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观的叙事主题（下）

　　三、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观的当代叙事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所以能够实现范式革命，核心是因为马克思“世界历史观”的变革。正是因为唯物史观的发现，马克思确立了新的世界历史观，从此开启了人类实现自由和解放的伟大叙事。进入21世纪，世界历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既包括“时代之变”，也包括“历史之变”。“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58)这些深刻的时代之变和历史之变，必然推动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在当代的创新和发展。“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判断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主张一并构成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观的“时代内涵”和“历史内涵”。“世界历史观的当代叙事”这一命题旨在表明，马克思所开创的这场人类命运自我拯救的运动，在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中薪火相传，从而把科学社会主义的事业推向了新的时代。以下分别从叙事起点、叙事内涵、叙事逻辑和叙事图景四个方面阐释这一当代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观的叙事主题。

　　(一)叙事起点：“后冷战时代”马克思世界历史观的新命题

　　1848年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了“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59)论断，并且提出了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实现人类自由和解放的世界历史观。二战后两大阵营进入了“冷战时期”，而世界历史的主题却是“和平与发展”。然而，自冷战结束以后，随着全球化和新兴经济体的出现以及多边主义的兴起，打破了冷战时期两极对立的世界格局。“冷战”曾经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世界历史基本格局提供了确定性。从世界政治格局角度看，当这一确定性在20世纪末被打破，世界历史进入了“后冷战时代”。将苏东剧变作为“后冷战时代”的标志性事件，是在国际政治层面对当代世界格局做出的判断。这一概念旨在表明世界格局进入了不确定性时代。世界格局的不确定性冲击着人类的思想世界，由此引发着世界历史观的重构。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继续坚持冷战思维，继续推行“美国优先”“美国第一”“西方中心论”的世界历史观，倡导“零和博弈”“单边主义”，以此对抗多边主义。这就导致了世界历史在冷战结束后再一次陷入了不确定性。

　　正是面向当代世界历史不确定性的新形势，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重大政治判断。这一重大判断是“后冷战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在“世界历史观”意义上的前提性创新和发展。习近平指出：“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突出”。(60)这一命题直接指向的是“世界历史目的”的生存理想。人的生命活动是有目的的生命活动，世界历史也是如此。如果失去对世界历史目的的承诺，世界历史如果总是充满不确定性，就意味着人类寻求终极关怀的本性在文明形态意义上的“坍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无疑是在“变局”之下隐含的对人类命运的关怀，其实质是重新寻求世界历史秩序的确定性和稳定性，亦即打开世界历史目的的当代反思空间。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人类命运何去何从”这一“时代之问”被提到了世界历史的发展日程。作为世界历史理论唯物史观范式的当代叙事，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在“世界历史观”意义上的创新和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从根本上来看，主要是在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61)的前提下，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并存背景下，如何在“求同存异”中实现“合作共赢”，破除资本主义“零和博弈”的“冷战思维”，批判“逆全球化”“单边主义”等思潮，为人类寻求新的文明形态这一新的“世界历史观”问题。同时，也是基于新的世界历史观提出的解决人类发展问题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要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坚决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62)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意味着对“冷战思维”的超越，它在世界历史观的意义上呼唤着“后冷战时代”的新文明形态。如何在“后冷战时代”重新确立人类对世界历史反思的自我意识，坚持在两种制度并存条件下实现人类和谐共生的世界历史观，这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不确定性中，对马克思关于世界历史观的传承与创新。

　　(二)叙事内涵：“新全球化时代”人类命运的世界历史性构想

　　从二战后到20世纪90年代，世界经济随着科技革命、国际贸易、金融资本等领域的发展，世界各个国家之间的经济贸易活动形成了广泛的普遍交往局面。世界范围形成了一系列国际组织，尤其以世界贸易组织(WTO)为标志，形成了全球性的经济贸易体制。这是继二战以来世界各国普遍交往，各国经济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个崭新时代，学术界称之为“全球化时代”。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全球化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西方在民粹主义(populism)的影响下出现了“逆全球化”思潮。2014年4月7日，拉纳·弗鲁哈尔在美国《时代》周刊发表题为《逆向全球化》(Deglobalization)的文章，提出了“至少从目前看全球经济一体化在逆转，许多经济学家和贸易专家开始谈论一个各国都转向国内的去全球化新时期”的观点。还有西方学者使用“去全球化”“反全球化”等不同表述，但其实质大同小异。正是由于“逆全球化”的出现，人类命运遭遇了巨大的挑战：一方面，逆全球化标志着原有的以资本逻辑主导的全球化遇到了困境；另一方面，世界各国的经济贸易紧密相连，不可避免地在普遍交往中完成本国的生存发展。因此，从世界经济体制的角度看，人类迫切需要构建一种以新的世界历史观为基础的“新全球化”。“新全球化时代”是回应并克服“逆全球化”而出现的关于人类命运的世界历史性构想。

　　实际上，“逆全球化”背后隐含的是当代西方民粹主义的价值取向。“民粹主义”这一概念目前中外学界尚未有共识性定义，正如美国学者罗杰斯·布鲁贝克所说的：“民粹主义完全是混杂的现象，很显然，这种异质性限制了人们对民粹主义的概括。”(63)但是，按照桑德尔的说法，当代西方民粹主义思潮可以简要地概括为“针对精英的反弹”。(64)该思潮正在对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产生广泛的影响。民粹主义思潮有诸多形态，但学界通常把英国的“脱欧”和美国特朗普当选总统作为民粹主义兴起的典型事件。民粹主义的兴起是西方资本主义内在固有矛盾的体现。新自由主义推行市场至上的原则，促使资本的“异己力量”给社会中下阶层带来了身份认同危机，因而形成“反抗精英”的价值观革命。而西方主流政治权威无法依靠本国自身的力量解决这一矛盾，因而按照资本扩张的本性，必然把这一矛盾“转嫁”给世界其他国家，进而激发以“逆全球化”为标志的民粹主义思潮。民粹主义思潮兴起表明，新自由主义在其主导的资本体系内部遇到了严峻的挑战，而且是资本逻辑给自身带来的挑战。同时也表明，以金融资本作为主要资本形态的世界经济秩序遭遇了严重的挑战。

　　由资本逻辑作为主导原则构建的全球化已经出现“裂痕”。这一裂痕最终表现为逆全球化、反全球化的出现。人类曾经依托“全球化”的平台而达成资本逻辑体系的内部平衡。但是，今天民粹主义主导的逆全球化已经预示着必须开启“新全球化时代”。“新全球化”不同于以往资本主导的全球化，是在新的世界历史观的倡导下，重新探索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化道路。这种“新全球化”要求作为世界历史主体的人类应该把自己的命运放置在民族国家之间资本逻辑的驾驭之上。只有在这一维度上，世界历史才能在人类主体的“价值审视”中完成全球化与人类命运的交相呼应。全球化如果在资本逻辑主导下发生，即便它满足了人类对秩序的寻求，但也无法摆脱民族国家利益分化带来的潜在的冲突。如果全球化是以人类自由和解放作为主导原则，它将会在这一价值诉求中实现它本应该承诺给人类的永久和平。“新全球化时代”因而不是彻底放弃了对全球人类命运内在关联的承认，而毋宁说是一条超越资本逻辑为原则的新的全球化之路。

　　从“全球化时代”到“新全球化时代”，不是简单的世界历史运动轨迹的表象式的变迁，而是“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在资本体系发展到更高层次之后的“螺旋式上升”。马克思是在整个世界日益分裂成两大对立阶级的变局中探索人类自由和解放道路的，因此他提出“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这一战斗誓言。“旧世界”中人类无法掌握自己命运，因而人类处在对“新世界”的渴望之中。这作为“时代精神”是通过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范式的世界历史理论而投放到历史自身的实践逻辑之中的。而当代在“变局中开新局”的世界历史主题，就必然以重建“新全球化时代”人类的相互依赖关系为基础，构建属于人类自己的命运共同体。在“变局”中开拓出确定性的“新局”，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可能之路。

　　(三)叙事逻辑：“后形而上学时代”历史辩证法的人类生存论向度

　　海德格尔曾经把自古希腊以来的西方主流哲学概括为“柏拉图主义”，(65)其核心问题是“形而上学何以可能”，即建立统一的本体知识体系。然而，20世纪以来，以维特根斯坦、德里达、利奥塔、福柯、罗蒂等为代表的一批现代哲学家集中批判了西方形而上学，其核心思想可以概括为“拒斥形而上学”。诚然，这些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引导西方哲学进入了“后形而上学时代”。而马克思在另外一条道路上，即唯物史观的意义上完成了对形而上学的批判。正如海德格尔所指出的“随着这一已经由卡尔·马克思完成了的对形而上学的颠倒，哲学达到了最极端的可能性”。(66)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开创了批判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新形态，并以此为人类的生存确立了科学基础。“整个20世纪西方哲学拒斥形而上学、消解实体本体论的思想潮流，是与马克思‘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有着内在的一致性的”。(67)当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历史叙事逻辑作为对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继承和创新，开辟了“后形而上学时代”历史辩证法的人类生存向度。

　　首先，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零和博弈”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超越。当代西方世界历史理论仍然受制于传统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坚持“非此即彼”的两极对立思维方式，在当代集中体现在“零和博弈”理论中。与此不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坚持的是辩证法的思维方式，最大的特点在于承认矛盾并扬弃矛盾。对立统一是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它坚持对立性是以统一性为前提，而统一性则以对立性为前提，两者互为前提。这在中国哲学中的表述是“求同存异”。正是这一辩证法的“对立统一”原理，构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认识论基础。

　　其次，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合作共赢”(68)的辩证法思维方式。世界各国都有自己的核心利益。但是，各个国家或民族之间彼此利益交织在一起，因而每个国家的利益都是与其他国家利益相关联的。但这种相关并非以“零和博弈”的形而上学方式发生；相反，要以求同存异的辩证法思维方式去把握，其结果就是“合作共赢”。而所以要超越这种两极对立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乃是因为人类都有共同命运和共同价值追求——可持续生存和发展。“可持续生存和发展”是使人类命运联系在一起的共同价值承诺。辩证法的合理性也就在于，它扬弃了“你死我活”“零和博弈”的形而上学对立思维方式。形而上学思维导致的结果是人类无法实现“共生”，必有一方灭亡，因而不符合马克思世界历史永久和平的叙事主题。如果人类始终置身这种两极对立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就无法建立真正的共同体。当代“零和博弈”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再一次证明了世界历史理论契约论范式的虚假性。随着资本逻辑发展到自我否定的阶段，契约论范式的局限性再次暴露，它无法抑制今天的“单边主义”“孤立主义”“霸凌主义”等，因而这些思潮的出现是世界历史理论契约论范式无效性的典型例证。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则认为，世界各国作为独立的利益主体，是以彼此利益的相互承认为前提的，而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否定他国的利益，因而是在“个体利益”基础上形成的“合作共赢”。这是“后形而上学时代”历史辩证法的生存论向度。

　　最后，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文明交流互鉴”(69)的辩证法思维方式。每个国家都是作为独立的文化价值主体而存在的。然而，在世界历史理论唯物史观范式下，马克思预见到因为文化交融而最终导致“民族消亡”的前景。如果说国家的消亡是以阶级消亡为前提的，那么，民族消亡则是以民族文化融合为前提的。“民族的消亡”是指，各个民族之间因为废除了资本逻辑的冲突，随着文化的交融，而达成了民族之间的真正的和解，从而民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都消失了。在唯物史观范式下，民族消亡是在保持其自身的文化价值观独立性的基础上实现的真正的共同体。习近平曾指出：“人类文明多样性是世界的基本特征。”(70)正因为有差异，因而才是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把各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独特性废除了以后形成的共同体，而是在尊重各自文化独立性和彼此差异性基础上构建的共同体，因而是辩证法意义上的“有差别的统一”。

　　(四)叙事图景：“后资本逻辑时代”世界历史普遍交往的新形态

　　进入21世纪以来，资本逻辑发生了诸多变化，资本形态的运行轨迹已经从最初的产业资本、商业资本，经过金融资本，发展到了当今的“数字资本”形态。关于数字资本主义(Digital Capitalism)，中西方学者有不同说法。1999年，美国学者丹·希勒在《数字资本主义》一书中指出：“在向新自由主义或以市场为动力的电信业转变这一史无前例的进程中，新兴数字资本主义的生产基础与管理体制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71)国内有学者根据哈特和奈格里在《帝国》中的概念，将其概括为“数字帝国主义”。“我们今天面临的时代，不是平台和互联网让我们成为诸众，去抵抗帝国的时代，而是数字帝国主义兴起的时代，数字帝国主义意味着一种数字霸权兴起”。(72)而尼克·斯尔尼塞克则称为“平台资本主义”(Platform Capitalism)。“到了21世纪，在数字技术变革的基础上，数据越来越成为企业及其员工、客户和其他资本家关系的核心。平台已经成为一种新的商业模式，能够提取和控制大量数据”。(73)

　　上述资本形态的演变，一方面为“后资本逻辑时代”的到来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尽管资本形态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但并没有推翻马克思对资本逻辑的批判，反而越来越证明马克思对资本性质分析的真理性。“数字资本”的出现使金融资本跃上了新的台阶。正如哈特和奈格里所说的：“资本的欲望必须要用新鲜血液来满足，必须不断地寻求新领地。”(74)然而，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无论资本形态发生怎样的变化，“资本主义必然灭亡”这一世界历史的最终趋势不会改变，即奠基于资本主义的世界历史“普遍交往”注定要自我扬弃。在资本逻辑主导的全球化遭遇挫折的情况下，资本逻辑暴露出金融垄断、贸易壁垒、种族歧视、贫富分化、地区冲突、恐怖主义、生态危机等诸多弊端。其根源是资本逻辑主导的普遍交往，乃是以保护资产阶级特殊利益为前提的，因而没有真正形成人类的共同价值和共同利益。而马克思主张世界历史的目的就在于消除这一建立在资本逻辑规则上的普遍交往。因而，从前瞻性的角度看，超越资本逻辑并进而建构“后资本逻辑时代”新的普遍交往形态这一世界历史性重任，构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的当代叙事图景。

　　作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成果，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的提出，使超越资本逻辑的世界历史性构想打开了空间并使其成为可能。世界历史普遍交往的新形态何以可能？对这一普遍交往新形态的历史性前瞻构想，是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唯物史观范式的当代拓展，也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观应有的前瞻性未来指向。这种新的普遍交往必然超越资本逻辑“零和博弈”的狭隘本性，(75)在人类共同价值的基础上超越利益分歧和对抗，尝试建构新的普遍交往规则，在多边主义的“合作共赢”的基础上，扬弃以往资本逻辑的普遍交往形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类命运共同体开创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当代叙事图景。

　　在资本逻辑的普遍交往规则中，资本主义国家把社会主义国家视为二战之后的“冷战”对象，导致双方形成非此即彼的对抗。原有的普遍交往规则是建立在资本私有制下的“剥削逻辑”。这种剥削逻辑也是对抗逻辑：只有以自己利益为基础的独立性才能够保证资本带来剩余价值。而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的普遍交往规则中，扬弃了这一形而上学的“零和博弈”思维，在辩证法的思维方式中，把以人类共同价值为基础的“合作共赢”提升为普遍交往规则，从而推动在多边主义的世界秩序中建构新的人类普遍交往形态，这为“后资本逻辑时代”开启人类文明新形态奠定了基础。原有的资本逻辑主导的普遍交往及其构成的世界历史，只是人类向着自己命运主宰者回归进程中的否定性环节。

　　马克思之前的世界历史理论的三种范式，是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下唯心论世界历史观的集中表达。它把人从世界历史理论中驱逐出去，从而维护了资本逻辑占据统治世界地位的意识形态。马克思对三种范式的革命，旨在把世界历史的主体地位重新还给人类本身，从而为实现人类自身的自由和解放并构建永久和平的世界秩序揭示了世界历史规律。马克思赋予世界历史以人类自由和解放的终极目的，并把人类向着自己的命运主宰者的回归作为全部世界历史的叙事主题，这对当代资本逻辑批判仍然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作为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当代创新与发展，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判断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成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观的叙事主题。这一叙事主题在承认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并存的前提下，为寻求人类文明新的形态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实际上，无论是契约论范式、目的论范式还是唯物史观范式，都把永久和平作为世界历史的目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成了通向永久和平的当代环节。在世界历史终极目的上，和平就是消除战争，是消除阶级和阶级对立；但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叙事主题中，和平表现为“求同存异”。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诉诸直接消除阶级和阶级对立，而是承认在现有的民族国家基础上实现合作共赢；是以更大的历史视野，把资本逻辑扬弃在合作共赢的命运共同体之中，仿佛人类在面对共同威胁的情况下，驯服了导致一切生存危机的根源——“资本逻辑”这一异己力量，驯服了因为文化价值观的差异而导致的所谓的“文明的冲突”，从而开创崭新的文明形态。在这个意义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将继续引导着21世纪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叙事方向。

　　注释：

　　①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58页。

　　②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85页。

　　③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第101页。

　　④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第10页。

　　⑤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第95页。

　　⑥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94页。

　　⑦休谟：《人性论》下册，关文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605页。

　　⑧休谟：《人性论》下册，第605页。

　　⑨康德：《法的形而上学原理》，沈叔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187页。

　　⑩休谟：《人性论》下册，第605页。

　　(11)休谟：《人性论》下册，第607页。

　　(12)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12页。

　　(13)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庞景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7页。

　　(14)但丁：《论世界帝国》，朱虹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3页。

　　(15)但丁：《论世界帝国》，第3页。

　　(16)但丁：《论世界帝国》，第4页。

　　(17)但丁：《论世界帝国》，第6页。

　　(18)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第16页。

　　(19)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第4页。

　　(20)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导言”，第55页。

　　(21)参见黑格尔：《精神现象学》，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译者导言”，第3页。

　　(2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17页。

　　(23)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289页。

　　(2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53页。

　　(25)艾伦·布坎南：《马克思与正义》，林进平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页。

　　(26)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393页。

　　(27)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398页。

　　(28)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下)，洪汉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第700页。

　　(29)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393页。

　　(30)参见霍耐特：《为承认而斗争》，胡继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

　　(31)“消逝着的战争”这一表述借用了黑格尔“消逝着的东西”的表述。“在变易中，与无为一的有及与有为一的无，都只是消逝着的东西。”在其逻辑学体系中，每一个范畴都扬弃在下一个范畴之中，即都是“消逝着”的范畴，直到最终绝对精神借助于所有范畴环节回到它本身。参见黑格尔：《小逻辑》，第200页。

　　(3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89页。

　　(33)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绪论”，第33页。

　　(34)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290页。

　　(35)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序言”，第16页。

　　(3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96页。

　　(3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38-539页。

　　(3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39页。

　　(3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40-541页。

　　(4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41页。

　　(41)黑格尔：《历史哲学》，“绪论”，第1页。

　　(4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5页。

　　(4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66页。

　　(44)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是全方位的，世界历史理论是其中之一，此外还有对国家市民社会的关系的颠倒等。

　　(45)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蓝公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年，“第二版序文”，第14页。

　　(4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96页。

　　(47)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460页。

　　(48)本文把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叙事主题概括为“人类自身向自己命运主宰者的回归”。其根据主要是马克思认为人类一度丧失了世界历史的主体地位，表现为“人在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和“人在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两种情况。而“前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尚未发现这一情况，他们都把世界历史的主体理解为“大自然的隐蔽计划”或“绝对精神”，而马克思则提出人是世界历史的主体，并且是自己解放自己的历史辩证法的运动过程。据此，本文把这一世界历史叙事主题概括为“人类自身向自己命运主宰者的回归”。

　　(49)“五形态说”是马克思以所有制方式划分的社会形态。分别是部落所有制、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21-523页)，资本主义私有制、共产主义公有制(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55-574页)。

　　(5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31页。

　　(51)所谓“消极目的”是指，消灭阶级的活动本身也是阶级斗争，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而只要是斗争，并且是以暴力革命为形态的阶级斗争，就必然同时带来灾难。但这一斗争与以往阶级斗争的本质区别是，它是世界历史的“最后一次斗争”，即为了消灭阶级而进行的阶级斗争。正因这一点，它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即不是为了“斗争”而斗争，因而是“消极目的”。

　　(5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53页。

　　(5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23页。

　　(5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71页。

　　(55)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第23页。

　　(56)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荣震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4页。

　　(5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4页。

　　(58)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第21页。

　　(5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31页。

　　(60)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第45页。

　　(61)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第76页。

　　(62)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第46页。

　　(63)罗杰斯·布鲁贝克：《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禾泽译，《国外理论动态》2020年第5期。

　　(64)朱慧玲：《贤能、分配正义与公民共和主义——访迈克尔·桑德尔教授》，《哲学动态》2020年第3期。

　　(65)《海德格尔选集》(下)，孙周兴选编，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1244页。

　　(66)《海德格尔选集》(下)，第1244页。

　　(67)孙利天：《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改革实践中的创新性发展》，《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11期。

　　(68)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58页。

　　(69)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第465页。

　　(70)《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220页。

　　(71)丹·希勒：《数字资本主义》，杨立平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9页。

　　(72)蓝江：《从帝国到数字帝国主义——重读哈特和奈格里的帝国》，《求是学刊》2019年第2期。

　　(73)尼克·斯尔尼塞克：《平台资本主义》，程水英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7页。

　　(74)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Empire,Cambridge,Massachus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p.227.

　　(75)马克思曾经把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视为“超越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而人类命运共同体把这一打破资产阶级法权狭隘眼界的做法，推进到了当今世界对资产阶级普遍交往形式的扬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