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文献研究新进展

　　黄灵庚撰《楚辞文献丛考》（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年12月版，以下简称《丛考》），洋洋180万言，校文本、别异同、定是非，以文献考证的形式呈现《楚辞》研究不同历史时期的实态，具有独特的学术价值。一册在手，一部2000余年的“楚辞文献学史”一目了然。其兼顾学术性与普及性，适用于不同文化程度的读者群体，是研究《楚辞》版本变迁不可或缺的参考书。它还是了解《楚辞》注本的入门之作，提纲挈领的评述为初学者开示习学门径。

　　言之有据 辨析精微

　　全书考证范围广。作者对汉代至民国期间所刊刻的《楚辞》均有所考证，与其所主编的《楚辞文献丛刊》（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年版）相互配合，堪称“双璧”。《丛考》中每条文献的考证，均建立在文本细读之上，言之有据，不游于无根之谈。其中涉及的《楚辞》版本之全，在同类著述中少见。

　　东汉王逸《楚辞章句》，宋洪兴祖《楚辞补注》、朱熹《楚辞集注》是研治《楚辞》无法绕过的三部书。围绕这三部书版本情况的探讨，历来是《楚辞》研究者的热门话题。作者遍考海内外所藏《楚辞》文献，认真比对文本，意欲廓清版本研究的不少误区。例如，学界有人认为《楚辞章句》流传至今者唯有明刻本。经考证，作者发现单行的《楚辞章句》主要有8个版本，其中5个为明刻本、2个为清抄本、1个为日本刻本。最早版本是正德本，即高第、黄省曾校刻于明正德十三年的覆宋本；其次为明隆庆五年朱多煃夫容馆据宋本重刻本；再次为明万历十四年冯绍祖观妙斋刻本。此3种为值得重视的明刻本，价值尤以明正德本为最。

　　《楚辞补注》宋本已佚，现存传世版本主要有6种：明翻刻宋本、明末清初汲古阁毛表校刻本、清吴郡陈枚宝翰楼复刊汲古阁《楚辞笺注》本、日本宽延二年皇都书林刊刻汲古阁《楚辞笺注》本、清道光二十六年《惜阴轩丛书》仿汲古阁本、清同治十一年金陵书局重刊汲古阁本。其中，尤以汲古阁毛表校刻本为最佳，此本款式与明翻刻宋本相同，存世完帙，共存2部，一为王国维批校本，现藏于国家图书馆；二为丁丙旧藏，现藏于南京图书馆。

　　《楚辞集注》与《楚辞章句》并称为“《楚辞》学史上两大‘丰碑’”。朱熹《楚辞集注》八卷本问世后，后世多从之。如林兆珂《楚辞述注》、黄文焕《楚辞听直》、林云铭《楚辞灯》、王夫之《楚辞通释》、蒋骥《山带阁注楚辞》等均沿袭之。《楚辞集注》传存于今的版本，以宋宁宗嘉定六年章贡郡斋刻本、宋理宗端平二年刻本为最早。前者为残本，缺《离骚》《九歌》二卷，后者为完整本，后世如元至正二年傅氏刻本、明成化十一年吴氏刻本等多以“端平本”为蓝本，进行翻刻。故《楚辞集注》版本以“端平本”为最佳。

　　该书作者还运用多种白文考察《楚辞》文本的生成与衍变情况。如经过认真探察初唐欧阳询的碑帖《离骚》《九歌》和米芾的书卷《离骚》《九歌》，注意到唐宋时期的重要《楚辞》写本文献《九歌》中均无《国殇》《礼魂》两篇作品。欧阳询、米芾所依据的《九歌》为《楚辞》旧本，可信。为解决明人黄维章所论《国殇》和《礼魂》原不在《九歌》之内的文献问题，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

　　绵密考证 深邃判断

　　尽管文本流传中的作者篇次、文字训诂等相关问题的考证极为重要，然而《丛考》的价值并不局限于经过考证所呈现的一个个细节和所提出的一系列新见解。《丛考》虽主要在“考”，但著者并不满足于此，而是力争对《楚辞》研究有所推进，开拓一个新境，力求为学界提供最新的学术理念与学术成果。

　　该书价值还在于，基于坚实文献考证基础对《楚辞》研究史作出合理判断，向世人清晰呈现不同历史时期学术研究之脉络。作者对《楚辞》文献研究所作出的判断，即以南宋为时间节点，南宋以前主要以王逸《楚辞章句》为核心，南宋以后至民国，基本上以朱熹《楚辞集注》为中心。这种对《楚辞》文献研究史学术格局的判断，亦被运用到《楚辞文献丛刊》的编纂中，所收录的207种《楚辞》文献打破以往以时代先后或“注释”“音韵”等分类，而是以《楚辞》文献承传的内在特质出发，令人耳目一新。

　　延续这一思想，结合40余年的治学心得，《丛考》呈现出的全新学术研究范式，是另外一个值得重视的亮点。除《序》《凡例》外，作者另辟蹊径地撰写了《楚辞章句综论》《楚辞补注综论》《文选楚辞王注综论》《楚辞集注综论》等文章，每篇文章均可视作对《楚辞》学史的回顾与检讨，展现发展的历史轨迹，重新审视存在的问题与困境，有“论”有“考”，考论结合，纲目并存，体现了作者熔汉学、宋学于一炉的学术旨趣。

　　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是文献研究工作的基础，却不应止步于此。在全面把握文献的基础上，开展相关核心或关键问题的考证，综合运用多学科的知识与文献解决《楚辞》研究史上的瓶颈，在一个个问题解决的基础上，撰写《楚辞》学专题史，乃至通史，已是时代趋势。于此而言，《丛考》在学界树立了良好的研究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