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欣夫与《蛾术轩箧存善本书录》（上）
王欣夫先生一生致力中国古典文献的收辑研究，致力保存民族文化遗产。《蛾术轩箧存善本书录》就是这些文献精华的如实记录。
王欣夫先生（1901—1966），名大隆，号补安，以字行，祖籍浙江秀水（今嘉兴市）。其祖移居江苏吴县（今苏州市），遂为吴县人。
先生诞生于清朝末年，七岁，入苏州小学。十三四岁，受学家塾，研读《论语》。十八岁，从吴江“天放楼主人”、文学家金松岑习国文,读《资治通鉴》。二十岁,随丁国钧校读史籍。同年，入金松岑之师吴县曹元弼之门，研习经学。曹元弼为前清翰林院编修，专精《三礼》。先生受业，奠定国学基础。学业有成，二十六岁，执教苏州女子师范学校。二十八岁应上海圣约翰大学之聘，为国文教员，后升为教授。其间，学界交往，视野渐扩，钻研古典文献学，蔚然成家。
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先生转入复旦大学中文系，讲授文献学。直到1966年，因肺炎去世。
“蛾术轩”乃先生晚年斋名，取自《礼记·学记》“蛾子时术之”，意为：小蚁学大蚁，勤衔泥土，以成蚁冢，比喻勤学。
先生一生孜孜不倦，致力我国古典文献的收集、整理和研究，著述宏富。早在1934—1941年，友人赵诒琛和他先后辑成《甲戌丛编》到《辛巳丛编》等八部丛书（又称“八年丛编”），收书九十余种，稀缺文献，得以留存。两人收辑清代黄丕烈、顾千里的题跋、著述，编辑刊行《黄顾遗书》。在此基础上编成《顾千里集》《黄丕烈集》，并撰《黄荛圃先生年谱补》，为这两位清代著名的文献学家提供了较为完整的资料。《顾千里集》稿，后笔者董理，得诸方支持，已由北京中华书局出版。《黄丕烈集》稿，则不知下落。
先生重点收辑了清代“吴学”代表惠栋的著述，编有《惠栋集》、曹元弼的遗著《复礼堂文二集》《三集》《复礼堂诗集》《复礼堂尺牍》，还有曹元忠的《笺经室余稿》《笺经室赋录》等数种，原稿俱存，尚未刊出。上世纪30年代，受胡玉缙先生之托，收辑遗稿，编成《许庼遗集》（又作：鄦庼集林）。其中《许庼学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等，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已由北京中华书局出版，其余还有《许庼题识》《四库未收书目提要》等，不再细述。
不仅收辑前人文献，先生自己也勤奋著述，早年著有《景刊元贞本论语注疏解经考证》,现存清稿本。上世纪50年代，研究《管子》，著《管子校释》,有手稿本存。并就《管子》版本,和郭沫若先生商榷,提出批评。还著有《补三国志兵志》《学礼斋随笔》等多种。
为了给学生打好文献学基础，先生编写国内第一部文献学的大学教材《文献学讲义》（后由徐鹏师整理出版）。广受学界好评。先生考订、补充叶昌炽的《藏书纪事诗》，后经徐鹏师辑录整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据不完全统计，先生撰述、整理、辑集的著述上百种，单是手抄稿本，便达一千余万字。最有代表性的著作，就是这部晚年撰写的《蛾术轩箧存善本书录》。
先生既非达官显贵，也非金玉满堂，终生以教学著述立世，在世仅66年。在电脑尚未普及的时代，依靠个人的努力，做出上述成就，绝非常人所能企及。
纵观历史，在时代大潮中，有人引领风流，飞舞浪尖，万方瞩目；有人被潮流挟裹，在波涛中挣扎。他们或许满身疮痍，带有缺陷；或许如入黑洞，没有光亮；或许淡然无奇，微不足道，不受世人关注。但是，他们坚韧顽强，决不放弃追求，激扬着生命力。这样的人，是造就各类文明的中坚和脊梁。
王欣夫先生一生致力中国古典文献的收辑研究，致力保存民族文化遗产。在他的身上，可以感受到这种精神和力量。他无愧为我国近代古典文献学的代表性学者。
王欣夫先生不仅是一位学者，还是一位实践型的藏书家。不论环境如何困苦，总设法克服，全力以赴，保存了一大批珍贵的文献资料。《蛾术轩箧存善本书录》就是这些文献精华的如实记录。
《蛾术轩箧存善本书录》所录文献，包括稿本一百多种，批校本二百多种，抄本四百多种。来源，大致有四个方面：
一，祖上传下。先生父祖辈就藏有宋本《陶渊明集》，明弘治本《陈伯玉集》，明嘉靖孔天胤依宋本刻的《通鉴通鉴》初印本等，达数千卷。这些典籍，有的流失，有的留存。
二，收集购买。先生一生，勤力收集各种典籍。如清济阳张尔歧撰的《周易说略》四卷，康熙己亥泰山徐志定“真合斋”磁活字本，国内仅存。清王澍手书原本《积书岩摹古帖》，乃从清代宫中流出。先生倾囊购得。
从各方收集名人稿本，如清吴县徐堂《韩诗述》、清秀水诸锦《仪礼义疏稿》、吴云《两罍轩收藏经籍碑帖书画目录》、郑文焯稿本六种，钞稿本如徐养原《顽石庐文集》、批校本如元和陈倬校《读书杂志》等，达数百种。
三，抄录编辑。先生从友朋处转抄过录罕见题跋和著作，有时如痴如迷。如过录何焯、惠士奇、惠栋的《周礼注疏》校语；过录段玉裁、臧庸等校《仪礼注疏》的校语；过录《华阳国志》《经典释文》等书顾千里的校语；其他如抄录钱大昕、焦循、潘祖荫等人的校跋等，多为罕见者。甚至临终前，重病在身，仍在过录卢抱经书跋。
转抄过录后，汇集所得，编成书稿。如陆贻典《觌庵书跋》、《嘉业堂群书序跋》等，凡此有四十多种。
四，师友馈赠。前辈托付的，如曹元弼的《复礼堂日记》《北堂立言记》，胡玉缙的《辨俗编》手稿等。友朋见赠的，如《尔雅郭注拾遗》，系任铭善抄录赠送；《家语弟子补注》手稿本，乃丁福保所赠。
对于这些典籍，先生精心选择，写就《书录》，对上述各类文献，做了真实记录。所述内容，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典籍本身的传布情况。
如《集韵》十卷，清康熙时代曹寅刻本，日本天保九年（相当于咸丰六年）复刻曹寅刻本，嘉庆甲戌等三条书录中，记载了书中段玉裁、王引之、袁廷檮、钮树玉等十多位清代学者的校跋语，藏书印章。
又如翁方纲未刊稿《四库全书提要》，记载了该书稿的流传以及刘承干嘉业堂，由施韵秋抄录副本的情况。再如，原存冯桂芬处、后归丁初我收藏的《唐诗鼓吹》，乃陈少章、何义门亲批校本，《书录》中，叙其流传过程，收购纳入的情况。
凡此，经、史、子、集各个领域，共一千多种典籍。因为都是亲身经历，亲眼所见，亲自所录的资料，真实可靠。
第二，与典籍流传有关的人物生平。
《书录》所载文献， 多未刊稿本。每部文稿，都汇集着学者毕生心血。有的作者，因时代动荡，萧然而逝；限于社会历史环境，未被人知，甚至不见记载。然而，所撰著述，甚为出色。如《水经注笺疏》存一卷，乃先生从残稿中录出。作者系慈溪林颐山，在《水经注》研究领域，“其功实不亚于戴（戴震）汪（汪士铎）”。赖此所录，方得留存。
第三，近代江南地区的学术流变。
清朝咸丰以后，世态大变。就中国典籍而言，瞿氏铁琴铜剑楼、杨氏海源阁、丁氏八千卷楼、陆氏皕宋楼等典籍的流散，引起众多的议论感慨。先生在《嘉业堂群书序跋》中，记载嘉业堂“收书于易代之际，《藏书志》虽积稿盈尺，仅什存二三，而刻书数千卷，实足与毛氏媲美”，刘承干先生“恣人录副，以广其传”的情况。在《独断疏证》条下，记载了自己与胡玉缙先生的交往、受教并蒙其托付，整理文稿的经纬。
《书录》所载社会变动和知识阶层状况，尤多江南地区文献流传、人物交往细节，如无此书，或就淹没在历史长河之中了。
每逢时代动荡，典籍总有聚散分合。这一特定社会现象，揭示着文明的变异、展开与进化。《书录》未刻意阐述高深的哲理，而文化和哲理并非凭空存在，须有现实支撑。正是这些具体真实的记述，展现了那个时代斑驳多彩的文化空间。其中有参天大树，有茂密丛林，乃至生存过的纤细小草。正赖有此，中国文化的莽原，才显现出历史人文的广袤和雄浑；中国文化的天空，才显现出思想哲理的深邃和悠远；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才显现出延绵不断的顽强生命力。先生曾有一段令人回味之语:“人有遇与不遇，而书之传否，也有幸与不幸。”此千余部著作，一个多世纪，饱经动乱，遇到先生。与毁于战火和变乱的众多文献相比，可以说是“遇”而有幸了。
此乃《书录》学术价值之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