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整理与现代学术演进关系分析（下）

　　四、学人团队、学术著作和学科门类

　　由文献整理到理论研究，学术循此路径而层进；由理论介入到文献整理，一方面有助于发现旧籍中的新材料，另一方面新理论和新材料对原有学术结构的冲击，势必导致学术结构的调整和变化，学术因之逆势而突进。对于学术主体而言，即使是从事同一种古籍文献整理和研究的学者，因其对文献材料的兴趣点和意向及其对文献材料与学术研究的关系理解不同，就会表现出不同的学术眼光。这种独特的学术眼光表现于对新材料的发现和处理上。具体到“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而言，罗根泽虽系郭绍虞的学生和学术助手，但其对于文献材料的整理和使用就明显不同于陈钟凡、郭绍虞和朱东润等的研究。罗先生受梁启超《翻译学与佛典》的启发，敏锐感受到“上起汉魏，下讫宋元的翻译印度佛经”对“清末至现在的翻译东西洋书籍”的历史比较价值，和翻译之于翻译理论与文学之于文学批评的学术类比价值，⑧在其《中国文学批评史》著作中专设一章“佛经翻译论”，以现代的“直译、意译”等观念解释阐发佛经翻译中的文质失衡和润饰改窜等问题。在章节处理上，既做到以历史朝代为经——“佛经翻译论”之前为六朝文论，其后为隋唐文论；又根据具体情况打破六朝、隋唐和赵宋之间的朝代界限、以佛经翻译理论的问题为线索集中论述。[15]虽然罗先生关于佛典翻译论的具体阐述不免失于主观，但上述处理充分体现出其见独之眼光。周勋初在为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所作的“序”中说，

　　中国学人处在这一潮流中，一方面参照西方的文学观念，用来考察中国学术，以期在筹划新学科时能有新的开拓和建树；一方面则坚守中国学术本位，力求从中国文学批评的材料中发掘出固有的体系，梳理出一条符合中国文学批评实际的历史发展线索。

　　罗先生既能从西方新兴学术中获取新的观点，又能结合本国文化的实际情况去熔铸新知。他将罗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置于时代学术大潮中予以考量，高度评价其对新理论即西方文学观念的借鉴和坚守中国学术本位的学术态度。罗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写作，从运用新理论于旧籍而言，具有跨学科特点；从参照西方文学观念进行中国文论研究的角度而言，含有跨文化意味。在中西文化交流背景下，西方学术观念和理论的介入，使得中国传统学术研究也带有跨学科和跨文化的眼光和属性。

　　跨学科与跨文化是比较诗学研究的基本理路和方法，在表面的超越或多维意味之下，隐含着更深层面上的对同一性或相通性的诉求，和藉由他者而自我审视的关照取向。跨学科和跨文化的学术理路，无论对于学术客体还是学术主体而言，都具有映射和投射双重功能，有助于学术理念的自我调适和新研究、新学科的催生。文献材料的学术价值一方面与其承载的内容和整理者功力有关，另一方面更与研究者的学术理念与理论眼光相浮沉。历史上一向被忽略的民间歌谣、乐府曲辞和僧徒偈颂等典籍材料，一经纳入白话文学的学术视野予以考量，便焕发出学术价值，成就了“第一部具有现代学术眼光的中国文学史专著”[16]——胡适《白话文学史》。同理，郑振铎将中国历史上不登大雅之堂的歌谣、民歌、变文、杂剧词、鼓子词、诸宫调、散曲、宝卷、弹词和子弟书等文献资料，置于文学史理论框架之下，予以民间文学的学术观念审视，完成《中国俗文学史》这部学术著作。

　　学术著作如此，新学科门类的建立亦与之休戚相关。王国维先生《宋元戏曲史》不仅是一部伟大的专门学术史开山之作，其戏曲研究还开创了一门新学科。马美信《〈宋元戏曲史疏证〉前言》：“王国维应用现代理论观念阐述中国戏曲的特征，揭示戏曲发展的客观规律，使他的研究大大超越了明清曲论家，开创了现代人文科学的一门新学科。”[17]西方理论观念的介入，使得《宋元戏曲史》迥异于正统史书之文苑传、艺文志，也大大不同于集部之类书、杂抄、文案或语录，赋予戏曲整理和研究以现代学科属性。傅斯年评价《宋元戏曲史》：“研治中国文学，而不解外国文学，撰述中国文学史，而未读外国文学史，将永无得真之一日。以旧法著中国文学史，为文人列传可也，为类书可也，为杂抄可也，为辛文房‘唐才子传体’可也，或变黄、全二君‘学案体’以为‘文案体’可也，或竟成〈世说新语〉可也；欲为近代科学的文学史，不可也。文学史有其职司，更具特殊之体制；若不能尽此职司，而从此体制，必为无意义之作。今王君此作，固不可谓尽美无缺，然体裁总不差也。”[18]戏曲研究学科的建立，一方面奠基于文献材料的整理之上，“王国维的戏曲史研究也是从搜集、整理原始资料入手的。他在撰写《宋元戏曲史》之前，从我国浩如瀚海的典籍中发掘了大量重要的戏曲史料，并先后写成《曲录》、《戏曲考原》、《唐宋大曲考》等资料考证性的文章。在《宋元戏曲史》中，王国维把这些材料融会贯通，创立了初具规模的戏曲史的学术建构和体系”。[19]另一方面，戏曲研究学科的建立有赖于西方理论观念的学术范导作用，“《宋元戏曲史》首次运用西方的悲喜剧理论来研究中国的戏曲，也是我国戏曲批评史上的一大创举。”[20]遵循王国维以西方悲喜剧理论整理和研究中国戏曲的学术路数，王季思曾组织同仁整理选编《中国戏曲选》《中国十大古典喜剧集》和《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等中国古典戏曲作品集，并于编著前言中，总结中国古代喜剧作品在题材、人物形象、关目安排等方面的特点，概述中国古典悲剧的历史发展和艺术风貌，刻划中国古代喜剧作品的讽刺性与歌颂性两大类型，以及如夸张手法、奇巧的情节安排、重复对比的手法、情趣盎然的关目、幽默机巧的语言等喜剧手段。王季思及其同仁关于中国古代戏曲文献资料的整理和学术研究，推动了戏曲研究这门学科的发展。

　　在具体学术领域，从事某一方面古籍文献的整理者，同时也是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学者。惟其如此，才能实现文献材料与学术眼光的结合，惟有这样的学术才是既有根坻又有意义的研究。从学术研究的常识而言，某方面古籍文献整理的先行者和重要专家，往往是这方面学术研究的著名学者，围绕这位学者以师友弟子为学缘纽带凝聚一批从事共同研究的人员，从而形成学术团队，集中的研究成果则孵化出新学科的诞生。国内，复旦大学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即是在以郭绍虞为核心包括顾易生、王运熙等学者在内的学术团队共同打造的，其起手功夫就是以学术史理念对历代诗词文话和诗文评著述加以文献整理，从而成就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中心。苏州大学以钱仲联为担纲的清诗研究中心、中山大学以吴承学为领军的文体学研究中心、暨南大学以饶芃子为先行的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心，无不从文献整理入手把握学术对象，继而推出学术著述，成立新专业门类，并在学术团队的基础上形成一家学派，在学术成果和学术理念的双重促动下，有效确立新的学术范式。由学术大师到学术团队，由学术著作到学术规范，新学科的确立与古籍材料的辨析和整理有着内在的逻辑蕴含关系。

　　五、结语：警惕多重证据关系的误用

　　古籍文献既具有丰富的文献价值又蕴涵着潜在的学术价值。由于整理者意向有别：或持保藏待访之念，或出于管理职责，或存汇辑备用之计，古籍文献整理因而存在着分别以孔子“六艺”和以刘向、刘歆《别录》《七略》为代表的两种类型。在以古籍文献整理为基础的学术研究中，由于学术理念和具体研究意向的区别，导致学术观和材料观上的巨大差异：自然科学化学术观以求真为目标，认古籍为嫌犯；宗教化学术观以征信为目标，拜古籍为圣典；艺术化学术观以赏鉴为目标，视古籍为古玩。就历时态考察而言，古籍文献整理经历了由求实在到求知解终至求意义的价值追寻过程。就共时态关系而言，古籍文献整理既是学术研究的基础，也是学术研究的隐形形态。二者之间既有着顺承的历时关系，又存在着蕴含与呈现的结构关系。跨学科与跨文化学术视野中，由古籍文献整理到学术研究，对可靠性的诉求渐次转化为对同一性或相通性探寻以及对他者与自我关系的理性审视。由文献整理到学术著述，由学术团队到学术流派，新学科和新学术范式的建立大多遵循上述路径。研究者关于文献材料存有两种极端认知：或骛新，或嗜旧。材料之新旧既关乎发现早晚，更关乎其所属系统的异质性。不同系统的材料，分属不同的存在层次，即使其能指系统相近，但其意指关系和意指层次亦存在较大差异。仅仅根据异质材料表面的相似性，臆断其所指一致，而纳入同一论证链条之内，存在错位嫁接的风险。由此反思史学方法论所谓“二重证据法”和“多重证据法”，文物、古迹所存属于物质制作技艺层面，口述、传说属于精神观念价值层面，史籍文献所载属于社会活动事件层面，三者共同构成立体的社会历史思想文化的全息图相。如果仅仅根据三者能指形式上的相似性，捉置一处拼凑论证，就很有可能得到一幅扭曲的立体图相的平面投影图。对于异质材料或多重证据，进行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澄清和必要的语义分析，对于以拥有多重证据为学术追求的研究风习当有补偏救弊的意义。

　　注释：

　　①材料所指对象类型属于先在关系，而材料之间的证据关系属于研究者的发现与赋予，故关于证据关系的建立和使用理应以材料所指类型的区分与整理为前提和基础。

　　②李锐《“二重证据法”的界定及规则探析》一文反驳李幼蒸关于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驳难时指出：“其实地下之材料所记载的东西，和纸上之材料所记载的东西，都是历史记录，是同源的，应该大体接近，指涉同一对象，只是流传方式不同。”详见李锐《“二重证据法”的界定及规则探析》，《历史研究》2012年第4期。

　　③张舜徽《中国文献学》“文献学的范围和任务”一章采纳“文献”本义即叙事记言之典籍，严守文献与古迹、古物、模型、绘画之畛域，并将之归入考古、文物等学科范围。张先生所谓“文献”实即文字史料，与本文所谓“古籍”在强调语言类材料方面，意指相近。参见张舜徽《中国文献学》，郑州：中国书画社，1982年，第2-4页。

　　④《孟子·万章下》：“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高度评价其对前代文化制度、思想学说的融汇总成之功绩，而孔子对于前代典章规制的整理工作是其文化思想集大成的必要前提条件。

　　⑤语见司马迁《太史公自序》。章学诚《文史通义》：“史家所谓部次条别之法，备于班固，而实昉于司马迁。……究刘氏之业，将由班固之书，人知之；究刘氏之业，当参以司马迁之法，人不知也。”按照章氏之说，司马氏与刘氏于文献整理观念本是一个套路，故笔者移司马氏之言用于说明刘氏文献整理功效。[汉]司马迁《史记》(第十册)，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3319-3320页。

　　⑥司马迁撰述史书，其关于文献可靠性的追求，不仅检验数种文献材料，还实地踏勘文献所对应的实在世界。可见，司马迁应当具有双重证据以为参验的学术意识，这是《史记》在著述品格上卓然超出此前史传之所在。

　　⑦“发现”和“赋予”互为作用，类似内因和外因的关系。只不过，“发现”强调文献材料自身所蕴含的学术价值，“赋予”强调由外在理论方法对文献材料学术价值开发的主导性。

　　⑧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胡梵不分，重译直译不分，这是从事翻译者与批评翻译者最应知道的。……(梵文)实在有粗言，亦有细语，亦犹华言雅俗之别。凡此所论，虽皆是梵文的分析，而可以予翻译者以正确的南针，予批评者以正确的认识，这是佛经翻译及翻译论有长时历史以后的综合的言论，综合的见解。”(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第280-281页)

　　参考文献：

　　[1]秦弓：《“整理国故”的历史意义及当代启示》，《文学评论》2001年第6期。

　　[2]李锐：《“二重证据法”的界定及规则探析》，《历史研究》2012年第4期。

　　[3]张舜徽：《中国文献学》，郑州：中国书画社，1982年，第2-4页。

　　[4]台湾“中央研究院”傅故所长纪念会筹备委员会：《傅所长纪念特刊》，台北：国立“中央研究院”，第16页。

　　[5][汉]王逸注，[宋]洪兴祖补注：《楚辞章句补注》，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8页。

　　[6][清]章学诚：《校雠通义》，王云五主编《丛书集成初编》(第71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9年，第1页。

　　[7][汉]司马迁：《史记》(第10册)，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3319-3320页。

　　[8][清]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655页。

　　[9]赵尔巽，等：《清史稿》(第15册)，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4220页。

　　[10]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266页。

　　[11]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247页。

　　[12]顾颉刚：《古史辨》(上)，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19页。

　　[13]曾朴：《孽海花》，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3-24页。

　　[14]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1页。

　　[15]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第278页。

　　[16]骆玉明：《关于胡适的〈白话文学史〉》，胡适：《白话文学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2页。

　　[17][19][20]马美信《前言》，王国维撰、马美信疏证：《宋元戏曲史疏证》，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9、7、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