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的文书流转与史料价值的大小（上）

　　近代史料量的拓展并不代表质的延伸，如果不加以细究，大量“同质”史料的机械重复，反而可能会给研究带来一定的干扰。如果从奏摺、上谕等重要政务文书的涵盖面、准确性及细节的“狭义真实”来考虑，我认为不妨如此给晚清史料排个序：档案馆原档、影印或点校档案、《官报》、《实录》、文集、《邸抄》与《京报》、《光绪朝东华录》、其他衍生史料集。

　　近代史学家中，对史料强调最力的，大概应数傅斯年了。1928年，他在名篇《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里曾提到，一门学问，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进步；能扩张它研究的材料，便进步。就历史学而言，大抵时间越靠后，这两条要求便越容易满足。不过，“直接研究材料”只是相对而言，并无一绝对标准，因时代不同或研究对象的不同，“直接”二字的要求是不一样的。例如，研读二十五史中靠前的各部，或可被看作“直接研究材料”；研读《清史稿》，除了在史学史的领域，大概不会被作同等看待了。而“扩张研究的材料”这一点，可谓近年来史料层出的晚清史的写照。

　　直接研究材料的方法，也可用傅斯年自己的话来解释。他说：“假如有人问我们整理史料的方法，我们要回答说：第一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二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三还是比较不同的史料。”在材料大幅扩展的晚清史领域，傅斯年的方法颇具指导价值。在这里，关于同一事件，往往有多种叙述，甚至同一个文件，也常常可找到多个版本。对各版本进行辨析而后择善而从，是最基本的工作。面对材料的扩充，我们似应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史料上量的扩充，未必对应价值上质的提升。我们的研究领域、选题固然因此而拓展，但也应看到另一面。有学生私下交流论文经验时曾透露说：写论文最好多用几种史料集，就算内容相似，也不能盯着一个去引，要让注释尽量多样化，这样，审稿时才能显出优势来。如此操作，材料从绝对量上确实扩充了不少，却未必见得高明，尤其在一大批“同质”史料面前，如果不先做一番辨析和排序的工作而随着兴之所至去征引，就会显出证据的不齐整，好比将新鲜水果与过期瓜果放在同一堆。

　　例如，军机处《上谕档》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初六日（1900年7月31日）收录这么一条上谕：“谕军机大臣等：现在各兵团围困西什库教堂，如有教匪窜出抢掠等情，当饬队力剿；倘彼死守不出，应另筹善策，暂勿用枪炮轰击。”而曾长期流行于世的伪满影印版《清实录》则变成了如下内容：“军机大臣面奉谕旨：现在各兵团围困西什库教堂，如有教民窜出，不可加害，当饬队保护；倘彼死守不出，应另筹善策，暂勿用枪炮轰击。钦此。”如果再翻阅《光绪朝东华录》则会发现，如此重要的上谕，居然未被收入其中。可见，在采择晚清史史料时，有必要对它们的来源及因此而形成的特点先作一番计较。

　　与清朝前期不同的是，清中后期的主要政务由奏摺流转，军机处协助皇帝处理，原有的主要由内阁处理的题本系统退居次要地位，以至于内阁的实际作用下降，位居正一品的内阁大学士如果未兼任军机大臣，则不被看作“真宰相”。我们现在利用最频繁的清史资料之一，包括1950年代开始编纂的从鸦片战争到筹备立宪的各种《档案史料》，官修的《清实录》，私纂的《光绪朝东华录》乃至清代名臣文集、各式奏稿、奏底等，其最主要的内容，也都是奏摺与对应的上谕或它们的摘录。所以，我们不妨顺着奏摺的走向，来看看各种资料的特点及其缺陷。

　　按照文书形成的过程，我们今天看到并利用的奏摺大概有三个系统：第一是奏摺作者本人或本机构留存的底稿。个人奏稿往往会被收入私人文集，这类材料因涉及作者身前身后之名，其文本与最终上呈的奏摺，区别不大。当然，也存在诸如康有为的《戊戌奏稿》大面积作伪的现象。机构留存的底稿或依据底稿及收发文形成的档案，近年来被大规模影印出版，例如《总署奏底汇订》（总理衙门奏摺底稿）、《国家图书馆藏清代孤本外交档案》及其续编（主要内容是依据总理衙门原档编纂的《清档》，其中奏摺及对应的上谕是常见内容）。这些史料中收录的奏摺与上呈给君主的奏摺，没有太大差异，这里暂不展开说明。第二类是档案原件，主要是宫中档朱批奏摺、军机处录副两种，以及由此编纂形成的各式军机处档册，例如《上谕档》《议覆档》《月摺档》等。第三类则是因第二类原摺的公开，抄录而成的《邸抄》《京报》及其衍生资料，它们最主要的内容即内阁发抄的奏摺与对应的上谕。由于民间会依据《邸抄》《京报》再次衍生各式各样的史料，所以可将其单列为一个系统。

　　我们先来看看第二类，即奏摺的档案原件。内外大臣呈递给君主的奏摺，是最为正式的奏摺文本。如果经过君主朱批，则称为朱批奏摺。因定期回收置于宫中，故称为“宫中档朱批奏摺”。在发还上奏人之前，由军机处抄录副本，称“军机处录副奏摺”，并视情况决定是否发抄——即交由内阁领出，各省提塘官可抄录、民间报馆可选择刊出。

　　宫中档朱批奏摺和军机处录副奏摺，是我们接触和使用最多，也认为最可靠的奏摺形态，但其中仍有需要注意的地方。例如，光绪朝的朱批奏摺中，有一部分虽由光绪帝亲手朱批，但它们并不是正式的政务文书，那些批示也不会发下执行，它们只是小皇帝在亲政前用来练习批摺的材料。再如，军机处录副也并不一定是对原摺的忠实抄录，在某些时候，军机处可能会对奏摺的正本进行裁剪。晚清军机章京郭曾炘就做过这事，其子郭则沄后来曾谈及庚子年间的一桩往事说：

　　凡臣僚奏事不称旨者，其疏留中不发，此事前代多有。《史记》载群臣请立闳、旦、胥为诸侯王，四月奏未央宫，留中不下，则汉时已然矣。其条奏数事，或择一二事可采者交议，余事裁去留中。如道光时，袁铣条奏十事，仅以核赋课、平刑法、广教化三事交议是也。后来枢臣亦得斟酌去取。光绪庚子义和团之乱，某翰林条奏中有请惩东南大吏及按户搜捕汉奸二事，先文安公在枢直，手裁去之，以其余行部，即依是例。

　　按郭则沄所说，在1900年庚子乱局之中，有一位翰林上递条陈，其中有两条建议，包括惩处拒绝排外的东南督抚、按户搜捕汉奸，上谕命将条陈交给相关部院议覆。奏摺随即转入军机处，被郭曾炘删去上述两条，仅将其他内容交给部院议覆。因军机处在抄录奏摺副本时，有严格的核校程序，所以这件事如果是真的，恐怕不是郭曾炘一人之力所能办到，后面应该还有地位更高的授意者。

　　郭则沄的这个说法是否可靠呢？我们无法直接验证，但可以通过此前两年的另一桩事例进行旁证。1898年戊戌变法期间，御史宋伯鲁、杨深秀于五月初二日（6月20日）上递一件封奏，题为“为礼臣守旧迂谬、阻挠新政，请伸乾威立赐降斥以儆效尤而重邦交事”。主要内容是弹劾礼部尚书兼总理衙门大臣许应骙顽固守旧、不通外交，并仇视通达实务之士（暗指康有为），建议罢免其本兼职差，降调使用。光绪帝在收到奏摺后，命军机处下旨，“著许应骙按照所参各节明白回奏”。这个奏摺交军机处抄录副本后再交许应骙参照回奏。这就形成了两个版本：原本和录副本。按照惯例，两版本应完全一致才是，但实际上，军机处却对原奏摺动了手脚。以下是两个版本的关键段落比对（删除线为录副本删掉的内容）：

　　总理衙门为交涉要区，当此强邻环伺之时，一话一言，动易招衅，非深通洋务洞悉敌情，岂能胜任？许应骙于中国学问尚未能十分讲求，何论西学？而犹鄙夷一切，妄自尊大。闻其尝在总署，因一无关轻重之事，忽向德使海静争论，德使瞋目一视，以手拍案，尚未发言，而许应骙已失色，即趋出署，德使乃大笑，加以讪诮。此等之事，不一而足，其于伤邦交而损国体，所关非细故也。臣以为许应骙既深恶洋务，使之承乏总署，于交涉事件一毫无所赞益，而言语举动随在可以贻误，中国之轻见侮，未必不由此辈致之。

　　两天后，许应骙上奏，对弹章各款做了辩驳，光绪帝明发谕旨：著毋庸议。即宋、杨奏摺所参各条不尽切实，拒绝他们降许之职的建议。在宋、杨原奏摺的封面上，有军机处添注的小字：“另摘抄，同初四日（6月22日）许应骙摺交。”意思是，该奏摺被摘抄之后，与许应骙的回奏一起，都交给内阁中书领出发抄，相当于对外公开。各省在京的提塘官，可将这种类型的奏摺以及对应的上谕抄录下来，形成《邸抄》。京内民办报馆，则可据此印制成《京报》。于是，《邸抄》《京报》就成为各地官绅了解政情动态的资料，也就是上面提到的第三类奏摺。

　　当然，我们不能简单地判定说，上面例子中的朱批原摺是真史料，而被改动过的录副奏摺及之后衍生的《邸抄》《京报》是伪史料。删掉的部分正可说明中枢在意什么样的内容，他们最不希望哪些内容被公开；或者也可说明，当时的哪些过失或罪名对许应骙的仕途有更具杀伤力的效果，而这些也都属于更广义的历史真实。

　　由于档案原摺长期以来封存于宫中、军机处或各部院，在档案开放之前，当时及后来人主要依靠《邸抄》《京报》一类的奏摺汇编作为了解时政，编纂、研究历史的资料。清初纂修明史，曾大规模搜集留存于民间的《邸报》作为一手资料。我们熟知的晚清时期《经世文编》系列，部分取材于《邸抄》；《谕摺汇存》多取材于《邸抄》；清末翰林朱寿朋所编的《光绪朝东华录》，长期以来为学界所重视，也主要取材于《邸抄》；新式报刊如《申报》则有专门的《京报》版面，它与《光绪朝东华录》一样，收录的奏摺都是依据《邸抄》而再次转抄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