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谱”“志”之间：宗族发展、士绅认同与地方史的构建（下） ...

　　(二)士人活动与胡瞳入志

　　胡瞳在弘治年间之所以能够入志，除去徽州胡氏族人的不断塑造抬高之外，与徽州士人的认同不无关联，其关键人物是程敏政。程敏政，字克勤，休宁县人，是明代著名学者，也是一位塑造徽州历史的重要人物。(21)从他将《胡仆射瞳传》列入其所编《新安文献志》并加以辨疑的态度中，可以看出他对胡瞳十分重视。此外，他闲居徽州期间曾赴祁门拜谒胡仆射祠，并撰写题辞：“阅国史，知旋乾转坤之功；观庙貌，沐和风甘雨之泽。精忠不死，生气长存，百世而下，其将仰公如一日耶！”(22)从题辞来看，程敏政是在翻阅史书典籍时看到了有关胡瞳的功绩记载，从而引起了他的注意。据嘉靖时期祁门人李汛所言，“予习闻先师篁墩大学士程翁云：在翰林翻阅遗书时，唐僖宗有胡公瞳，少负奇气，裕将才。黄巢犯宣、歙，公起义兵保障祁门义成都里，所活万姓。”(23)这里的“程翁”即是程敏政。作为校正、编修诸多典籍文献的参与者之一，置身于藏书最为丰富的翰林院，程敏政对传世史书、典籍一定多所批阅，因此他“阅国史”的说法当为可信。程敏政作为当时的中央大臣与著名学者来此拜谒并留下题辞，对于胡氏族人特别是祁门胡氏学公派而言，显得十分荣耀，胡瞳在其谱系中的地位迅速上升。不仅如此，程敏政的题辞，也会引起当地士人群体对仆射祠的重视。程敏政之后，陆续有当地文人、回乡官员来此拜谒并题辞赋诗，除上面提到的李汛外，还有祁门汪回显、张敏、胡幼谆，婺源的洪垣，休宁的胡宥。(24)程敏政、汪回显及张敏三人，在弘治《徽州府志》中皆有记载，除程敏政外，汪回显为正统十三年(1448年)进士。(25)张敏于成化十三年以《春秋》中举人，任桐柏知县，升监察御史，编纂府志时升为四川右参议。程敏政、汪回显的题辞可以肯定是在编纂府志之前，而张敏题辞后的所署官职是“御史”，亦可断定是在府志编纂以前。

　　程敏政等人对胡瞳的褒扬，必然会影响到徽州府志的编纂，特别是《新安文献志》于弘治十年(1497年)刊刻完成后(26)，彭泽于弘治十三年来徽州担任知府，于第二年即聘请汪舜民担任总编，开始编修府志。(27)因此，这部当时对徽州文献的集大成之作必然成为府志的重要文献来源，而府志中关于胡瞳的记载正好可以印证这一点。对比上引两部文献中胡瞳的相关记述即可发现，二者高度一致。尽管此时清华胡氏族谱中对胡瞳、胡学的记载已经进行了彻底的置换，但汪舜民还是认可了程敏政的看法，将胡瞳载入府志。

　　(三)嘉靖时期徽州宗族的进一步发展与胡学入志

　　常建华曾指出：“已有的研究已经揭示了明嘉靖十五年(1536年)官方允许祭祀始祖为宗祠大量出现提供了契机，影响了宗族制度化以及组织化。”(28)“官方允许祭祀始祖”的规定，让民间对始迁祖的追认成为建宗立祠的需要。因此，民间纷纷寻找始祖，而始迁祖的寻找为各地宗族的联合提供了基础，也是“宗族制度化以及组织化”的内在动力之一。一旦始迁祖确立，同姓家族之间即可在“一本”观念的指导下，以“礼以义起”为原则，建立联宗。

　　嘉靖时期，徽州胡氏已经出现了许多以胡学为后裔的宗族。嘉靖二十九年，清华胡氏开始往徽州各县胡氏倡集编修统宗谱，“适清华宗长来会统宗。清华为诸宗之所始，自源徂委，其势为至顺。辨之精、择之审，固清华诸君之任。而余叔姪未成之志于斯，亦克遂矣。”(29)又据休宁商山胡氏谱序载：“始祖常侍公由古歙黄墩徙婺北清华，子姓蕃衍，迁派甚多，逮元季之乱，而我四公成始迁商山居焉。……适清华宗长统会各宗重修谱系，今年夏来采集本支。余与弟钦倡率家人，共成厥志。”(30)而龙山派胡氏谱序则曰：“今年(笔者注：嘉靖三十年)春，清华宗耆濋翁、浯潭石泉诸君来集本枝。”(31)从本次统宗谱所收录的谱序看，除歙县黄潭、休宁商山之外，尚有祁门贵溪、休宁会里、太平北山、江西德兴等其他支派。(32)由此可知，至嘉靖时，清华胡氏族人通过联宗修谱，建立了一个包括江西在内的宗族网络，所联各派大多以胡学为始迁祖，意味着胡学在徽州地位的确立。

　　另外，胡学的身份也得到了地方士绅的承认，其中包括正德九年(1514年)进士、官至江西省左参政的歙县岩镇人郑佐。他在为休宁商山胡氏撰写的谱序中即认为：“始祖常侍公，佐唐僖、昭，节度宣歙，剿据贼夷大难，声名显赫，与时俱隆。”(33)而婺源人潘珍在为龙山胡氏所撰谱序中所言更为具体：“至有讳学、字真翁者，仕唐讨寇有功，授宣歙节度讨击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兼殿中侍御史、散骑常侍。”(34)潘珍为弘治十五年(1502年)进士，官至兵部左侍郎，撰写该谱序的时间为致仕后的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35)上引祁门人李汛也对胡学的身份加以认可：“时学公举进士，登郑从谠榜，官授武德大夫，遂协雁门李仆射□□□巢□二百余战，斩首数万，克复长安，唐室因以再造。谁谓有子如此，殆□之功欤？”(36)他不仅指出了胡学剿灭黄巢匡扶唐室的卓越战功，同时也承认了胡学进士及第的学历。李汛的这一记载与前引胡瞳的文字一同写于嘉靖元年(1522年)，当时他拜谒了祁门许村的胡仆射祠。“李汛，字彦夫，祁门李坑口人。□□太史程敏政曰：异日新安文伯也。登进士，条陈六事，授南京工部主事。”(37)能获得程敏政如此高的评价，不仅说明李汛的卓越才华，也为他在徽州赢得了较高的声誉，以至于载人府志。

　　郑佐、潘珍、李汛三人分别为歙县、婺源与祁门人，均登科进士，皆出任过高官。李汛官职虽不及郑、潘两位，但因他得到了程敏政的高度赞许，文名更播。因此，他们的态度对徽州士人对胡学身份的认同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并为胡学进入嘉靖府志提供了依据。

　　顾颉刚很早就提出过历史的“层累”性问题，他指出了文献在编纂传承过程中对历史信息的不断叠加现象。但是对于这种叠加现象背后的原因，则须置入具体的问题之中考察。以地方史而言，方志实为地方历史的标准样本，具有官方认可的权威性。事件和人物一旦进入方志，即被当作史实加以接受。然而，方志首先应被作为一个社会活动的结果即“文本”来看待，唯此才能了解方志在史学研究中具有的真正意义。

　　徽州作为目前遗留文献最为丰富的地域，如何研究这些文献成为徽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徽州历史一般追溯至唐末，特别是宗族谱系的追认尤为明显，这一点在徽州乃至全国都普遍存在。宗族试图通过建构一个悠久而辉煌的谱系以标明自己出身高贵，从而列入徽州世家大族之列，是否获得当地权威人士的认可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一旦如胡瞳、胡学父子之类的人物被记载入方志，即表明该宗族在此工作上取得了成功，进而重构了徽州的历史。作为史学研究者在利用这类文献时也会当作史实加以使用，很有可能得出错误的结论。因此，我们需要对相关记载作一番“知识考古”(福柯语)。本文透过对胡瞳、胡学父子在族谱中的记载及最后被收入方志过程的考察，可以发现宗族发展、士绅认同与地方文献编纂之间的联系，亦可以从中考察宗族发展、士绅力量对地方史书写的影响。(38)

注释：　　①廖华生：《族谱与地方权力结构——婺源清华胡氏三派竞修统谱的个案研究》，载饶伟新编：《族谱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②弘治《徽州府志》卷9《人物三·义勇》，《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第2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③嘉靖《徽州府志》卷17《宦业列传》，《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第22册。

　　④可参见[荷]宋汉理：《〈新安大族志〉与中国士绅阶层的发展(800-1600年)》，《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3年第3、4期；唐力行：《明清徽州的家庭与宗族结构》，《历史研究》1991年第1期；[韩]朴元熇：《从柳山方氏看明代徽州宗族组织的扩大》，《历史研究》1997年第1期；常建华：《明代徽州的宗族乡约化》，《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3期；陈瑞：《元代徽州的宗族建设》，《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刘成群：《新安理学与元代徽州地区的宗族构建》，《学术界》2010年第8期；林济：《徽州祖先谱系的构造与祖、宗、族观念》，《安徽史学》2011年第3期；《宋元宗族谱系的构造——以徽州程氏为例》，《安徽史学》2014年第3期；于磊：《元代徽州家族与地方社会秩序的构建》，《中国史研究》2016年第4期。

　　⑤可参见[美]杜勇涛：《地方、士人与空间秩序：晚期帝制时代中国士人的“地方”想象——以宋明间徽州士人的乡邦言说为例》，《安徽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董乾坤：《地方政治势力的兴起与历史人物形象重塑》，《安徽大学学报》2015年第5期；《史实、文献与地方社会的变迁》，《安徽史学》2016年第6期。

　　⑥胡从政、胡礼道编修：《清华胡氏族谱》卷1，明天顺二年刻本，现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

　　⑦胡用宾编修：《胡氏重修统谱》，明万历十一年刻本，现藏于上海图书馆。

　　⑧程敏政编纂：《新安文献志》卷96上《行实·胡仆射瞳传》，明弘治三年刻本，美国哈佛燕京学社图书馆藏。

　　⑨弘治《徽州府志》卷8《人物二·宦业》。

　　⑩(12)胡用宾编修：《胡氏重修统谱》卷首《历代先正谱序》。

　　(11)永乐《祁阊志》卷6《祠庙》，祁门县地方志办公室整理，内部资料性图书，2004年。

　　(13)冯剑辉：《徽州宗族历史的建构与冲突——以黄墩叙事为中心》，《安徽史学》2007年第4期。

　　(14)胡用宾编修：《胡氏重修统谱》卷首《历代先正谱序》。

　　(15)胡自立编修：《贵溪胡氏族谱》，明成化四年刻本，现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

　　(16)胡延宗编修：《胡氏族谱·谱序》(不分卷)，明洪武十五年钞本，现藏于上海图书馆。

　　(17)胡延宗编修：《胡氏族谱·世系》。

　　(18)胡延宗编修：《胡氏族谱·谱序》。

　　(19)金仁本即金德玹，休宁人，生活于元末明初，其事迹可参见《新安文献志》卷95下《行实·金仁本(德玹)传》。

　　(20)胡从政、胡礼道编修：《清华胡氏族谱·谱序》。

　　(21)有关程敏政生平记载颇多，可参见弘治《徽州府志》卷7《人物一·文苑》；焦竑编纂：《国朝献征录》卷35《礼部三·侍郎·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程敏政传》，周骏富辑：《明代传记丛刊·综录类》第26辑，台湾明文书局1991年版，第599页。

　　(22)(24)胡用宾编修：《胡氏重修统谱》卷首《历代名公序赞》。

　　(23)胡用宾编修：《胡氏重修统谱》卷首《清华胡氏历代名公序赞》。

　　(25)弘治《徽州府志》卷8《人物二·宦业》。

　　(26)有关《新安文献志》的编纂、刊刻过程，可参见吴友祥：《〈新安文献志〉编刻始末考略》，《黄山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

　　(27)弘治《徽州府志·序》。

　　(28)常建华：《明代徽州的宗族乡约化》，《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3期。

　　(29)胡用宾编修：《胡氏重修统谱》卷首《胡氏各宗派序·黄潭派》。

　　(30)胡用宾编修：《胡氏重修统谱》卷首《胡氏各宗派序·休宁商山派》。

　　(31)胡用宾编修：《胡氏重修统谱》卷首《胡氏各宗派序·龙山会修统宗谱引(附)》。

　　(32)胡用宾编修：《胡氏重修统谱》卷首《历代先正谱序》。

　　(33)胡用宾编修：《胡氏重修统谱》卷首《胡氏各宗派序·商山又序》。

　　(34)胡用宾编修：《胡氏重修统谱》卷首《胡氏各宗派序·龙山家谱序》。

　　(35)有关郑佐、潘珍的记载，可参见过庭训：《本朝分省人物考》卷37《南直隶徽州府》“潘珍”“郑佐”条，《续修四库全书》第53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4、4—5页。

　　(36)胡用宾编修：《胡氏重修统谱》卷首《历代名公序赞》。

　　(37)弘治《徽州府志》卷18《文苑》。

　　(38)有关历史人物形象在地方志中的不断重塑的现象及宗族势力对方志编纂权力的控制，徽州之外也有存在，可参见李晓方：《县志编纂与地方社会：明清〈瑞金县志〉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李甜：《“方德让家”：从旌德方氏看明清皖南宗族的家史编纂》，《安徽史学》201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