学报》发表，并没收入这个纸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