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之连续性发展的特点及其深远的历史意义（下）

　　三、各族间历史文化认同的历史见证

　　中国史学之连续性发展的另一重大意义，在于它保存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事实，即在漫长的中华文明演进历程中，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是一个强大的推动力。白寿彝指出：

　　我们研究历史，不能采取割裂历史的方法。从一个历史阶段看问题，固然是必要的；从整个历史发展趋势看问题，则是更为重要的。在民族关系史上，我看友好合作不是主流，互相打仗也不是主流。主流是什么呢?几千年的历史证明：尽管民族之间好一段、歹一段，但总而言之，是许多民族共同创造了我们的历史，各民族共同努力，不断地把中国历史推向前进。我看这是主流。这一点是谁都不能否认的[15](P54)。

　　应当强调的是，这个主流一方面表现在人们的实际活动中；一方面也表现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中，而历史文化认同的意识、观念和思想是其核心所在。中国史学之连续性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历史见证。鉴于这方面的记载非常丰富，这里只能举例说明：

　　《国语》有这样的记载：春秋时期，晋国大夫司空季子(即胥臣臼季)在同晋公子重耳的一次谈话中讲道：“凡黄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姬、酉、祁、己、滕、箴、任、荀、僖、姞、儇、依是也。”又说：“昔少典娶有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1](P356)这种观念，当是先民口口相传，已有久远的历史了。汉武帝时，司马迁著《史记》，以《五帝本纪》开篇，而黄帝居五帝之首。他写道：“黄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又说：“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以章明德。故黄帝为有熊，帝颛顼为高阳，帝嚳为高辛，帝尧为陶唐，帝舜为有虞，帝禹为夏后而别氏，姓姒氏。契为商，姓子氏。弃为周，姓姬氏。”[11](P9)从司空季子到司马迁，广泛地传播了炎、黄的观念，尤其是“黄帝二十五子”和“五帝”、“三王”(夏、商、周)的观念，都带有浓厚的血缘关系色彩。联想到西周社会的特点，这种观念的流传也就顺理成章了。

　　战国以下，尽管从商鞅变法到秦始皇改革，废分封而立郡县，但血缘关系之重要却在人们思想观念中长久地存在着。司马迁称：“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11](P2879)唐初史家称：北周(鲜卑族宇文部所建)文帝宇文泰，“其先出自炎帝神农氏”[16](P1)；“稽胡一曰步落稽，盖匈奴别种”，“库莫奚，鲜卑之别种”[16](P896)；又称，“突厥者，盖匈奴之别种”[16](P907)。元朝皇家史馆修《辽史》时，碰到一个关于血缘观念的难题，但史官们却郑重而又睿智地作了处理，这就是：

　　庖牺氏降，炎帝氏、黄帝氏子孙众多，王畿之封建有限，王政之布濩无穷，故君四方者，多二帝子孙，而自服土中者本同出也。考之宇文周之出，辽本炎帝之后，而耶律俨称辽为轩辕后。俨《志》晚出，盍从《周书》[10](P949)。

　　我们可以认为，这是元朝史官们结合当时修史中遇到的问题，对约2000年前的司空季子和其后的司马迁、唐初史家所持观念的极好继承。同时，我们也从中看到，这一观念的传统，对于撰写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是多么重要。

　　司马迁《史记》，从《五帝本纪》到西汉诸帝本纪，从《三代世表》到《秦楚之际月表》，把黄帝以下至汉初的政治谱系叙述得十分清晰，这是所谓“治统”。

　　“治统”的渊源，自是“五帝三王”；随着历史的发展，其内涵则往往又是指汉、唐政治。如果说羯族出身的石勒不敢以“轩辕之亚”自居，表明若遇汉高祖“当北面而事之”，遇汉光武帝则“并驱于中原”[17](P2749)，是真诚表白的话；那么，唐高祖李渊说的东晋十六国、南北朝诸皇朝“莫不自命正朔，绵历岁祀”，“各殊徽号，删定礼仪。至于发迹开基，受终告代，嘉谋善政，名臣奇士，立言著绩，无乏于时”云云⑧，则显示出他作为政治家的宏大气度。这是从不同角度、以不同方式反映出对于“治统”的共识。他如，辽圣宗留心于唐朝的统治经验，并阅读《新唐书》中的唐高祖、太宗、玄宗本纪，大臣马得臣“乃录其行事可法者进之”[10](P1279)。元顺帝《修三史诏》认为，这是为了“以见祖宗圣德得天下辽、金、宋三国之由，垂鉴后世，做一代盛典”[10](P1554)。清道光元年(1821年)，道光帝祭黄帝陵文中有“惟致治莫先稽古”、“四千年帝绪王猷”等语。凡此，都是从不同方面在强调“治统”的重要。

　　从民族关系上，孔子是一位雍容大度的学者。周景王二十年(前525年)，鲁昭公设宴招待郯子。有人问郯子：“少皞氏鸟名官，何故也?”郯子井井有条地作了一番回答，讲得很有道理。孔子听说此事，“见于郯子而学之。既而告人曰：‘吾闻之，天子失官，官学在四夷，犹信。’”[2](P1389)郯人非夷，然与夷杂居，故孔子有此言。这件事生动地表明了孔子的文化心态：一是相信“天子失官，官学在四夷”的说法；二是虚心向他人学习己所未知的知识，而不考虑民族的界限。正因为如此，孔子产生了“欲居九夷”[18](P98)的想法。

　　十六国时，石勒“尝使人读《汉书》”[17](P2741)。南北朝时，北魏与萧齐互遣使臣通好，北魏孝文帝常对臣下说，“江南多好臣”[19](P992)。金朝世宗设立译书所，翻译《五经》、“十七史”等书。他说：翻译《五经》“正欲女直(真)人知仁义道德所在耳”[20](P185)。这些认识，这些观念，都是从不同的角度反映出各族在心理上的文化认同。

　　战国时期，有赵武灵王胡服骑射，这是华族对胡人的学习。南北朝时，北朝有许多制度是南朝人帮助制定的，而北魏孝文帝改革也包含了不少“汉化”的内容。隋唐的若干制度却又源于北朝，并形成为基本的定制。辽朝实行南面官、北面官，南面官以汉制治汉人，北面官以契丹制治契丹人，反映了制度文化认同与融合过程中的阶段性特点。金朝实行科举考试制度，是从隋唐制度中得到的借鉴。元朝和清朝是中国历史上的两个统一多民族的大朝代，它们的制度都带着一些蒙古族和满族原有的民族特色，但其主流则仍是汉、唐、两宋以来制度的沿袭和发展。清乾隆帝在《重刻〈通典〉序》中评论唐代史家杜佑所撰典制体通史《通典》时说：“本末次第，具有条理，亦恢恢乎经国之良模矣!”[21](P5513)这或许可以看作是各族对中国古代制度文化之认同的代表性言论。

　　类如以上记载，2000多年绵延不断，见证着中国历史上各族的历史文化认同的发生、发展之趋势，从而显示出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巩固的历史必然性。

　　四、当代历史学话语体系建构的历史渊源

　　中国史学之连续性发展，还有一个重大意义是，为当代中国特色的历史学话语体系建构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成为这一建构工程的历史源头。

　　先秦时期，孔子提出“良史”论[2](P663)；孟子提出“事、文、义”[22](P192)史书三要素说，提出“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22](P155)的史学功用说；《左传》提出“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劝善”[2](P870)的史书叙事观；申叔时提出全面的历史教育论，深刻地揭示了史学的社会功能；《春秋穀梁传》提出了“信以传信，疑以传疑”[23](P2374)的作史基本原则，等等。

　　秦汉时期，司马迁提出“述往事，思来者”[24](P2735)的作史旨趣，指出“《春秋》善治人”的价值判断，表明“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11](P3297)的史学志向。班固《汉书·司马迁传》后论提出“良史之材”和“善序事理”的概念，提出“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24](P2738)等史学批评的标准和境界之相关概念。荀悦提出史书应包含五个方面的旨趣，即达道义、彰法式、通古今、著功勋、表贤能，指出史书应包含广泛的内容和史书的重要功能，认为史论的作用是“粗表其大事，以参得失，以广视听”[25](P1、547)。

　　魏晋南北朝时期，杜预论《春秋》“为例之情”[26](P639)。张辅论班、马优劣与“良史述事”[17](P1640)。袁宏认为，“史传之兴，所以通古今而笃名教”；又说：“今之史书，或非古之人心，恐千载之外，所诬者多，所以怅怏踌躇，操笔悢然者也。”[27](P1)范晔批评班固对司马迁的批评，强调著史当“以意为主，以文传意”；认为“古今著述及评论，殆少可意者”；对史论有很高期待，即“又欲因事就卷内发论，以正一代得失”[28](P1)。裴松之论注史之旨，涉及史学批评。沈约论书志源流及各志作用。崔鸿论史书批评与重撰史书。刘勰论“居今识古，其载籍乎”，论“文疑则阙，贵信史也”，论“良史之直笔”[29](P171、172)，论史学发展的历史并给予评论。裴子野论改纪传为编年的宗旨和做法。柳虬论“密为记注”之弊[16](P681)。魏收论“志”的重要性。

　　隋唐时期，颜师古论近代注家之弊。唐高祖论史学的社会作用，论修《六代史》之必要。唐太宗批评诸家晋史，唐高宗论选择史官的标准。《隋书·经籍志》史部大序论史官“必求博闻强识，疏通知远之士”[13](P992)，以及官修、私撰之不同境遇。李延寿论《南史》《北史》的结构和旨趣。司马贞论史注宗旨，“重作赞述”，“欲以剖盘根之错节”[30](《后序》，P10)。张守节论注史的旨趣，“古典幽微窃探其美”、“索理允惬”、“引致旁通”[31](《序》，P11)等等。刘知幾论史学批评、“史才三长”与史学自身的构成，提出直书、曲笔、鉴识、探赜、叙事、载言、载文、采撰、书事等诸多史学概念，反映了他的系统的史学观。杜佑论“往昔是非，可为今来龟鉴”，“所纂《通典》，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⑨。李翰《通典》序论“致用”之学“必参古今之宜”[21](P1)。李吉甫论《时政记》兼及“良史”，又论地理书之重要。刘肃论“以人为本”与“以学为先”[32](《总论》，P203)。李翱论“行状不足以取信”[33](P1311)。皇甫湜论编年、纪传兼及“良史”标准。柳宗元论史官当“思直其道”[34](P499)。

　　五代以下，曾巩论“良史”标准之高[19](P1038)。司马光论《资治通鉴》要旨是“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入史[35](P9607)。郑樵论“会通之义大矣哉”[36](P1)。朱熹论读经与读史。杨万里论纪事本末体史书历史叙事的特点。叶適论史法。马端临论“时有古今，述有详略”，“著述自有体要”；“理乱兴衰，不相因者也”，“典章经制，实相因者也”[37](P1、2)。胡三省论“道无不在，散于事为之间”，史不可少[35](P28)。王世贞论国史、野史、家史之长短。王夫之全面论述史学的社会功用。钱大昕论“史非一家之书，实千载之书”与史学批评的目的是“坚其信”、“见其美”[38](P1)。章学诚论“六经皆史”，以及“圆神”“方智”、“史法”“史意”、“史德”⑩。龚自珍倡言关注“良史之忧”[39](P6)，等等。这些都是史学观念中之荦荦大者。

　　对于这些史学观念的遗产，我们如何在传承中予以转化、创新呢?这是史学话语体系建构中的一个关键环节。

　　具体来说，在史学观念、史学理论方面，例如：事、文、义，才、学、识，事实、褒贬、文采，直书与曲笔，采撰与书事，鉴识与探赜，会通与断代，说、论、曰、议、评，史法、史意与史德，记注与撰述，信史与致用等，都是重要的概念。这些概念在史学上或长久地传承，或广泛地使用，其中有些是可以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而使其融入当今史学发展之中，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相结合，进一步彰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

　　如上所述，中国史学的连续性发展，给我们积累了丰富的文献资料和思想遗产，为梳理和厘清中国史学观念史提供了可能。作为第一步，我们可以从史学的连续性发展中爬梳出来一些史学观念并对其进行分析，为建构史学话语体系准备那些最必要的元素。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史学之连续性发展过程中，不同时期会提出不同的史学概念、观念，也会在传承中提出原有的但已经多少发生变化的概念和观念。这种在传承中的变异和发展，显示出史学的活力，往往可使研究者感到心旷神怡。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史学家也应具有借鉴、吸收外国史学积极成果的理性和雅量。

　　注释：

　　①参见《周礼·春官》(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817-820页；《礼记·玉藻》(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473-1474页。按：《汉书·艺文志》称“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与上述相异，见《汉书》卷30(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15页。

　　②参见《左传·襄公十四年》(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019页；又，《左传·昭公元年》(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224页。

　　③魏徵等《隋书·经籍志二》记：“汉武帝有《禁中起居注》，后汉明德马后撰《明帝起居注》。然则汉时起居，似在宫中，为女史之职。”见《隋书》卷33(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966页。

　　④参见刘昫等《旧唐书》卷73《令狐德棻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以及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卷81(中华书局2008年版)。

　　⑤李延寿《北史》卷100《序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3343页)记：“十七年，尚书右仆射褚遂良时以谏议大夫奉敕修撰《隋书》十志，复准敕召延寿撰录。”按：“《隋书》十志”即《五代史志》，可见当时两种称法都存在。

　　⑥《晋书》成书年代，参见杨翼骧等《增订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第1册(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228页。

　　⑦参见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3“正统辨”条，赵翼《廿二史札记》卷23“宋辽金三史”条，以及中华书局《宋史》《辽史》《金史》点校本出版说明。

　　⑧唐高祖李渊《命萧瑀等修六代史诏》，见《唐大诏令集》(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466-467页。

　　⑨参见刘昫等《旧唐书》卷147《杜佑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983页；杜佑《通典·自序》(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页。

　　⑩参见章学诚《章氏遗书》(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文史通义》内篇一《易教上》《书教下》、卷五《史德》、外篇三《家书二》等篇。

　　原文参考文献：　

　　[1]国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2]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1.

　　[3]韩婴.韩诗外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0.

　　[4]浦起龙.史通通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5]王溥.唐会要[M].北京：中华书局，1955.

　　[6]刘昫，等.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7]王钦若，等.册府元龟[M].北京：中华书局，1960.

　　[8]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M].北京：中华书局，1996.

　　[9]宋濂，等.元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

　　[10]脱脱，等.辽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11]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12]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13]魏徵，等.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14]二十五史补编[M].北京：中华书局，1955.

　　[15]白寿彝文集：第3卷[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

　　[16]令狐德棻，等.周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1.

　　[17]房玄龄，等.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18]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63.

　　[19]萧子显.南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2.

　　[20]脱脱，等.金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5.

　　[21]杜佑.通典[M].北京：中华书局，1988.

　　[22]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63.

　　[23]春秋穀梁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0.

　　[24]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25]荀悦，袁宏.两汉纪(上)[M].北京：中华书局，2017.

　　[26]萧统.文选[M].北京：中华书局，1977.

　　[27]荀悦，袁宏.两汉纪(下)[M].北京：中华书局，2017.

　　[28]沈约.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29]刘勰.文心雕龙[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30]司马贞.史记索隐[M].北京：中华书局，1959.

　　[31]张守节.史记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59.

　　[32]刘肃.大唐新语[M].北京：中华书局，1984.

　　[33]王溥.唐会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34]柳宗元.柳河东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35]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

　　[36]郑樵.通志二十略[M].北京：中华书局，1995.

　　[37]马端临.文献通考[M].北京：中华书局，2011.

　　[38]钱大昕.廿二史考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