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帛书的故事：发掘、流转与研究（下）
方法、结构与思想
罗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艺术史系教授，英译者之一）：我并没有专门研究过子弹库帛书，但我对李零这几十年甚至半辈子以上的时间，对子弹库帛书花的大工夫，还是比较熟悉。我非常佩服他的工作。
我其实也在很小的规模上参与过这个工作。去年，我把李零大作的第一部，翻译成了英语，现在期待着英语的版本能够早日出版。出版后，我希望全世界的学术界能够逐渐明白子弹库帛书的重要性，而且能够重视它对于中国文化和考古的重大价值。我现在一直在想，子弹库帛书在美国藏了70多年，在美国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美国的观众也几乎没有看到过它，而且美国学术界也没有多少人能够真正懂得、更不要说处理这方面的材料。
所以我想借这个机会表达一下希望，希望子弹库帛书能够尽早回到中国。最好，美方现在的所有者能够送给中国，不要卖给中国。文物不是能用钱买卖的。
夏德安（Donald Harper，美国芝加哥大学东亚系教授，英译者之一）：《子弹库帛书》的出版，是一个在学术界、在中美两国文化交流上都极为重要的事件。
我第一次接触楚帛书是在2007年。2011年经来国龙教授牵线，与柯强的家人取得联系。2012年，柯强孙女将所有的文件捐献给芝加哥图书馆。直到2014年，还一直有关于子弹库帛书的新资料出现。从2014年到现在，则没有更多的新资料出现。
苏芳淑（Jenny F. So，香港中文大学艺术史系教授，楚帛书残片揭剥工作推动者之一）：我感到后悔的是，2001年，我离开了弗利尔-赛克勒美术馆，此后就没能继续支持和促进李零的研究。希望技术继续进步，让李零，也让我们终能看到，这些折叠的帛书里到底是什么内容。
我有幸见证这一中国古代学术文献的历史性时刻。我和李零的友谊是同他的子弹库帛书研究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他和我都是在1990年来到史密森学会的弗利尔-赛克勒美术馆，第一次见到了楚帛书。三年后，也即1993年，他离开华盛顿之际，我协助他把楚帛书研究报告翻译成了英语。25年后的今天，我意识到当年他在报告里的话是当真的，在楚帛书研究这件事情上，他说要“死马当作活马医”。今天，马真的活了！
我希望李零那么殚精竭虑、努力澄清这段发现、流转的历史，强调子弹库帛书的重要性，最终会带来另一个奇迹——这件古代中国历史上的无价之宝的回归。
唐晓峰（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刚才李零说，他是最早来博物馆见楚帛书的两个人之一。而我就是那之后找李零玩的人，顺便见到了楚帛书，但我的印象是这个东西太难整理了。那时候李零拿一张纸，反复揣摩叠的方式，但是也不知道怎么叠好。
和李零在一块儿玩的时候，是1980年代初，我们聊这聊那，聊改革，聊文学，都是一起关心的，所以他怎么“偷偷”写出这么一个东西，是让我们大家非常吃惊的事情。1980年代初，他曾经非常严肃认真地通读马克思主义的书，也谈理念。他涉足的领域很广，后来做的那些，一样是他开展系统研究的方式。
过去我们研究《山海经》的时候，只挑实际的东西，是李零让那些东西活起来——他带了风气，研究思想史。那些东西活起来之后，才能真正理解那个时代。像中国古代宇宙模式，这些都是思想史里面非常基本的问题。我们现在再来读《山海经》的时候，会忽然发现里面有一些非常严肃的问题：《山海经》所要展现的世界，全部它所理解的世界。这是比较重要的学术推动。
朱凤瀚（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李零的研究非常重视的，不单是流转情况，还有出土情况。他对几次原始的记录，包括1973年的，都做了研究。我觉得试图把一件不是考古发掘的东西，尽量恢复到环境里面去，是非常必要的。
总的来讲，对楚帛书这样很具体的一个文字资料，虽然有持续不断的30年的研究，但到现在我们还有很多不明白的。我们做学问，应该是不断自我提升、更新，不断自我否定。看看李零这部书的研究过程，一直到现在，都还有不断的自我否定，说明他也有他的一个过程。
通过楚帛书做学术研究，对年轻人特别有好处，因为这项研究完全是典范，并且能培养在学术方法上与时俱进的态度。
徐天进（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李零老师虽然不做考古，但是他对材料的重视、对细节的在意恰是我们考古人所缺的。书里专门有一节，讲注录应该怎么来做。我们是编考古报告的，看完以后都很惭愧。他讲的是缣帛古书的注录，并且提了很多很具体的建议。好的考古报告，是给读者提供方便，提供客观、详实、准确的信息。尽管我们现在报告越来越大，似乎跟原来比进步已经很大了，但是按李老师的要求，还有很多不够的地方，尤其是很多细节还远远不够。
像这次这本书里面，帛书流转的过程，看上去跟帛书研究本身关联性并不大，按过去传统的方法看，我只考虑帛书就好。但是恰恰整个过程，也是学术研究里面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就跟我们看考古报告，不同历史时期的报告，为什么会是这样一样。如果我们对时代大背景不了解，我们看报告的时候，体会也不深。所以大的时代背景，应该构成我们学术研究里特别重要的一个内容。
孙庆伟（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我想说的是，什么人的墓里面放什么样的书，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放这些东西跟墓主人的知识背景、个人追求和兴趣点，包括家庭背景等等，有没有关系？可惜的是，考古学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有时候无从下手，有时候甚至就忽略了这个问题。我们也会关注器物的组合、器物分期分类这些东西，但是考古学挖出来的都是“哑巴”材料，需要多少考古材料，才能提炼出一幅帛画所包含的历史信息呢？如果没有帛画，没有文书类材料的出土，我们对于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了解，是要差很多的。
李老师对考古学多有鼓励也多有批评，说考古学是一门显学、是贡献很大的学科，但问题就是关起门来自己做，和别的学科不来往。确实是有这个问题，所以我就想，怎么样能够最大限度地把“哑巴”的材料和文字的材料融通，让哑巴材料发挥出更好的效果。
沈建华（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研究员）：1992年8月在长沙开了马王堆国际研讨会，我当时也参加了。会议期间，我看到李零整天咯吱窝里夹了一本书，是关于长沙子弹库发掘的调查报告。我后来也听说他专门到上海去寻找蔡季襄居住的酒店和联络的地址，做了一番调查，甚至从酒店到哪里，大概需要多少时间，他都在计算。他通过种种现象和背景，尽可能地还原帛书出土以后的真实面貌。
从往来的信件里面，也可以看到一个学者的执着和严谨。这本书，在我眼里，既是一部学术著作，也是一部完整的子弹库学术史，前前后后他花了差不多三十年的时间，这无疑给当下浮躁的学术界做出了最好的示范。李零教授在没有申请任何国家经费的情况下，用自己个人的努力，完成了如此大的重点项目，恐怕在当今学术界，绝无仅有，很值得我们反思：真正的学者是如何做学问的。
来国龙（美国佛罗里达大学艺术史系副教授）：我也有一些个人的经历和楚帛书有关。2001年我得到史密森学会的奖学金，到弗利尔-赛克勒美术馆完成我的博士论文。到华盛顿的第一天，老馆长罗覃博士带我看的第一件文物，就是楚帛书。2011年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得知柯强去世后还留有一部分手稿等材料在家人手中，就马上告诉了李零先生和夏德安先生。
楚帛书的研究当然是李先生学术生涯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起点。从李先生的学术经历来看，他是从研究银雀山孙子兵法起家，到古文字、金文研究，再到楚国青铜器的研究（这是他的硕士论文）。在硕士论文之外的一项大的工作，就是楚帛书的研究；由楚帛书的研究而进入中国早期数术的研究。所以李先生在很多年以后，又回过来，再把这个研究做完，也是他自己的心愿，圆满地回到起点。
在楚帛书研究的学术史上，从蔡季襄开始，商承祚、陈梦家、李学勤、严一萍、金恒祥、饶宗颐、曾宪通等，差不多所有研究战国文字的学者，都对楚帛书下过工夫。李先生的研究做得比较早，在1980年就把《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研究》的稿子写好了，但这个书压了五六年，到1985年才由中华书局出版；很多年以后有一个订补。所以在楚帛书研究领域，今天的这部书是一个集大成者，是很重要的总结。
在这部书里，李先生对楚帛书的内容、形式、发现过程、收藏史等方方面面做了穷尽式的研究，唯一的遗憾是对12个人神杂糅的图象还没有很好的处理。以前林巳奈夫、鲁惟一（Michael Loewe）等有所讨论。我想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为将来更上层楼做准备。
郑岩（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教授）：我主要是做汉唐墓葬，有一次我女儿给我布置一个作业，说爸爸你研究古墓，给你推荐本书必须看：《盗墓笔记》。看第一页里面就跳出来——盗了一座墓在南方。好像就是楚墓，我心里一紧。为什么通俗小说会把楚帛书作为第一页开头呢？可能也不是完全无缘无故的，这种流行文化，跟学者们有一个共同点：大家对古代东西的好奇心。好奇心向严肃的方向发展就是学术，向另外一个方向发展就是《盗墓笔记》，都值得研究。我想从这点谈起。
刚才在翻这个书，还有一个感受。如果墓葬是研究死人的历史，那李老师还研究活人的历史。流转史很难归类。学科分类发展到今天，隔绝得很厉害，大家在一块儿工作，却觉得彼此之间没什么关系。但是李老师在一部书里面呈现的历史，非常耐人寻味。
在战国时期，很多变化都在发生，这是极大的转身，但对最早的这些绘画性的东西的研究完全不够。李先生自己很关心这个问题，所谓画像知识，考古材料一出，就得到一个印证。
传统艺术史的写作其实缺少背后整个考古学、历史学的大的背景。这些年大家在做转向，转向相应地给史学、考古学的研究做支持。我觉得这是艺术的共性，刚才国龙提出批评，说图象在里面没有展开，我想将来人可以继续在这方面努力。
由大家的发言，我还想到另一个问题。李老师的研究，其实是把中国思想史里面很重要的一块，人们日常的知识这样一个大领域给复原了。这是艺术史非常重视的大的板块。早期中国艺术史研究，好多都是通过图象形式表达出来，文字也是一种图象。这是我作为一个外行和普通读者的感受。
王睿（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刚才来国龙提到图象问题，这也是困扰我很长时间的问题。在印刷术发明之前，战国晚期和汉初的帛书帛画，尽管杂乱，但让我们知道，在印刷出版之前图书的原始状态是什么样的。可能分五种：以图为主，以文字为主，图文并重的，图文都有、以文字重的，图文都有、以图重的。帛书肯定是属于图文都有，但是图文并重类的。
可是我们古代图书中的图，好多都丢了。《山海经》也只剩下文字部分。在时间进程里，肯定有些文化因素是被过滤掉的，过滤掉的是什么，为什么会被过滤，某个基础性的因素是怎样被过滤的？图象和文字这两种文化符号在发展过程里，释读的范围肯定是不一样的。以帛画为例，包括马王堆帛画，每一个人都有作为现代人的自己的认识。我们如果把文字部分都剔掉，光剩下画，几乎没法理解。牛郎织女也是，如果光剩下画，没有文献来导引的话，谁也看不出两个像是牛郎织女。
我觉得如果我们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可以探讨的就是，文化符号的灌输是靠什么，是靠教育、靠集体活动，还是其他？对文字或图象的大型识别，一直都在延续。
罗斌（Robin McNeal，康乃尔大学东亚系教授）：我们做过李零学生的人都知道，我们可以跟他出去考察、到他家里看书，但他的学问不一定学得来。因为这些还不是最关键。李零的研究方法就是他喜欢，他特别喜欢做研究、考察问题。你要像他这么爱学习，那你出书什么也会慢慢变快。
我们今天说方法说得多，内容说得少。我希望这个书出来以后，大家能多注意四时的概念，我们往往将之归为阴阳五行。但更重要的是，这里涉及的一个是空间问题，一个是时间问题，正好子弹库帛书是把空间和时间放在一块儿。也就是，整个宇宙都在这儿。
帛书的英译
甘琦（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社长）：我简单讲一下这部书英文版的翻译、编辑和出版情况。作为一本书，有李零教授这样的作者，有罗泰教授和夏德安教授这样的译者，是十分幸运的。他们仨合在一起，就是个梦之队。而且，夏德安教授和罗泰教授不仅仅是译者，他们参与了楚帛书研究的推动，27位学者联名信他们都在其中。因此，这部书的英文版是不折不扣的国际学术共同体的合作典范。港中大出版社也是这一共同体的一分子，我们贡献的是一个支持系统，即英文编辑出版和全球发行能力。
说到中英文两个版本，有个角度很有意思。中文版非常精美，也非常精深，英文版的观感却很不同。比如，中文版里有大量古文，原文照录的蔡季襄《晚周缯书考证》就是用文言写的，罗泰教授说他译得很辛苦，可是他译成英文后我们都觉得非常好看，因为他是用标准的当代英文译的，看英文可能比看中文的古文还要容易，还要有意思。罗泰教授花的功夫真的很值。我指的是英文版上卷，面貌和中文版相当不同，真的可以让英文世界的读者，排除很多时间的障碍、时代的障碍，看到一个精彩曲折的故事。
夏德安教授做的下卷释文也很难，是另一种难法，我们两位编辑一直都在学习。这也是非常精深的，夏德安教授会用他的方法译成他认为适合英文世界的专业读者的作品。整个翻译将会由他们这一代人学生辈的中英兼通的张翰墨老师做校订，也是清晰的学术传承。
我们计划在收齐所有稿件之后一年内出版。今年是2017年，我今天走在路上的时候，想起2007年我刚到香港工作，那时李零教授、唐晓峰教授、沈建华老师都在香港，我们一起讨论楚帛书的各种可能性，一部古代文明史的学术著作，一本非虚构畅销书，甚至一部想象中的电影。我这样的外行尤其容易激动。当时《达芬奇密码》正在热映，我就想这本书如果拍成电影，一定有机会震撼世界，因为里面有悬念的元素太齐全了——盗墓故事、两千年前的神秘之帛、日本侵略、美国间谍、冷战……我现在还相信这一点，只是时间的问题。十年过去了，李零教授和文物出版社诸位值得尊敬的同行，终于把第一步走完了——这也说明学术工作是多么艰辛、细致、需要耐心，下面的工作会加速。我的梦想也可能是很多人的梦想。
帛书的回归
宋新潮（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子弹库帛书是我们最早、也是最重要的先秦文献。李零教授是对楚帛书研究最为深入、系统的一位学者，除了对帛书本身，还对整个盗掘出来之后的流转过程进行了考证调查、梳理和研究。
几年前我在国家文物局组织了一个项目“海外遗失文物的调查”，李零教授当时就把他的研究成果提供给我。我查阅了资料，对整个子弹库帛书有关情况也进行了系统的学习，我们也对整体情况进行了梳理。2013年5月，利用参加美国博物馆协会年会的机会，我亲眼目睹了这件国宝。
《子弹库帛书》这部著作的出版，一定能够再次推动学术界对帛书文化价值的深入研究，也会再一次激起我们对子弹库帛书何时能回到祖国的期盼。刚才李零教授还在跟我讨论，如何使帛书回来。中国政府有打击文物犯罪，打击文物走私盗窃的决心。这些年我们也积极跟国际社会，包括教科文组织合作，加强对海外文物的追索工作。我们也有一些成绩，如圆明园文物的回归。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本书的出版，通过跟美国及其他一些机构，包括学者、专家的合作，能够早日促成《子弹库帛书》回归。
陈星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所长）：子弹库帛书被盗75年来，经过大量研究，如今有了一部集大成的著作。不过，这毕竟是盗掘出土，和我们后来经过科学发掘的，像马王堆出土文献的研究有很大不同。马王堆是经过社科院考古所和湖南省考古所（当时叫博物馆）在很严格的科学发掘的程序下做的工作。也是去年，马王堆帛书的集成释文考证才出来。这是两种不同的发掘，值得思考。
希望通过这样一本书的出版，能推动对战国晚期及子弹库帛书的研究。另一方面我希望，以后应该有更多经过科学考古发掘的东西。一些珍贵的文化遗产，最好还是经过科学的发掘。
来国龙：关于海外流失文物回归的问题，刚才沈建华老师也说了，李先生用他个人的力量做了很大的努力、更做了很好的学术研究，这是一个杰出的典范。我们现在很多人说文物回归，调子唱得很高，但是很多功课没做好，研究没有做扎实，很多东西都落实不下来。不管文物在哪里，我们首先要把它研究透了、研究彻底了，这是很重要的第一步。流失文物的回归，本质上是一个更大的问题，其中也涉及一些具体的法律问题，可以讨论。我们国内的文物保护工作首先也要做好。很多具体问题要具体处理，但是对于文物保护、流失文物回归的整个的态度、方向，大家应该多展开讨论，慢慢形成共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