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橙阳散志》的编修及其史料价值（上）
在传统中国文献体系中，方志与正史、文集、族谱等皆为重要文献载体。方志作为一种重要的典籍，主要有一统志、通志（省志）、府志、县志、乡镇志和专志等类型。一般来说，府县级以上的方志多由官方倡修，举凡一地的山川水系、风土民情、社会经济、教育文化、地方望族等都包含在内。而乡镇志作为乡村社会最为直接的文献记载，则多为民间乡绅编纂，最能反映基层社会实态，其文献也是编纂府县志的重要资料来源，故而乡镇志具有重要研究价值。
传统徽州素有“文献之邦”的美誉，如今遗存有数以万计的文书，数以千计的族谱、文集，数以百计的方志。这些资料是支撑徽学这一门新兴学科的重要基石。方志为历史研究之重要史料，在徽学研究中亦得到广泛运用。《橙阳散志》为清代徽州著名的乡镇志之一，其体例之完备，编纂过程之长，史料价值之高，都是徽州其他乡镇志无法比肩的。但目前学界对《橙阳散志》的作者、版本、卷数等方面都存在不少讹误，对其编纂实态更缺乏认识，这些都严重影响该方志的运用和史料价值的发挥。有鉴于此，笔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该方志作者生平事迹进行考察，对其动态编纂过程进行系统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对该书的史料价值作初步探讨。不当之处，尚祈专家指正。
一、江登云与《橙阳散志》的编修
《橙阳散志》为江登云辑，其长子江绍莲续编。前者成书于乾隆四十年（以下简称乾隆本），内容为十二卷；后者成书于嘉庆十四年（以下简称嘉庆本），内容为十五卷，末一卷。下面首先对江登云生平事迹及《橙阳散志》的编修进行论述。
（一）江登云生平事迹
江登云（1717-1778），字舒青，号爱山，一号步蟾，原名嘉詠，字鸣和。他出生于歙县北乡江村。该村为江氏世居之地，北宋初期始迁祖江汝刚迁居该村，生峄、岌、岩三子，此后人丁兴旺，枝繁叶茂，逐渐形成峄、岌、岩三大派。随着世系的推衍，这三大派支下又形成若干门房支派，江登云属于岌公分下桂一公支的东皋堂门，为江村始迁祖江汝刚第二十四世孙。
明清时期，江氏科第发达，文风昌盛，仕宦辈出，商业兴盛，成为当地望族。江登云出身于书香门第、商贾世家。其高祖父江国宪（1581-1652），“居躬孝友，德重乡闾，族人奉为矜式”。其曾祖父江懋孳（1604-1669），覃恩貤赠武翼大夫、湖广襄阳游击，懿德孝友。其祖父江承元（1648-1715），为当地著名商贾，尝倡修叶坝岭古道、修建东皋堂，捐引道庵田产，义举甚多。其父江嗣仑（1685-1749），字英玉，号星源，邑庠生，中康熙戊子科举人，生有六子，登云为其第三子。江嗣仑在江西饶州府经营盐业，年老之时，在皖城经营期间，因经济拮据，遂将盐业交给长子江嘉谟打理。江嘉谟“力担家计，往服其劳”。江登云十六岁便到饶州府鄱阳县佐助其长兄业盐，很快有所起色，后来其长兄在扬州业鹾，从此商业兴盛。江登云虽身处商海，但却胸怀大志，于是在乾隆四年（1739）弃商从武，进入武庠，先后中乾隆丁卯乡试二十七名举人、戊辰会试二十五名进士、殿试二甲第六名，钦点御前侍卫，赏戴花翎，管理銮仪卫事。江登云仕途较为顺利，为官清廉，颇有政声，屡受提拔。初任湖北襄阳左营游击，署郧阳副将、均州参将，调湖南镇筸左营游击署沅州副将，升江西南安参将、袁临副将，累官至南赣（吉袁临宁）总兵。
江登云为官三十载，晚年自言：“直内廷者八年，外任二十余载，位忝封疆，秩跻上品，天恩高厚，图报靡涯。”族侄江恂在为其撰写的传记中也称：“为国家宣力三十年，终老故土，完人也。”江登云虽然一生大半时间在官场，但笔耕不辍，著有《圣贤同归》《素壶便录》《爱山诗草》《修本堂集》《僚友良朋宴集》等书。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他潜心搜集乡土文献，积数十年之功，“辑《橙阳散志》一书，为一村文献”。《橙阳散志》于乾隆四十年（1775）刊刻，江恂在为该志书所写的序文中评价说：“纪载之详，搜罗之广，考核之确，则他志所不逮。虽一家言，若徽郡诸大族，准此而家各为志，则合而成一邑一郡之志。”江登云热心于地方文化事业，积极参与《济阳江氏族谱》编纂，出力甚多。令人惋惜的是，他在该谱刊刻不久就病逝，未能将新出资料采入其编纂的《橙阳散志》中。
（二）《橙阳散志》的编修
江登云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开始编纂《橙阳散志》，至乾隆四十年（1775）成书，内容有十二卷。下面就该方志的结构及其体例、动态编修过程及相关问题作一论述。
首先，来看体例结构。江登云《橙阳散志》的编修体例，大多因袭府县志的体例。该书中无论是舆地志、选举志、人物志、物植志、礼仪志、风俗志、舍宇志、营建志、艺文志、别志等“纲”的设置，还是“纲”下“条目”的设置，基本上是沿袭府县志的体例。对此，江登云在凡例中说：“《橙阳志》之作，原以备郡邑志之采，然不敢参郡邑志之席，署曰散志，所以别也。”值得注意的是，《橙阳散志》效仿府县志体例的同时，又结合江村的实际情况而加以变通，一些类目的设置也颇具新意。江登云说：“其中名目，悉准郡邑志，例间有创见，则以村志所应及也”。这些体例创见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是将府县志每篇首尾撰写的典故、咏欢语删减，只“惟鄙见所在，随类敷陈，以豁阅者之目”；二是将府县志中山川、胜景图删去，结合江村实际情况，绘制一幅村图，“以辨方隅”；三是府县一般都有“祥异”内容的设置，江登云认为江村“一村之祥异有限，自可从简”，没有设置“祥异”条目。
其次，来看编修过程。江登云一生大部分时间在外地为官，却一直注重乡邦文献的收集、整理，尤其是对于江村的文献更是潜心搜集。早在乾隆癸酉（1753）年，以选贡入职内廷侍卫之时，江登云就抱定了编修江村乡镇志的志向。他和族侄江恂说：“每言欲辑为一书，贻吾族子孙，俾不忘祖德”。大概从这个时候开始，江登云便“喜搜罗故实，采访遗轶”，为编修《橙阳散志》搜集资料。
江登云《橙阳散志》的正式编纂，始于乾隆甲申（1764）年，成书于乾隆四十年（1775），前后历经十一年时间。关于该书的编修，江登云在凡例中言：
一、《散志》作于甲申，迄乎乙未。其间颇费时日，盖村事繁琐，兼之远宦睽隔，诚恐罣漏，稿凡三易，所以慎之也。
一、志中纪载，本就一己所知，间命长子绍莲采辑，聊存梗概。嗣经同里诸君雅意，遗闻故典，随时惠教，遂忘鄙陋，编辑成书，其中荒谬实多，尚冀博雅考证焉。
由此可见，江登云在编纂这部书之时，其内容来源有二：一是“本就一己所知”，也就是自己所知、所见、所闻的内容；一是因长期在外为官，无法在村中搜集资料，故而委托其长子绍莲代为采辑，以便存其梗概，并就一些相关问题请教于村中有学识的族人。对此，江登云族叔江廷泰在乾隆四十年（1775），为该书撰写的跋文中亦称：“成进士后，历官三楚、豫章诸省，虽王事鞅掌，未尝一日忘故土，命其子梅宾搜罗编辑，增其缺略，织悉不遗，今则裒然成集，署曰《橙阳散志》。”有了这些资料积累后，江登云在此基础上进行编辑，先后三易其稿，历时十几年时间终于成书。
江登云所编纂的《橙阳散志》于乾隆四十年（1775）正式刊刻出版。该书付梓之时，时任歙县县令的杨祈迪亲自为此书做序。他在序文中说：“余敬读一过，见其体裁，史笔也。分门别类，列图注说，志体也，名之曰散志，以别郡邑志，自居散野之名也。岩峦幽奇，人物倜傥，汇偏隅于寸眸，考订既真，凡邑志谬误者间亦指出”。可见，杨祈迪对该方志有着较高的评价。
（三）修志标准
在传统中国，修史对史学修养有较高的要求，需要具备才、识、学、德的基本素养。而《橙阳散志》编修者江登云就以史家的要求来编纂方志，在资料搜集与整理、史事考订等方面力求精准。江登云这些编纂方志的观念，在序跋、凡例等内容中都得到体现。
关于人物志书写要求，江登云认为，“志惟人物宜严，诸传悉准掩棺论定之义，然有才行彰著，实不容掩者，或为特书，或从附录，非曰破格亦信，人所共信耳，阿私所好，则断不敢”。可见，其在书写人物传记之时，江登云十分严谨，具有史家的修养。不仅如此，在选举、人物书写的过程中，还仔细考订，对《歙县志》记载的错误之处，加以修正。现举数例如下：
江汝刚，宋天圣庚午进士。有传。按：庚午系天圣八年，开化谱载甚详。旧邑志作天圣二年，误。公宦歙，非歙人也。《橙阳志》未可扳及，然开祥启族，实基一村科第之先，故冠之于首，以寓特书之意，橙阳科第，遂以次及焉。
江同海，字观卿，桐城派，怀宁籍。顺治丁酉举人，辛丑进士，任襄阳县知县。《歙志》作庚子科，误。
江位增，字允升，东涛曾孙，九江府照磨。邑志作汪姓，任长沙经历，误。
江必名，字德甫，一鹤子，嘉定籍诸生。为董思白入室弟子，学殖宏富，作画入宋元人阃奥，迄今访求者，不惜重金购获。与从弟遥止，时称二难。见文学。前志误写秀水籍。
江立佑继妻宋氏，早寡抚前室子岩龙成立，守节三十余年。上三名见《魏叔子文集》，皆成化、弘治时人，郡邑志载入国朝，误。
江孟蛟妻许氏，家贫早寡，纺绩以给二孤。父病来依，割股救治。苦节四十余年，守令旌其节孝。新邑志作汪孟蛟，误。
以上列出的江登云纠正歙县志记载错误之处，既有乡贯记载错误，又有姓氏记载错误，还有人物中举年代、生活朝代记载之误。这样的“纠错”之举，在该方志中还有很多，不再一一罗列。对于这样做的目的，江登云说：“橙阳选举人物，新邑志间有舛讹，悉从更正，并随款注释于下，以俟重修邑志呈改”。这些内容都体现出，江登云修志过程中，博览群书，考证严瑾，具有良好的史学修养。
歙县县令杨祈迪称江登云所修之志有“史笔”的特征，江登云族叔则说其具有“良史”的素养。江登云的姻亲徐光文在为该书所撰序文中也称，府县志因采访难以尽行，造成质量不高，而江登云所编纂的“一乡之志”因深入采访，具有“史体”的特征，故而其编纂的志书不仅为“信书”，而且为“郡邑志”提供借鉴。歙县县令杨祈迪亦云，“统志之取资，必始一邑，而一邑又皆乡之统会，以是知观于乡，知之王道之易，非虚语也。得是书殆所云，非可以野史目之者”。杨祈迪将“一乡志”的编修与王道之论联系起来，足见《橙阳散志》的重要意义。
江登云的族侄江恂在为该书撰写的序文中亦言：“嗣君绍莲出爱山所辑《橙阳散志》一书，盖即十数年来为予言者，义类悉仿郡邑志，而名之为散，不敢侪于郡邑也。纪载之详，搜罗之广，考核之确，则他志所不逮。虽一家言，若徽郡诸大族，准此而家各为志，则合而成一邑一郡之志。”对《橙阳散志》的取材之广、记载之详、考订之精，给予很高的评价。
二、江绍莲续编《橙阳散志》
江绍莲（1738-?），字扆联，号梅宾，原字依濂，江登云长子，邑庠生。嘉庆辛未科会试，特赐国子监学正。嘉庆十五年（1810），采访儒行，徽州知府以江绍莲“成履恒以品端学富，详报备奏荐”。江绍莲在其父《橙阳散志》基础上，续编《橙阳散志》，内容有十五卷。除《橙阳散志》外，江绍莲还著有《梅宾诗草》《蟾扶文萃》《闻见闲言》《芸窗半稿》等诸书。下面就江绍莲与《橙阳散志》的续编进行论述。
（一）体例结构
《橙阳散志》是一部结构严密，体例完备的方志。江登云、江绍莲父子在数十年的编纂过程中，在沿袭徽州府县志结构、体例的基础上，又加以变通，新增一些条目，因而具有自身的特色。
尽管江登云编纂的《橙阳散志》于乾隆四十年（1775）刊刻出版，但令人惋惜的是，乾隆四十三年（1778）七月初九日病逝，而当时新修的《济阳江氏族谱》刚刊印不久，其中不少新资料，江登云未能增补到方志中。江绍莲继承父志，在其父编修版本的基础上，结合新出的典籍文献，博览群书，详加考订，续编散志，历经三十多年的努力，终于在嘉庆十四年（1809）刊刻出版，内容由原来的十二卷，扩充为十五卷，并新增《备志》一卷。为便于论述，现将两种版本目录内容列表：
《橙阳散志》两版目录一览表
需要指出的是，江绍莲续修散志期间，在结构安排方面沿袭其父原有内容的同时，也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有所增补。例如，在人物志中不仅将“列女”单独成卷，且新增不少列女名录。又如，江登云在艺文志中将“序文”“诗歌”合为一卷，而江绍莲在续修之时，不仅将“序文”“诗歌”单独成卷，且“诗歌”的内容扩充为两卷，相比江登云所编纂版本而言，这些内容更为丰富。再如，在艺文志中，江绍莲将“碑记”内容分卷编修，不仅“记”单独成卷，而且其内容也新增一倍以上。上述这些新的调整，都是江绍莲在续修散志之时，根据新的资料，增加新的内容，进行合理的调整。
此外，江绍莲续编之时，还新增一些子目内容。如在卷二《选举志》中新增“恩褒”一条，主要目的是“以重旷典”。又如，在卷五《物植志》中新增“药材”、“颜料”两个类目。这样《橙阳散志》的类目，增加到“七十一目”。
江绍莲续编《橙阳散志》最大的特色是新增《备志》一卷，将原来的“十纲”，增至“十一纲”。新增卷末《备志》有疆圉形势考、山脉水源考、建置沿革考、城郭乡隅考、风俗礼教考等五个篇章内容，这是从县域乃至府域的视角来叙述，具有超越江村一隅之乡镇志的特色。《备志》的史料价值甚高，近代徽州著名学者许承尧在其撰写的《歙事闲谭》一书中，大量抄录、节选《橙阳散志》内容，尤其是节录的《歙风俗礼教考》一篇，详细介绍歙县各乡风俗民情、商业经营、日常生活等内容，使得其史料价值备受关注，后来被学界广为征引。但学者在引用时，多是转引《歙事闲谭》，并未查阅《橙阳散志》原文，从而产生不少讹误。很多学者不仅将该篇作者张冠李戴，而且对该方志的版本缺乏认识。
这些体例上的新变，都体现出江绍莲在续编该书之时，并非盲目沿袭府县志和其父江登云所定的体例，而是结合江村一隅的实际情况，有所取舍，加以变通，并根据时代的发展，新增一些切合江村社会情况的类目，使得该方志的体例更为严谨，内容更为丰富。
（二）续编过程
早在江登云编修《橙阳散志》之时，江绍莲就参与不少资料搜集的工作。在其父病逝后，他又用三十几年时间，广泛搜集各种文献，尤其是利用新刊刻的《济阳江氏族谱》，增补该方志
关于续修散志的情况，江绍莲在《续编引言》中说：“《橙阳散志》十有二卷，先子爱山公手辑书也，作于乾隆甲申，成于乙未，迄今上己巳，又历三十五载，里中英彦辈起，声华文物，视昔有加，思照款续编，……详审玩绎，广采见闻，旁征博雅，举志中己见者续之，未及者增之，有因时日孔迫，夙未详尽者，则采掇以补之，广为十有五卷，诸条目惟益恩褒，盖昔无今有者。余一遵原本，罔敢更易。……若夫村隶于邑，邑之疆圉形势、山脉水源、建置沿革、城郭乡隅、风俗礼教，实村之统会，有不可不知者，撰为五考，曰备志，厕于卷末，以备参证，非另开生面也。溯前夏竟今冬，早夜编辑，又得里中同志共相订正，三阅寒暑，书成。”由此可见，在江登云去世后，江绍莲广为搜罗新资料，续修散志，经过长期的积累，用数十年时间完成续修。
续修散志完稿之际，江绍莲族叔江兰在序文中称：“族兄爱山公辑有《散志》十二卷，记载殊悉，顾自乾隆乙未迄今又三十余稔。吾村文物声华之盛，视昔有加，有宜编续者。去冬族侄依濂自里来扬州，适余协理河工，巡视南下，相聚于扬寓之泼墨轩中，握手论心，出《续修散志》一十五卷，又《备志》一卷，视余问序。盖就原志按款类增，举近今三十年事迹，胥备于册，而郡邑中之疆域形势、建置沿革、山脉水源、城郭乡隅、风俗礼教，并为详考焉……今阅《续志》益信，谊笃本源，情殷作述，固始终讲求根柢者，其才其志，有不可企及，则信今传后，有裨于村党良多，厥功懋哉!”对江绍莲续修散志有着较高的评价。
（三）修志标准及史源问题
江绍莲续编《橙阳散志》之时，也秉承其父的优良作风，用史家的标准来编纂志书。诚如上引江兰所言，江绍莲在续修过程中的确十分谨慎，对各种史事详加考订。仅以其新增的《备志》而言，在这五篇文章中，江绍莲征引的史料十分丰富，举凡正史、方志、文集、笔记等多达数十种，如《史记》《唐书》《梁书》《宋书》《徽郡志略》《新安志》《歙志》《萧山志》《元和郡县志》《嘉定县志》《文献通考》《方舆胜览》《水经注》《太平寰宇记》《山海经》《蔗畦外集》《素壶便录》《陔余丛考》等数十种资料。其史源来源广泛，考订精审，因而保证了其续修散志的质量。
在续修之时，江绍莲擅于利用新出资料，尤其是新修的《济阳江氏族谱》，将艺文志的内容在原先基础上增加一倍以上。这些新增的内容集中在序文、碑、记等方面，如卷十一《艺文志文二》共有记文38篇，比江登云编纂的版本新增23篇，而这些新增的记文中就有多达16篇文章直接取材于新修的《济阳江氏族谱》。可见，江绍莲续修散志之时，在取材上十分重视参考新修的《济阳江氏族谱》。
此外，江登云、江绍莲父子编修的《橙阳散志》一书的史料，也有一些来自歙县江村江氏族人的文集、笔记等典籍。如江东之《瑞阳阿集》、江天一《江止庵遗集》、江登云《素壶便录》、江恂《蔗畦外集》等。上述江绍莲新增的《备志》中就征引江登云《素壶便录》、江恂《蔗畦外集》数次。卷十一《艺文志文二》中也有几篇文章取材于如江东之《瑞阳阿集》、江天一《江止庵遗集》。这些文献是江氏族人的“族内之书”，搜集、阅读起来较为便利，自然成为江登云父子修志的备用之书了。
综上所述，《橙阳散志》作为清代徽州一部乡镇志，由歙县江村的江登云、江绍莲父子两代人共同完成编纂。从乾隆十八年（1753），江登云开始萌发修志的思考，并开始搜集资料，到乾隆四十年（1775）该书首次刊刻，再到嘉庆十四年（1809）江绍莲完成续编，前后历时五十多年时间。至此，《橙阳散志》一书最终定型。一部乡镇志经过如此漫长的磨砺，其质量也由此可见一斑，因而也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清】江登云、江绍莲 著，康健 校，《橙阳散志》，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