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江南史研究的全球史意义（上）

　　明清江南史一直备受学界关注，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明清江南史研究更加活跃，成为最引人注目的领域之一。事实上，明清江南史不仅是中国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主题，对全球史研究也具有重大意义，是沟通、整合中国史和全球史研究一个很好的实例。本文拟从以明清江南为中心的东亚海域交流史、世界经济贸易环流中的明清江南、明清江南与中外互动、江南文化中的世界元素、中欧比较视野下的明清江南等方面，谈一点想法。

　　一、以明清江南为中心的东亚海域交流史

　　海运是古代东亚中国、日本、朝鲜和琉球等国家和地区之间往来的主要方式。14世纪至20世纪初叶，中国的造船和航海技术居领先地位，因此主导了当时东亚的海上交通。①明清东南沿海，特别是以江浙为中心的江南，成为海上丝绸之路各种势力角逐的舞台。本节以浙江宁波和乍浦为代表，讨论江南在东亚海域中的地位与作用。

　　宁波在唐宋时称“明州”。中唐以后，由于海路交通的发达，明州成为江南与日本等地商业运输和人员往来最频繁的港口，也是唐五代发展较快的城市之一。作为一座濒江近海的港城，宁波不仅发挥着地方行政中心的作用，也扮演了水陆转运枢纽的角色。宋代以后，随着国际贸易的重心由陆路转向海道，宁波也日益凸显出海疆重镇的风貌。元代称宁波为“庆元”，明初始以“宁波”为名。明政府在宁波等地设立市舶司；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设粤海、闽海、浙海、江海四关，浙海关即在宁波。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宁波不仅与北至辽东、南达闽粤澳各地往来频繁，而且与日本等东亚各地均有极广泛的贸易和文化交流，是东亚海域交流中举足轻重的枢纽港。

　　宁波及其附近的舟山群岛有山海相连的优势，虽耕地不足，但多产药草、木材，鱼盐海产也极为丰富，是中国东南以水陆交通要道为连接点、贸易便利的港埠。舟山群岛的双屿港，在明末麇集了大批中国、日本和欧洲的商人，迅速发展为国际贸易中心，被日本学者藤田丰八誉为“十六世纪之上海”。②活跃在这片海域中的船只，主要有来自上海及长江口的南京船、来自宁波的宁波船以及普陀山船。从中国到日本长崎，据船的航行能力和风向不同，快则5天，慢则20天左右即可到达，主要货物是丝绸、棉纺织品、药材，此外还有鹦哥、颊白、金雀鸟、沉香鸟、倒挂鸟、相思鸟等。③故而，学者们试图对宁波的历史地位与影响有更全面的认识。④

　　乍浦也是宁波船的起航地。乍浦地处杭州湾北岸，依山傍海，自古就有“江浙门户”、“海口重镇”之称，是清代浙北对外交往的重要门户，出入其间者除了商人、船员，还有知识人、漂流民等。在双方贸易品中，书籍和文房四宝占相当大的比重。据统计，1637-1833年，仅从乍浦港运往日本的绘画就有62586幅、毛笔235198支、墨5792箱(另有435块，重2530斤)、纸张201988连(另有11980张，60625册)、书籍742箱。⑤当时从乍浦港驶往日本长崎港的商船，差不多均载有汉籍，有时一艘中国商船装载着上百种汉籍，总数可达几百部之多。乍浦港集中了一批会馆、公所和书院，不少学者、文人纷纷来此访书探奇，并留下不少诗篇，道光二十六年(1846)，由沈筠编集的《乍浦集咏》中就有“海不扬波俗不浇，迎龙桥接凤凰桥。东洋雕漆罗番市，南浦明珠烛绛霄。异域车书通日本，遐方琛赆驾秋潮”，⑥反映了乍浦港与长崎港间繁华的通商场景，也是书籍贸易盛况的写照。据日本史家大庭修《江户时代中国典籍流播日本之研究》统计，从康熙五十三年至咸丰五年(1855)，经长崎港进口的汉籍多达6118种，共57240余册。有时一部中国新书刚刚问世，不出几年甚至几个月，就被贩运到日本，很快被日本人训点、翻刻、摘抄等，广为流传。⑦

　　乍浦还进口大量日本书籍，中国商人运回大量日人编著、翻刻的书籍以及日人保存的我国早已失传的古籍。这也促使文人学士云集乍浦，访书、买书，打听“可有新来日本书”。⑧据黄遵宪《日本国志》“经说书目”统计，江户时期日人编著说经之书达460余种，其他崇奉儒学的论著和翻刻、训点的汉籍，亦不胜枚举，其中不乏学术佳作。⑨如山井鼎所著《七经孟子考文》，对校“七经”和《孟子》，开日本考据、校雠学之先河。后经儒臣物观(荻生总七郎)再行校订，成《七经孟子考文补遗》一书，经清商伊孚九运至中国，对清代学术影响颇大，深受中国学者的称赞和青睐。寓居杭州的著名学者、刻书家和藏书家鲍廷博所编《知不足斋丛书》便收录此书，该书还是《四库全书》经部收录的唯一一部日人著作。浙江秀水藏书家朱彝尊曾在高氏稽古堂看到日本镰仓时代的著名史书《吾妻镜》，视其为海外奇书，甚是喜爱，还专门撰写《吾妻镜跋》，概述该书内容和收藏经过。江苏吴县朴学之士翁广平从尤侗家访得这部海外奇书，加以补缀，七经寒暑，五易其稿，于嘉庆十九年(1814)完成《吾妻镜补》，征引书目多达190种，其中日本典籍多达41种。⑩由此足见东亚学术互动之频繁。

　　布罗代尔在《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中，以16世纪地中海周边诸国尤其是土耳其和西班牙为中心，描述了一段在种族、宗教、政治冲突与融合上异常复杂的区域史。(11)该书以海路交通为纽带的思路，给学界提供了以江南地区与日本的交流为着眼点的新角度，将江南与日本、朝鲜、琉球等东亚各地视为彼此关联的网络，从一个海域空间来观照江南，进而形成一个新的“历史世界”，转变了以往将海洋空间作为陆地历史延伸的指向。

　　二、世界经济贸易环流中的明清江南

　　15-17世纪的大航海时代，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及后起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和英国东印度公司等，把中国的商品销往世界各地，带到世界性贸易环流中。严中平认为，16世纪下半叶由菲律宾输入美洲的中国丝绸、棉布、夏布等，因价廉物美，十分畅销；中国纺织品还在西属美洲殖民地畅销不衰。中国的丝绸和生丝不仅是身处马尼拉和墨西哥等地西班牙商人的利润来源，也为墨西哥一大批丝织工人提供了谋生机会。(12)

　　国际市场的巨额需求刺激了江南市镇早期工业化的进一步发展。江南的丝绸、棉纺织品，无论是在中日贸易，还是在南洋—太平洋—美洲的贸易之路上，甚至在中俄贸易之间，都占有重要地位。如湖州所产丝绸，因其工艺精良而畅销全世界，被称为“湖丝”或“辑里丝”。松江府及周边市镇生产的棉布是仅次于丝绸的出口品，在西方风靡一时，以江苏嘉定、宝山一带所产“紫花布”做成的长裤，流行于19世纪法国民众中间，也是19世纪30年代英国绅士的时髦服装。当时江南市镇出口的棉布物美价廉，被西方人称为“在色泽上和质地上仍然优于英国制品”。江南市镇早期工业化也促使优质生丝、丝绸、棉布畅销海内外，使人们看到了江南初露端倪的“外向型”经济。(13)

　　16世纪早期至19世纪中期，西方人笔下不时提及“南京布”，即徽州商人、洞庭商人和闽广商人等贩运的产自江南的棉布。据海关档案显示，清初开往马尼拉的中国商船一般均装有南京布，每艘少则几百匹，多则上千匹。1786-1833年，英国、法国、荷兰等欧洲国家的商船从广州购买南京布达4400余万匹。美国首航中国的“中国皇后号”返航时也载有南京布。在18世纪末至19世纪30年代美国商船有记录的39年中，平均每年输出的南京布达614191匹，是英国商船输出量的1.5倍。南京布还通过陆路被运往俄罗斯，从18世纪二三十年代到18世纪结束，棉布一直是俄罗斯进口量最大的商品，其中主要是南京布。(14)

　　江南的生丝、丝绸、棉布等通过全球化贸易流向世界各地，在这样的贸易结构中，海外各国一直处于逆差地位，通过丝—银环流，大量白银流入中国。据全汉昇统计，1571-1821年，从美洲运往马尼拉的白银共计4亿西元(比索)，其中二分之一或更多都流入中国。(15)弗兰克也认为，17-18世纪美洲生产的白银及欧洲获得的白银中约一半(3.9万吨)被转辗到亚洲，主要流入中国；日本至少生产了9000吨白银，也流入中国。故而，在1800年之前的250年里，中国获得约6万吨白银，占世界有记录的白银产量的一半左右。(16)在与亚洲互动和世界接轨的这场经济贸易环流中，江南出产的纺织品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明清江南经济的长足发展，也为开埠以后江南经济的结构性转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明清江南与中外互动

　　江南是明清时期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同时也是学派林立、人才辈出的人文荟萃之地。明末浙江余姚思想家朱之瑜(号舜水)“学问淹博”，“善能熔铸经史”，抗清失败后他辞别故土，流亡日本，其学问和德行受到日本朝野人士的尊重。水户藩藩主德川光圀请他到江户(今东京)讲学，执弟子礼，日本著名学者纷纷慕名来从学，被视为“在日本的孔夫子”。朱之瑜摒弃儒家学说中的空洞说教，提倡“学贵有用”、“学贵不阿”，他还曾以《礼运》大同之说为本，揭示日本政治改革的道理，希望日本移风易俗，以尊王爱国为要旨。他的思想对日本综合国学和神道、倡导尊王和大义名分的水户学影响很大；以舜水学说为宗而形成的“江户学派”，影响一直持续到明治维新。(17)朱之瑜不仅“格物穷理”，熟知古今礼仪，还精通“农圃梓匠之事、衣冠器物之制”，他把江南先进的农业、医药、建筑、工艺技术带到日本，并参与设计建造日本的学宫、孔庙、圣堂、后乐园等，为中日文化交流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18)

　　明清江南还是西学东渐的重要据点。明末清初的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孙元化、许缵曾等，晚清的王韬父子、李善兰、蒋剑人、管嗣复、张福僖、沈毓桂、徐寿、徐建寅、华蘅芳、华世芳等，都积极与西方学者互动。如利玛窦(Matteo Ricci)和徐光启合译了《几何原本》前6卷；利玛窦与李之藻合作完成的《坤舆万国全图》，是现存首幅由中欧学者合作绘制的汉文世界地图，该图熔铸中西知识系统，对中国及其周边地区的地理知识表达之准确性和丰富性，远超同时代欧人绘制的世界地图，属于当时最高水平的世界地图。徐光启还与意大利传教士熊三拔(Sabbatino de Ursis)一起编译了介绍西方水利技术的《泰西水法》，该书在江南学界广泛流传。(19)晚清任职于上海墨海书馆的李善兰和传教士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遵照徐光启等为《几何原本》规范的体例，续译《几何原本》后9卷。韩应陛对伟烈亚力与李善兰续译《几何原本》颇为感叹：“夫徐、利俱精天算家言，李、伟烈亦俱精天算家言；徐居吴淞，李亦寓吴淞；利生于欧罗巴而游于中土，伟烈亦生于欧罗巴而游于中土；利信奉耶稣，伟烈亦信奉耶稣。前书徐、利各撰一序，此书李、伟烈亦各撰一序。何前后一一相同，如是顾未知后日亦得收入‘四库’与否也!”(20)《几何原本》译全后，江南数学家纷纷参与研究，江南许多新式学堂还将其作为几何学教科书。(21)

　　传统文化底蕴深厚的江南，不仅是异域知识信息和外来学术传入的桥头堡，也是中国文化向朝鲜半岛及日本输出的中转站。明末江南刊刻了大量汉文西学书籍，其中最突出者即李之藻。他将西方传教士编译的《天主实义》《辨学遗牍》《七克》《灵言蠡勺》《职方外纪》《泰西水法》《几何原本》等19种汉文西学书籍，分“理编”和“器编”两类集结成《天学初函》。18世纪初，尽管日本实行严格的禁书制度，《天学初函》中与天主教无关的科技书也被准许进口，甚至连整部《天学初函》都被偷运至日本，在知识人中间辗转抄写、研究。《天学初函》收录的《职方外纪》《泰西水法》《几何原本》等，也为朝鲜思想家所容受，如星湖学派领袖李瀷的著述中就可以见到这些汉文西学书籍的大量印迹。晚清江南更是东亚知识环流中的重要中转站，上海墨海书馆和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刊刻的《地理全志》《大英国志》《博物新编》《地学浅释》《化学鉴原》等，亦多有和刻本问世。

　　这种互动还充分体现在绘画艺术中。明末西画东渐，海西派画法从宫廷传至江南，影响深入民间，采用透视法的桃花坞“姑苏版”年画即为典型。桃花坞年产年画数万张，远销日本、东南亚。中国版画对日本浮世绘的发展有重要影响，其中就包含使用透视法的姑苏版年画，自称首先运用透视法的江户时期浮世绘画家奥村政信，其《唐人馆图》就摹写了一幅乾隆时期的《莲池亭游戏图》。这一中—欧—日绘画环流，也体现在晚清画家任伯年的作品中。他曾到“中国西洋画的摇篮”——位于上海的土山湾画馆观摩素描、写生、水彩画抹色及油画上彩，认为用铅笔画素描与其学过的擦笔画有不少相似之处，没骨花鸟丰富的色调明显受到西方水彩画的影响。他不仅吸纳欧化技法，也学习兴起于17世纪初的日本浮世绘的图式。清末沪上画坛与日本画界交往密切，日本浮世绘作品通过日清贸易研究所贩卖到上海。任伯年有不少订单来自日本客商，日医冈田篁所著《沪吴日记》对此有详细记载，任氏画作还被收录于1936年原田谨次郎编著的《支那名画宝鉴》。为契合买方趣味，任伯年的画作适度采用色彩艳丽、光影和明暗变化的新形式。(22)个体活动在亚洲乃至世界环流大势的推动下，迎合了历史的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