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简《厚父》属性及时代背景新认识（上）

　　《厚父》见于《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第5册，[1]自问世以来，学术界对其属性和时代背景众说纷纭。大致可分为三说，其一认为反映夏代历史，为《夏书》佚文；[2]其二认为其篇虽反映夏朝的兴亡，但与《尚书·酒诰》和大盂鼎铭关于酒禁论旨相同，为针对商代覆灭而言，故为《周书》而非《商书》；[3]其三为《商书》，认为王为商汤，厚父为其大臣，是以君臣对话体的语书形式而形成的文献。[4]清华简《厚父》问世以来，其争议最大者，亦莫过于其篇之性质是“夏书”“商书”，抑或是“周书”？笔者认为，对《厚父》的性质和成文时代的研究，要首先对其文所涉及人物、事件、历史背景，以及所讨论的主题有比较准确的把握，但已有成果对《厚父》研究虽有很大的进展，但对文字的解读仍有一些重要问题尚未解决，特别是“之匿王乃渴失其命”是理解《厚父》一文性质十分关键的一句，目前对其句的理解解读是有问题的，以致形成对《厚父》整篇理解不准确，而其篇性质的理解也就难以准确。所以拙文从此句的重新解读说起，然后进一步探讨其文的时代背景和属性问题。

　　一、“之慝王乃渴失其命”：夏桀失命新释读

　　清华简《厚父》的释文包括整理者在内，各家互有差异，笔者根据自己的理解和看法，结合各家之说，重新释读如下：

　　王监劼(嘉)糹束(绩)，闻前文人之恭明惪(德)。王若曰：“厚父！遹闻禹川，乃降之民，建夏邦。启隹(惟)后，帝亦弗(恐)启之经惪(德)少，命咎(皋)繇下为之卿事(士)，兹咸又(有)神，能格于上，智(知)天之畏(威)哉，闻民之若否，隹(惟)天乃永保夏邑。才(在)夏之哲王，乃严寅畏皇天上帝之命，朝夕肆祀，不盘于庚(康)，以庶民隹(惟)政之恭，天则弗斁，永保夏邦。其才(在)寺(时)后王之飨国，肆祀三后，永叙在服，隹(惟)女(如)台？”[5]

　　厚父拜手稽首，曰：“者(都)！[6]鲁天子，古天降下民，埶(设)万邦，作之君，作之帀(师)，隹(惟)曰其助上帝乱下民。之匿(慝)王乃渴，失其命，弗甬(用)先哲王孔甲之典刑，真(颠)復(覆)厥惪(德)，湳(沉)湎于非彝，天乃弗若(赦)，乃述(坠)厥命，亡厥邦。隹(惟)寺(时)下民(恐)帝之子，咸天之臣，民乃弗慎厥惪(德)，甬(用)叙才(在)服。”

　　王曰：“钦之哉！厚父，隹(惟)寺(时)余经念乃高祖克宪皇天之政工(功)，乃虔秉厥惪(德)，作辟事三后。肆女(汝)其若龟筮之言亦勿可辶叀(转)改。兹少(小)人之惪(德)，隹(惟)女(如)台？”

　　厚父曰：“于(呜)虖(呼)，天子！天命不可漗，斯民心难测。民弋(式)克共(恭)心敬愄(畏)，畏不恙(祥)，保教明惪(德)，慎肆祀，隹(惟)所役之司民启之；民其亡谅，乃弗畏不恙(祥)，亡显于民，亦隹(惟)骨欠(祸)之卣(攸)及，隹(惟)司民之所取。今民莫不曰余保教明惪(德)，亦鲜克以诲(谋)。曰民心隹(惟)本，厥作隹(惟)枼(叶)。引(矧)其能丁良于友人，乃洹(宣)弔(淑)厥心。若山厥高，若水厥渊(深)，女(如)玉之才(在)石，女(如)丹才(在)在朱，乃是隹(惟)人。曰天监司民，厥征女(如)左之服于人。

　　民弋(式)克敬德，母(毋)湛于酉(酒)。民曰隹(惟)酉(酒)甬(用)肆祀，亦隹(惟)酉(酒)甬(用)庚(康)乐。曰酉(酒)非食，隹(惟)神之卿(飨)。民亦隹(惟)酉(酒)甬(用)败畏(威)义(仪)，亦隹(惟)酉(酒)甬(用)恒疒狂(狂)。

　　笔者认为“之慝王乃渴失其命”一句，应以整理者之说读为“之匿(慝)王乃渴，失其命”，有的学者把“之慝王”属上句，读为“……惟曰其助上帝乱下民之慝。王乃遏失其命……”，[7]是不对的。“之”是“至”“到”“前往”之义。《论语·宪问》“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邢昺疏云“之，往也，往三子所告之”。[8]“慝王”之“慝”为奸佞之义，是指奸邪之王，“乃”是一个帮助判断的副词。[9]而“渴”则是“桀”通假字。这是《厚父》释读最关键的一个字。“渴”上古韵部为月部，见母；“桀”，上古韵部亦为月部，群母。二者韵部相同，声纽旁转，皆为舌根音，只为清浊塞音之分，所以古汉语中以“曷”为声符的形声字常常与“桀”字通假。(1)《诗经·卫风·硕人》“庶士有朅”，毛传云“朅，武壮貌”，陆德明《经典释文》云“朅……《韩诗》作‘桀’，云‘健也’”，[10]可知“朅”“桀”音同可以通假。(2)《墨子·备梯》“城希裾门而直桀”，而《墨子·备蛾傅》篇则作“城上希薄门而置捣[楬]”，孙诒让注云“‘捣’当为‘楬’，字之误也。楬，杙也”，[11]并云“直与置同，桀与楬同。言城上之人望裾门而置楬也”，“望裾门而置楬者，所以为识别，以便出击敌也”。[12] (3)《左传》成公二年“桀石以投人”，段玉裁注《说文》“桀”云：“此假‘桀’为‘揭’也，‘揭’，高举也。”[13]可知“桀”可通假为“揭”。(4)《诗经·王风·君子于役》“鸡栖于桀”，毛传云“鸡栖于杙为桀”，[14]可知“桀”此义与“杙”相同，是指木樁、木桩。《文选》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八首·刘桢》“朝游牛羊下，暮坐括揭鸣”，李注云“《毛诗》曰‘鸡栖于桀，日之夕矣，牛羊下阔。’毛苌曰：‘鸡栖于杙为桀。’括，至也。‘桀’与‘揭’音义同”。[15]可知“桀”与“揭”音同而通假。(5)《庄子·天道》“又何偈偈乎揭仁义，若击鼓而求亡子焉”，《庄子·天运》作“又奚傑然若负建鼓而求亡子者邪”，清人王先谦《庄子集解》[16]以为“傑然”即“偈偈乎”，“偈”“傑”音同而假借。(6)近出清华简第8册《治邦之道》有“度其力以使之，饥滐、寒暑、劳逸，和于其□[身]……”(简11－12)，[17]其文中“饥滐”之“滐”，整理者读为“渴”，[18]是对的。

　　“之慝王乃渴”中“渴”为“桀”的通假字，则知“慝王”就是指夏桀，是“失其命”的主语。这句是说奸佞夏王桀陨失了夏之天命。确定此句所说奸慝王就是夏桀，与下文所说内容就前后呼应了：“弗用先哲王孔甲之典刑，颠覆厥德，淫湎于非彝，天乃弗若，乃坠厥命，亡厥邦。”这正痛斥夏桀不用先哲王孔甲的典礼刑罚，颠覆孔甲美德，沉湎于非礼，上天就不再顺佑他，夏桀就天命坠失，国家灭亡。

　　《厚父》虽然有“夏书”“商书”“周书”三种不同的说法，但是绝大多数学者认为其篇是“周书”，但此说是值得商榷的。

　　从“之匿(慝)王乃渴(桀)，失其命”，可见《厚父》一篇写了夏代最后一位王及其覆灭的情况，前面关于《厚父》属性的讨论，就有了很重要的突破。首先，认为《厚父》为“夏书”的说法明显就站不住脚了。因为《厚父》篇中的“王”只能是夏末夏桀之后的时代，也就是商初的商王。尽管其篇所蕴含的也是夏代历史文化，[19]但连夏桀覆灭的历史都写出来了，还能说是“夏书”吗？

　　至于“商书”“周书”二说中，笔者认为“周书”之说亦可排除。原因是《厚父》一文历述夏代初期禹、启、皋陶，以及孔甲、桀这些夏王的治民成功经验和覆亡的教训，若为“周书”，完全不提及商代的经验教训是不大可能的。以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尚书》为例，《酒诰》《大诰》《召诰》《洛诰》《无逸》等书篇中，周初武王、周公、召公、成王等周王和辅政重臣，凡谈到前代的经验教训，无一不是详商而略夏。此因也容易理解，对周初统治者来说，商代的历史更为接近，其成功之经验、失败之教训，印象和影响更为直接，更为深刻；而夏代则时代已经遥远了，历史的经验教训已不是那么直接，影响也不是那么深刻了。

　　而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厚父》，如果说是“周书”，可以说是反其道而行之了，因为其篇只谈夏代不言商代人和事，使人难以理解。但如果说《厚父》是“商书”，则其篇所见人物史实完全符合：《厚父》篇中的“王”自然是商王，厚父是商臣，二人在回顾夏代前期历史经验，尤其是回顾了夏末夏王桀覆灭的沉痛教训。其篇应是“商书”基本无疑。

　　二、《厚父》主题与西周时上层统治集团政治思想观念的比较

　　《厚父》中有“恭明德”“慎厥德”“虔秉厥德”“保教明德”“民弋克敬德”等用语，一些学者便认为这与《尚书》中“周书”所谈到重德的思想倾向相同，便认为其篇是属于“周书”。但我们应该看到，清华简《厚父》的政治思想都是治理小民的，因“民心难测”，要以统治阶层掌握的祭祀权力来控制民众，要用“明德”来教育民众，却没有一点对统治者自身进行约束和检查的。但西周的《尚书》《诗经》等资料，其政治统治思想主张“天命靡常”“敬德保民”“怀保小民”等，都是针对统治者自身而提出的要求和约束，却没有哪一些是针对民众而提出的约束或政治目标。

　　西周初年，武王、周公、成王等姬周统治集团的首领，针对殷商骤然灭亡的历史，深感不安。首先提出统治者应该“敬德保民”的主张，周初统治者的“敬德”是对统治者而言，而清华简《厚父》只是用“保教明德”来教育民众。因此我们不能一见《厚父》篇有“德”字出现，就和重“德”的西周时代联系在一起。清华简《厚父》所说只对民众“保教明德”思想教育，与西周时期形成对上层统治者要求“敬德保民”思想是不同的，这是两个不同的时代主旋律，所形成的背景和所期盼的目标也完全不同。

　　《诗经·大雅·文王》先说“商之孙子，其丽不亿”[20]——商的子孙增益附丽何止于十万，但今已被上帝命为周人的侯服之国，感叹地提出“天命靡常”的命题。也进一步感叹“天难忱斯，不易为王”。[21]“不易为王”即“为王不易”，为什么呢？“忱”是诚信，是说上天是难以讲诚信的——上天难以保证你的君权千秋万代，也是讲天命靡常的问题。《尚书·君奭》篇周公更明确地说：“天不可信，我道惟宁[文]王德延，天不庸释于文王受命。”[22]文王受天命，是因为文王德行绵长；故周公警告后嗣子孙：“不知天命不易，天难谌，乃其坠命，弗克经历嗣前人恭明德。”[23] “谌”《尔雅·释诂》释为“信也”。屈万里说：“天难谌，与前文‘若天棐忱’(引者注：指《尚书·君奭》)，大诰之‘天棐忱辞’，诗大明之‘天难忱斯’，语意相同，盖周初常语也。”[24]屈万里所说是对的，周初统治者在《尚书·大诰》《尚书·君奭》《诗经·大明》诸篇常说“天棐忱辞”“天难忱斯”“天难谌”，“谌”“忱”是诚信、可信之义，“辞”“斯”是语气感叹词“哉”之义，都是讲保天命问题上难讲诚信。《尚书·君奭》周公强调保天命之难，天难以讲诚信保你权力地位，除非你继承了先王的“恭明德”。所以周初统治者讲“明德”是针对君王自身，而“恭明德”是保天命的前提。显然这与《厚父》“天命不可漗”的观念是不同的。

　　因此，周初统治者反复强调君王“敬德”这个周代的时代主旋律。《尚书·召诰》周公对成王说：“王其疾敬德”；[25]“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并指出夏商之所以亡国，都是“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今王“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26]《尚书·多士》篇说“自成汤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27]《尚书·君奭》也说商代早中期，“天惟纯佑命，则商实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28]等等。

　　但如何“保民”？周公在《尚书·无逸》篇对“君子”如何“保惠于庶民”有很好的说明。其篇说：“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他以殷先王为例，殷王中宗，“严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惧，不敢荒宁”；殷王高宗，“时旧劳于外，爰暨小人”，“不敢荒宁，嘉靖殷邦，至于小大，无时或怨”；殷王祖甲，“不义惟王，旧为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鳏寡”。[29]可见周公总结殷先贤王都是严于律己，了解小人的内心痛苦，了解稼穑之艰难，不敢贪图安逸，能够保护小民并施加恩惠给民众，不敢侮辱鳏寡老人。并不是以很高的道德标准去要求民众，教育民众。

　　如何“敬德”？“明德”的内容是什么呢？“敬德”当然有敬重美德之义，但也有警戒恶德之义。周公在《尚书·无逸》中以一个比较确切的例子说明如何“敬德”的问题。周公临告退前对成王说：

　　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则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时。”不啻不敢含怒。此厥不听，人乃或诪张为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则信之。则若时，不永念厥辟，不宽绰厥心，乱罚无罪，杀无辜，怨有同，是丛于厥身。[30]

　　这一段是说，有人对君王说，小人在怨你骂你。那么应该惊惶地“敬德”，屈万里解释：“敬德，谨于行为。”[31]其实，这个“敬”应读作“儆”，是“警戒”“警惕”的意思。“辟”是“法令”之义。这一段是说：君主对待“小人怨汝詈汝”的正确态度是：针对自己错误，他就说：的确是那样的啊！不只是不敢含怒生气。但有的君主不听意见，一旦听到说有人怨你骂你，就相信了，也就不管法令律条了。[32]也不宽大心胸，乱罚无罪之人，杀无罪之人。这样，怨恨就集中到自己身上了。

　　从上述这些“周书”及“周诗”可见，当时提出的敬德保民思想主张是对上层统治者自身而言，而不是像《厚父》那样认为“民心难测”，要以“保教明德”“慎肆祀”去教育民众，管理民众。所以，从主题和所主张的政治思想观念看，清华简《厚父》也不应隶属于“周书”部分，因为它与西周时的政治思想是完全不同的。可以说这是思想观念主旋律完全不同的两个时代：一个是用德行教化民众，是只着眼于对民众的统治方式；另一个却是敬重美德、警戒恶德来保护民众，是着眼于统治者自身的自省行为。因此《厚父》篇不是西周要求上层统治者“敬德保民”时代的作品，而只是为统治者自身利益而强调民众要“明德”“慎厥德”“秉厥德”“克敬德”，以便于统治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