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读子弹库帛书（上）

　　现在这本书，是我第七次读子弹库帛书。这次出版，我想把子弹库帛书的各种“版本”搜集到一起，同时，书中还应包括子弹库楚墓的所有出土物。我想把它们整合在一起，做成一份抢救性的复原报告。 我希望，这份报告能璧合中美双方的材料，让这批稀有的帛书，最终成为所有中外学者共同拥有的文化财富。

　　简帛古书是中国学术的源头，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都是源头。

　　中国的书，从一开始就是写在竹木简牍上，而不是龟甲、兽骨和铜器上。缣帛是简牍到纸书的过渡环节。《墨子》反复讲“书于竹帛”，被钱存训拿来当中国早期书籍的定义。这个定义是对的。早期中国，没有简帛，也就没有书。没有书，还有什么学术和思想？

　　20世纪初，“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地之简牍”是王国维说的“五大发现”之一。[1]1942年，子弹库帛书出土，则是第一次发现帛书。

　　先秦两汉是简帛时代，书都是写在简帛上。我们发现简帛，研究简帛，其实是一次伟大的历史回归。研究古文字也好，古文献也好，学术史也好，思想史也好，谁都不能忽视这个源头。

　　我甚至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如果没有简帛留下的线索（古文、籀文和小篆、隶书），商周时期的甲骨文和金文就不可能被释读。

　　不过，话说回来，本世纪上半叶，我们的学术资源相当贫乏。研究战国文字，当时有什么材料？数量最大，主要是玺印（还有陶文、兵器和少数几件铜器上的字）。玺印上的字有什么内容？多半是地名、官名、人名，孤零零几个字而已。书，完全没有，长点的铭文，也非常少，几乎无辞例可寻。我们只要读一下王国维写的《桐乡徐氏印谱序》（1926），就能明白这一点。当时，玺印是宝贝。很长时间里，研究战国文字的，原来只能研究印，顶多加上点陶文和兵器。

　　王国维，确实了不起。当时，材料那么少，他能考虑那么深，那么远，居然一下子就抓住了两汉经今古之学和小学的关键。当时的金石学家都株守许学，往往把出土文字称为“古籀”，并不知道古文和籀文是什么概念，它们和篆、隶是什么关系。他的《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说》（1916），第一次为我们厘清了这些纷乱如麻的概念。他把战国文字分为两系：西土，秦系的籀、篆、隶是汉代“今文”的源头；东方，非秦系的六国文字是汉代“古文”的源头。如此宏论，远见卓识，洞察隐微，只有603字，一般人很难做到。

　　中国近百年的古文字研究，战国文字起步最晚，现在最热。其早期代表作有二，一是朱德熙《寿县出土楚器铭文研究》（1954）；二是李学勤《战国题铭概述》和《补论战国题铭的一些问题》（1959—1960）。两位先生代表两种风格，一直影响到今天。

　　他们都提到蔡季襄发表的子弹库帛书。这在当时是最长的一篇战国文字。

　　朱、李两位的文章，今天看，当然可以挑出很多错，甚至可以说，错得一塌糊涂，但平心而论，以当时的标准衡量，这却是最高水平。万事起头难。在我看来，这种开创性的著作比集大成的著作更重要。特别是李文，更有大局观。他关注的不是个别难字，而是战国文字的全局。他把王国维的东、西两系说进一步细化，第一次为战国文字分国分域，对后人更有启发。

　　他说，楚帛书的十二月就是《尔雅》十二月名，这也是突破性的发现。

　　书是用字写成的，但字不等于书。过去的战国文字研究，主要是啃字，而不是读书。孤立识字是因为没有长篇的东西。

　　1949年以前，我们没有楚简。1950年代，开始有楚简，都是遣册（不但数量少，保存情况也不好）。1957年，长台关楚墓第一次出古书，只有残简，一直到1986年才发表。战国古书，我们苦苦等了半个世纪。1993年，我们才有了郭店楚简。1994年，我们才有了上博楚简。在这之前，我们无书可读，要读，只有子弹库帛书。

　　没有书的结果，是我们的认字水平很有限，很多非常简单的字，当时都不认识，学者费尽移山心力，收效却甚微。

　　过去的工作方法，多半是不得已。

　　大规模识字，不可能是这种办法。

　　我记得，上博楚简发现后，裘锡圭先生曾说，很多字的认出都用不着古文字学家。原因是什么？就是辞例多了。一个字，反复出现多少回，再笨也能认出来。

　　李学勤先生讲过两句话，我印象极深。

　　一句话是，战国文字难认，你就是做梦也想不到。

　　另一句话是，某先生真怪，他认字，前提可能是错的，但结论却往往是对的。

　　过去，我们常把字形分析当认字前提。很多人都以为，一个字，形、音、义，字形最重要，通假在其次，字义是排在最后。破读，左转右转，主要是为了凑字形，而不是为了疏通上下文。但在实际的认字过程中，我们却不难发现，字形分析往往是“事后诸葛亮”。真正的前提是什么？是辞例。我们是靠辞例和语境为文字定向和卡位，先有辞义的大致估计，然后才考虑字形分析和通假破读。甚至有时，我们并不知道这个字该怎么分析，但照样可以猜出它是什么字，或大致相当什么字。

　　我记得，朱德熙先生说，古文字的破译最像侦探小说。警察破案，他们的方法，有两条最重要，一是串并，二是排除。串并是把看似无关其实非常关键的线索，通过偶然发现串连起来，形成一条连贯的思路。排除是从大海捞针的众多可能性中，把一切无关的可能性一一排除掉，使真相浮出水面。串并也好，排除也好，都是为了定向和卡位。

　　破译的大忌是被假象误导，一条道走到黑。方向错了，位置错了，费劲再大，全错。本来只是猜猜看的事，试探试探也就罢了，非要长篇累牍弯弯绕，这是“侦探小说”，不是真正的“破案”。

　　大家迷信权威，以为权威就不犯错误，或者即使犯了，也是高级错误。这是一种常见的误导。权威被假象误导，大家又被权威误导，在古文字学的历史上例子很多。

　　文字破译，就像隔着一层窗户纸，一捅就破。说对了，三言两语，足够；说不对，千言万语，白搭。

　　1942年，子弹库帛书的出土，是简帛研究史上的一件大事。蔡季襄的《晚周缯书考证》是第一部报导它和研究它的著作。这本书，印数很少，现在很珍贵。当初，我是借张政烺先生的书读。后来，我自己也有了一本，是当时西雅图艺术博物馆馆长奈特（Michael Knight）先生送的。

　　这一发现太重要。

　　第一，它是20世纪的头一批古书，不是档案性质的文书，而是典籍意义上的古书。

　　第二，这是我们第一次接触帛书。目前，帛书只出土过两次，一次是子弹库帛书，一次是马王堆帛书。帛书，它是第一次发现。战国帛书，它是唯一发现。

　　第三，战国文字，楚文字是大宗。研究楚文字，这也是个头。

　　它在学术史上的意义，今天仍然值得回顾。

　　中国学术界，目前有一股简帛热，热到不能再热。赌石一行，人称“疯狂的石头”；我们这行，也有“疯狂的简帛”。我万万想不到，这种当年冷到不能再冷的学问，居然会变成一种时髦；网上称雄，看谁认字多，竟是一种热潮！

　　楚帛书，很宝贵，因为字多。它有九百多字，很多字，大家不认识，当时不认识，后来不认识，现在也没全部认识，所以一直有吸引力，吸引很多学者，反反复复读它。比如我就是其中之一。

　　但我读帛书，不光为了认字。认字只是手段。

　　简帛研究，认字是基础。认字是点，通读是面。没有点，焉有面，这个道理没错。避大就小，避虚就实，就字论字，慎言其余，好处是可独占发明权，还不容易犯错误。很多年轻人都以为，这是当古文字学家的捷径。可认字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读书。如果是通读，你总没法挑肥拣瘦绕着走。我们别忘了，“一斤瓶子装不下二斤醋”，归根结底，还是大道理管着小道理。更何况，辞例的背后还有学术和思想，天外有天。

　　认字，不光要从小到大，也要从大到小。字是在通读中被认识，辞例比字形更重要。这是读书的道理。

　　我读楚帛书，集中阅读，主要有七次。一次是1980年，一次是1988年，一次是1989—1990年，一次是1993年，一次是2001年，一次是2007年，一次是现在。前后长达三十年。我从年轻读到老大不小，错误固然很多，收获也很可观。

　　1980年。那年我32岁，正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读研究生。我的论文题目是楚铜器。楚铜器，最大一宗是朱家集楚器。刚才说过，这是朱先生研究过的问题。当时，楚文字是绝学，熟悉甲骨、铜

　　器的学者未必懂，懂得人很少。

　　坦白地说，我是为了研究楚文字，才迷上楚帛书。

　　我还记得，那是一个酷暑难消的夏天，我把在考古所能找到的材料搜集到一起，写成《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研究》。这是我的第一部学术著作。

　　当年，我曾把我的油印稿面呈李学勤先生，以及碰巧来京，住在华侨大厦的饶宗颐先生和曾宪通先生，向他们求教。另外我还托人把我的文章带到中国考古学年会的第二届年会（武汉，1980年11月17-22日）和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的第三届年会（成都，1980年9月21-27日）。

　　然而，此书的发表却在五年后。[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