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理论的性质、对象、价值与方法（下）

　　四、历史认识的捷径

　　史家常言：板凳要坐十年冷!长期以来，中国的历史学家们忌讳在其研究中寻找捷径。然而，人类的创造性活动，有多少不是在寻找捷径呢？寻找捷径是一种很正常的心态，达成经济和效率就意味着获得捷径。当一些史家认为史学研究没有捷径时，这很可能是一种源于历史性认知缺失的判断。

　　当我们初入历史学专业时，被教导而学会做史料编年、历史札记。相对于更早的历史编纂而言，这些手段是不是一条捷径？我们在研究中外史学史的过程中，了解自古以来的史家什么时候开始学会做编年，什么时候开始写札记，什么时候开始用图书检索法，什么时候采用电脑数据库，这些做法可否被编纂成一部史学研究的捷径史？在此意义上，历史学的专业化或职业化，是要在这个专业领域里面找到捷径、追求效率，通过它达成对过往历史研究成果的批判，或者生成能够涵盖更多历史经验和证据的解释体系。后人提供的史学理论框架在解释了前人涉及的史料与证据之外，还可以解释更多，由此达成更大的效率(说服力)，这同样是专业历史学家所追求的。其实，它也是一种捷径，只不过，原来我们的问题在于，我们是怎么理解“捷径”的。为什么包括史家在内的人文学者们比较容易排斥“捷径”这个概念？我们需要思考，排斥这个概念的学者群体，他们参照的体系是什么。在伽达默尔的《真理与方法》一书中，伽达默尔为众人常常避之不及的成见正名⑧。历史学家往往希望自己避免成见，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得出“客观的历史”。如此，伽达默尔的论述便构成对史学家的挑战。伽达默尔认为，成见实际上是我们赖以存在的方式，是我们认知的起点。捷径不是史学理论研究的起点，而是它的终点，但它的具体性，使得某种捷径可能是历史研究中某个历史性阶段的起点。它是史学理论这个学科存在的价值所在，如果史学理论不能在某种程度上达成对捷径的揭示，它有什么存在的必要？既然如此，我们能否找到捷径，这才是问题的核心所在。

　　如前所述，当一些史家认为历史研究没有捷径时，他们理解的捷径是什么？他们理解的文献积累用的是什么手段？他们理解的融通历史，或者说通古今之变，是奠基在什么基础之上？我们要反思他们的每一个判断、每一种行为实施时的前提条件。他们对历史情境的理解和细节的把握，是不是就不能通过别的更便捷的手段做到？他们采用的方法是唯一的吗？科学家们就不会这样排斥捷径。化学家有了某种传统方法制备尿素后，他们还会发明更加高效的方法，不断寻求更有效的捷径，而历史学家有没有在这个意义上寻找更有效的捷径呢？

　　寻找史学的捷径，首先需要破除史学传统当中的一些陈规陋习。它们往往以经验主义的方式为史学理论设置了重大的障碍。有些历史学家认为，我们需要以人生的经验或体验来促成自我对历史的理解。可是这样的经验和体验有定数吗？换句话说，我们经常听闻一些“资深”历史学家说，对历史理解之深浅，往往与研究者的人生阅历有关。我不得不承认这个观点或有价值，但也只是有限的价值。我们是如何得知某位史学系学生22岁的人生经验、某位青年史家30岁的人生经验，就不如作此论断者40岁、50岁、60岁的人生经验呢？年轻者的感受力与资深者的感受力相比，前者没有可能比后者高出若干档次吗？好比我无法理解有人如何做到一目十行，可是我却可能见识过这种异才。一些人在认知、记忆和思维上具有的天赋，往往是不具此天赋的人难以想象的。的确如此!当历史学家说人生的经验对于理解历史很重要时，这并不意味着一位20岁的后生就不能达到某种认知的高度。这样一种经验和体验并没有定数，所谓要足够的年龄才能理解某物，这种判断，难道不是一种日常生活中潜在的概率的结果吗？也就是说，作出此种言论的历史学家们，只是以自己数十年来见过的普通人，凭借自己寻常的经验与记忆得出的概率性结论，它不能用来针对某个特殊之人作出要求。或者，这也可以说，此类史家正是以40岁、50岁、60岁的人生经验，来否认20岁、30岁的后生对于其自我人生经验具有的存在性。作为一位30岁的年轻人，他的存在性就是他当下的存在价值，他用不着在意作为50、60岁的长辈以自我存在的价值对他作出的判断和给出的指导。年轻史家的价值，就在于当下对于历史的书写体现出其当下自我的历史性意义。他用不着先坐10年、20年冷板凳，因为前辈提出的这种“原则”很有可能关闭个体的可能性空间，同时也意味着前辈可能并不明白人的个体性和特殊性、不了解史学之外那个史学赖以存在的社会环境及其历史性变化。事实上，每一个年龄的历史叙事者，都可以为自己的理想读者作出当下的历史表述。

　　笔者曾讨论过史家(作者)与理想读者的关系⑨。年轻的史家作为读者/听众时，实质上是积极的主体，而不应是被动的接受者；当他作为作者时，只需要忠于自己面向的时代与梦想，以及自己在写作时对于历史的理解。史家对历史的理解，在不同的年龄可能差异巨大，在此意义上，史家的历史性就是他的此时此刻，而历史对于史家的意义是史家自我在此刻的存在性。作为史家，历史写作是其个体的行为，他在这个时代通过写作来实践自我的梦想时，无论成与败，责任都在自己。或许，年轻史家的作品发表后被他人批评，除了自己，无人应该为他负责。同样的，他的观点如果令某些成年读者信以为真而导致他们的挫折，读者也需要因自己的阅读选择而承担责任，不能归咎于作者。在当代社会中，每个人都是一个信息汇聚的集合体，史家在综合并融贯所有获得的信息之后，依据某些判断的原则开始写作。作为为读者提供各种观点和论证的史家，只对自己的良心负责。我们谈到良心的概念，这个概念恰恰需要涉及史学理论中的史家伦理与道德约束这类研究。作为受众，读者需要以批判的眼光来审视和判断史家的任何言论。笔者在这里强调，史家不因自己的论述而对读者负责，但读者可以批评、挑战史家，并且必须这样做。每时每刻，我们都在经历我们的历史；每时每刻，我们都在此时此刻的认知水平上进行反思。史家若是反思的，也只能在其自我的处境下反思。我的此刻，达不到十年之后我可能具有的认知状态。我只能在此时的情境之下，不简单地挪用他者的标准来限定自我，而只有自我对自我的不断的反思与否定；同时，我们要做的是，将他者纳入到自我的心境之中进行融合、吐故、纳新、创造。

　　史家要破除权威并有所创新，就要学会将人们认可的权威观点加以解剖，将它的认识论根基分析出来，如此才能够认识到那权威的研究中存在的理论缺陷。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我们就只能与那些资深的、没有经受史学理论训练的、朴素经验型史家比资历、拼经验。因为你我都没有找到捷径，大家事实上拼的就只能是记忆力的强度、个体生命的长短，最终共同隶属于那个铁杵磨针的阵营。其中的史家或许基于长期的经验分析，了解到铁的硬度、石头的硬度，还有磨针人臂力的大小，或者发现水能够帮助杵在石头上磨得快一些。当前没有获得过史学理论训练的史家，基本处于这样一种状态。虽然他们加速磨针过程的些许感悟，也可算是基于朴素经验的一点理论成果，但与当下通过广纳博采而发展出的专业化史学理论相比，仍有着天壤之别。

　　论及于此，如果前文所说的是史学理论能够提供历史认知的捷径，那么，我们就要知道，这条捷径在哪里？尔后，我们还要分析传统的历史学研究中有什么技法需要保持。在寻找捷径的方向上，我们依旧需要积淀和分析史学理论的学术史，以此为基础作为寻找捷径的起点。当前的历史学科体系中，绝大多数的史家仍然停留在经验类型中。他们为后继者提供学术史和历史编年法教育时，未必了解学术史叙事中可能存在的理论问题⑩。后继者们从中能够获得少许经验性的历史认识和历史学方法论。但它们的效率足够高吗？

　　传统的史学方法偏重于以案例分析法来进行历史教育。历史中的每一个案例都是个体。如果不能从中抽取出普遍性，就难以运用演绎的方式进行新的个案研究；并且，即便案例分析和教育的方式是通过隐喻的认知模式来达成某种领悟，对于当前的多数史家而言，他们对这种隐喻型的潜在的认知机制，也缺少相应有效的分析和理解，缺乏必要的理论自觉。

　　个体的自我认识，或其对于人类的自我认知，重要之处在于了解或者领悟自我与人类的历史性。如此而言，历史领域实则是一个蕴涵了历史性的富矿区。假使我们把历史性比喻成一个富铁矿区里的铁元素，历史学家就是在其中工作的采矿人。以往，有些史家颇具探矿能力，可是面对历史领域这整个辽阔富矿区，他们只是使用铁镐辛勤挖掘；如今，哲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学者，例如，刘小枫(11)、赵汀阳(12)、赵鼎新(13)，当这些学者开始意识到历史性之重要，明白了历史其实左右着他们原来曾经自命的理性与逻辑时，他们开始期望在历史领域中采掘历史性，为原有单薄的理论叠加上一件看似厚重的历史外衣。可是，他们没有相应探矿的能力，甚至不了解什么是历史，更勿提构成历史绵延模式的意义；他们以为历史就是时间的深处，只要往深处挖就够了。然而，他们却利用了各种理论，这种曾经驰聘在哲学和社会学领域中的大型机械，结果令一片历史性的富矿区变成满目疮夷的盗采区。历史学家们虽然有着矿脉绵延的概念，可是他们只忙于挥动铁镐，不了解史学理论在某种意义上具有一种制造矿机的能力。于是，包括布尔迪厄在内的社会学家、哲学家一组，与多数历史学家作为另一组，都有着足够的“自信”，争取并影响着自己的读者(14)。

　　在历史学之中，史学理论学科理应是这个富矿区中的技术部门，负责为这些勤恳的矿工们提供最新的技术，来提高他们的效率，提高他们在单位时间内产出精品的能力。我们用这样一个比喻来说明史学理论的价值。当史学理论成为一个学科，它也率先要建构其自身的历史。这部史学理论史就类似于一部技术发展史，只不过，这是一门思维的技术史。这种技术不像骑自行车那样是一种你现在拥有了就一生拥有的技术；它是一种需要不断迭代的技术，而且，史家要知道，时代才是迭代的最先锋，而要跟上时代的变化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此，从史学理论学科的角度来讲，史家在构建史学理论史的同时，也要不断地了解其他人文学科、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最前沿的发展，了解它们新发展了什么技术，分析这些技术是不是可以用来制造一种采掘历史性的更为强大工具。我们在学习史学理论时，同时需要反思史学理论发展史中的各种论调、观点、模式的认识基础，提炼过往历史研究使用过的传统技法，使之和当前的各学科新兴的思维模式相融合。因为，反思史学理论史，是史学理论研究的基本方法，也是我们所说的获得捷径的基本方法，当然，它不是仅有的方法。

　　五、训练史学理论思维的基本方法

　　史学理论作为一种历史思维方式的成果，我们可以通过两个方法把握它：一是学术型的方法，二是日常生活中的方法。严格来说，史学理论的性质是一种反思，那么这种反思也同时是史学理论的方法。不过，如果就以反思这一行为来回答史学理论的方法是什么这个问题，那就有些推卸作为专业历史学或者专业的史学理论者的职责了。我们需要进一步分析训练史学理论思维的具体途径和措施，尽管它们不可能是全部，但却应该显示出可切入性和有效性。

　　1.训练史学理论的基本方法之一：作为学术型方法的反思

　　史学理论作为一种反思，同时也用来训练一种历史性思维，我们可以谈谈它的学术型训练方法具体应该包括哪些子类。第一类是史学界比较熟悉的方法，即学术史的方法。我们通过了解史学理论研究的学术史来观摩过往史家自觉运用的史学理论方法。这只是第一条途径，也是历史学科的师生们最擅长的方法，他们通过史学理论家的学科叙事来积累史学理论思考的示范。例如，阅读德罗伊森的《历史知识理论》、布莱德雷的《批判历史学的前提假设》、柯林武德的《历史的观念》、沃尔什的《历史哲学导论》等。第二类是对于一个或多个历史文本进行结构分析。这可以具体落实为史学理论采用的方法。读者可以将自己从书本上或史学理论课程里获得的一些史学理论概念提取出来，用它来充当历史学文本结构分析的工具。通过这种分析，他可以了解这些历史文本中现有的认知结构。比如，以希罗多德的《历史》和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两个文本为例，对比两位作者如何看待过去、变化、永恒、真实、证词，等等。我们从史学理论的概念入手比较这两部作品，进而分析文本的叙事结构，分析文本中隐含的认知结构。在比较和分析时，作为研究的主体，研究者或已经了解，事实上每一个文本并没有稳定的结构，他所分析出来的结构，实际上也是自己的建构。当然，研究者要反思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建构？这个过程可能只有更多了解他者的史学建构作为参照，反思才能够更加有效。我们习惯以庖丁解牛来比喻主体对于客体的熟悉，然而，在文本分析的过程中，研究者既不是庖丁，文本也不是牛，史学理论更不是刀。文本是土，史学理论是水，结构是研究者所塑造的泥塑，是研究者赋予文本的新的历史性形式。

　　史家进行文本分析的目的是什么？是解构，同时也为自我建构出具有差异性的观点。当我们对历史文本进行解读即表现时，我们也在表现之中结构了它，而采取的方法便是提取要素、描述新的结构。但是，我们要提取什么要素，进而以此为标尺，将两个文本的共性与差异性比对分析，这却要以我们在这个具体的文体分析活动之前积淀的史学理论认知为前提。好比说在有关真实的问题上，在史料取舍的问题上，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的共性和差异性在哪里？这多少与我们对“真实”与“史料”的认知程度有关。之后，我们才会加以比对，将那些我们认为的基本要素提取出来，去塑造两位史学先贤的史学面貌。史家正是在这样的训练过程中，将史家或者说史学思想，或者是历史文本类型化了。

　　就像柯林武德曾讨论过的，你是怎么成为你这种人的？我们问，你从现有的史学理论研究里面可能获得的要素有哪些？例如，史家与读者是史学认识主体的两个要素；历史文献与历史成果是两个要素；中国史学曾论的史家四长(史才、史学、史识、史德)是四种要素。你在所研究的历史文本中提取它们，或者提取其他更多的要素时，会发现哪些要素的缺失将使我们的研究行为失去历史学研究的称谓。例如，我们说时间、变化、真实等这些要素缺少了，它就不能称之为历史学；或者在历史认识的过程中，我们经历过的，像历史直观、历史记忆、历史叙事、历史表现、历史书写、历史传播、历史重塑、历史预设、历史意义，等等，还有太多的概念，它们被认为是构成历史认识的不可忽视的要素。我们可以像上文举例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的方式，用这些概念作为文献/数据分类的工具，运用其中的某几个来进行文本分析训练。这个过程是一个多元化的过程，它是有赖于使用者的意图和目的。通过这种学术性的史学理论训练，我们会了解到，不同时代的历史研究在诸多方面会着重于什么要素、容易忽略什么要素。例如，为什么到了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历史认同”概念成为一个热点？为什么到了20世纪90年代，历史记忆研究又蒸蒸日上？为什么到了21世纪，在中国史学研究中历史叙事问题日趋升温？这些都需要我们去分析它所着重的和所忽略的。当某位史家有能力说出它的着重点与忽略点时，那就意味着他通过史学理论史的学习，已经有了更好的专业背景与见识。相反，那些没经过史学理论训练的学者，他们的认知工具相当有限，很难建立起比较的视野。例如，当人们思考当代中国史学在何种程度上受西方汉学的影响？有没有足够的批评能力？西方汉学家在史学理论上的训练与认知技术如何？他们在研究的整体水平上是否与同侪欧美史研究者产生了较大的差距？这些在未来都可以成为史学理论训练的标靶。

　　对史学理论的学习和研究，为的是让人更有效地领悟到存在的历史性及其意义。史学理论本身具有的历史性，也需要我们通过史学理论的演变史来把握它。当史家了解史学理论的性质在于反思的时候，他就要明白，他所建构的，或者说他的师长建构的这种史学理论史，其中具有的连续性，甚至呈现的某种断裂，都是一种“建构的”结果。所以，它是历史性的，或者说它是具有时间性的。只有理解了这一点，读者才能够明白笔者在此文中的努力，我不过是要“自以为是”地提供某种经验心得，它不可能为读者提供研究的终极效果。所以，此处我在讨论的史学理论，作为一种提示、一种思路，它更多的是笔者以自我的思路向读者展示的，至于能不能展示清楚，仍很难定论，其中必然涉及史家与读者之间的互动。这就像张文杰和我在“历史的观念译丛”中文版序言里面写到的：历史上那些讨论过史学理论问题的“思想家们对于过去的这种理解和认识、对历史这个观念的思考，以及对与历史相关的一些问题的探寻，这些都只为我们耕耘未来生活这块荒原提供各式各样的工具，却不提供秋收的果实”(15)。我们在此谈论这个问题，可能只说明白了历史研究中运用理论工具的重要性，至于史家要运用的具体工具是什么，见仁见智，需要每一位史家自己去找寻和确定。

　　2.训练史学理论的基本方法之二：作为日常习惯的反思

　　训练历史思维还可以得益于日常生活中有意识地养成反思习惯，这是一种更为俗常的方法。在日常生活中，反思力的形成未必要纳入史学理论的名义之下，但反思本身可以达成对于反思对象的历史性之认识，这正是史学理论所需要的基本能力。若能理解反思，将其作为我们自己的存在方式，那我们就该无时无刻不在反思中。通过学术史进行的专业史学理论研究和训练对于普通人有一定难度，但我们不要错过日常生活的种种现象，因其本身就发生在鲜活的历史情境中，可以成为训练反思的绝好题材。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观察、分析各种现象，建构、批判、反驳各种观点，这是一种将日常生活现象进行学术化解释的做法，也是思维训练的日常模式。例如，抖音上曾有一位小伙，正儿八经地用铁杵磨针，连续磨了上百天。针对这个持续而简单的行为，若开启反思的训练，我们要思考，他追求的是什么？我们或许给出一个简单的回答：吸引粉丝。那么，有了粉丝，对他的益处在哪里？广告收入？自我实现？或许，有人认为这种思考无聊也无益，但我们可以通过在这种无聊之中构建解释、寻找意义的方式，训练自我的思维。他是吸引粉丝？还是要表明他的独特性？这是一种娱乐？抑或更有别的目的？我们要充分打开各种可能，学会在这种情境中分析，把事情弄明白。其实，我们所弄明白的，不过是我们自己以为弄明白的。我没有留言询问他意图何在，因为在日常生活中面对类似情况的多数时刻，我们都是如此，只在自我的内心中给出解释。现在，我可以根据自己对新传媒与新经济的认知，提供此事的多种解释。即便询问他得到了一个“确定而明白”的回答，此时——文本诞生，作者已死——的言论犹绕耳边。传播出来的视频或文本，它已经不在一个密闭的意义空间中了，为此，我们用不着将它放回到一种朴素实在论的意义盒子中去。举此例，我是想说明，即使一种看似无聊的日常现象，也可以成为反思的对象，获得学术化分析。至于某些我们认为它“无聊”却吸引了一群人关注和热捧的事物，则需要我们努力反思最初定义它“无聊”的内涵，探寻其中的传播机理，这更可能成为我们思维或反思训练中的上佳题材。又如，当我观摩一个微信夸夸群的运作时，我在其中可以研究年轻人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和特定的空间中聚合？如何交换信息并形成什么层次的认同？会产生什么样的张力？夸夸群的热情能够维系多久？在分析中我们能理解，其中涉及的时间与空间、信息交换模式、群体认同建立与消失的时间性，等等，它们也是某些历史研究中常常涉及的概念。我们在对这样一个日常现象的反思与分析中，同样能够产生帮助我们理解史学根本问题的参照要素。

　　面对日常生活中的现象，我们若把自己转变成一位参与其中的研究者，我们会发现日常生活中的任何事情，都可以成为我们进行学术化反思的对象，而我们的每一次反思，都是一次训练，都可以与某个专业的历史研究主题建立联系。日常生活中不断涌现的新奇事物，会与我们既有的认知形成差异性，迫使我们构建新的理论去阐释它。恰恰因为我们作为学术研究的专业人员，在反思日常经验的过程中，也在将学术研究的概念工具用作分析和阐释日常经验的工具；如果现有的概念工具阐释效率不高，我们甚至可能结合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开发出新的理论工具，转换现有的史学理论观念，建立起得心应手的解释体系并用于史学研究中。如此，我们就在日常生活中完成了一次高质量的学术实践和思维训练，并汲取了智慧。如果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持之以恒地进行日常经验的反思，最终将受益于由此而形成反思习惯，提升自我进行理论运用的自觉水平。史家刘家和常常将这种旷日持久的训练称之为“思维的体操”，不放过生活中任何一次练习思维的机会；哲人俞吾金曾在电梯中对日常生活中新流行的新词，做出精彩的语言哲学式的语义、语用分析。这些在日常生活中进行的训练，均在培养和延续反思的习惯。就像专业的学术史积淀一样，日常生活也是史学理论训练的重要场所。一旦我们形成了关注历史性的思维习惯，就自然而然会将迎面遇上的任何问题进行学术性的分解与重组，进而纳入到隶属于自己的史学理论系统中来。这就像数据科学家，他希望把任何事物都数据化、元数据化；经济学家用货币来充当一般等价物；而从事史学理论研究的人，就要提取历史领域中最普遍的概念工具，建立起解释框架，到历史领域中进行检验。

　　不论在文本内还是文本外，不断地反思，不断地训练，不断地扩充我们的思维极限，作为认知的主体，我们也就不断地用这种思维方式扩充历史研究“对象”的边界。如此，史学理论与人们通常所说的具体历史研究实践，便形成了相辅相成的无限循环。在这个意义上，史学理论就不再只是历史学中的一个专业化领域，因为它通过反思而扩充的是历史研究主体的视界与上手的能力，目力所及，均是历史学可以开拓的原野。如此，史学理论同时也就必然是历史学研究拓荒的得力工具。

　　注释：

　　①于沛：《没有理论就没有历史科学》，《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3期，第5页。

　　②③柯林武德著，何兆武、张文杰、陈新译：《历史的观念》(增补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8、10页。

　　④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增补版)，第12页。

　　⑤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增补版)，第246～277页。

　　⑥彼得·伯克著，郝名玮译：《制造路易十四·路易十四再探——中文版前言》，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3页。

　　⑦海登·怀特著，陈新译：《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像》，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扉页。

　　⑧伽达默尔著，洪汉鼎译：《诠释学I：真理与方法》，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371页。

　　⑨陈新：《史家与读者：论历史认识中的主体》，《复旦学报》2018年第2期，第18～27页。

　　⑩这种朴素经验型的学术史叙事，在中国史学史、西方史学史、各类文学史、哲学史等的学科史著作中都很普遍。

　　(11)刘小枫：《世界历史意识与古典教育》，《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9年第1期，第2～30页。

　　(12)赵汀阳：《历史之道：意义链和问题链》，《哲学研究》2019年第1期，第116～125页。

　　(13)赵鼎新：《时间、时间性与智慧：历史社会学的真谛》，《社会学评论》2019年第1期，第3～17页。

　　(14)布尔迪厄、夏蒂埃著，马胜利译：《社会学家与历史学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75页。书中表达了布尔迪厄对于历史学家理论贫乏、靠文献而非思考力谋生的讽刺。

　　(15)张文杰、陈新：《“历史的观念译丛”总序》，收入德罗伊森著，胡昌智译：《历史知识理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V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