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明道：清初的学术反思与学术史编纂（下）

　　三 道统论范式的破坏与学术史编修

　　打破门户，共尊程朱陆王，冲破传统道统论范式，构建新的道统谱系和学术体系，是清初学术史编修的第三种情况。这类学术史著作不把程朱与陆王相对立，而是强调两派思想的互补和兼容，重视学术宗旨和学术流变。孙奇逢的《理学宗传》、范鄗鼎的《理学备考》、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宋元学案》等都属于这类学术史著作。

　　(一)共尊程朱陆王，重构道统谱系

　　孙奇逢是清初北学的代表人物，“北方学者，奉为泰山、北斗”(71)，影响巨大。《理学宗传》乃孙氏一生心力所萃和心得所在。该书共26卷，收录历代诸儒近170人。“是编有主有辅，有内有外”(72)，即通过“主”“辅”、“内”“外”的立传方式，把历代诸儒与道统传承的亲疏远近关系展示出来。所谓“主”，乃理学宗主，立传11人，分别包括宋儒周敦颐、二程、张载、邵雍、朱熹、陆九渊以及明儒薛碹、王守仁、罗洪先、顾宪成，“直接道统之传”的程朱陆王两大派四大家均在其中；所谓“辅”，乃传承儒学、辅翼道统有功的历代诸儒，分别以“汉儒考”“隋儒考”“唐儒考”“宋儒考”“元儒考”“明儒考”的形式立传，其中在“宋儒考”中专列“程门弟子”“朱门弟子”“陆门弟子”，在“明儒考”中专列“王门弟子”，表彰程朱陆王门人。所谓“内”，就是把“主”“辅”诸儒看作道学内之人；所谓“外”，即以“补遗”的形式，收录那些“与圣人端绪微有不同，不得不严毫厘千里之辨”的学者(73)，共有张九成、杨简、王畿、罗汝芳、杨起元、周汝登6人。总之，孙奇逢面对“理学真传，后世不得其统宗，而是非同异罔所折衷”的现实，有为而发，“乃取古今醇儒可历代俎豆不祧者，得十一人，人各一传，又裒集其著述，条缕训断，成十一卷。其余自汉迄元以来名儒以儒学著称，或功存于笺注，或附见于师传者，凡数十人，合十四传，为十四卷。又有学行精醇，见解超别，在诸儒品评微有水乳之未合，而不得不以俟后人论定者，因补遗六人为一卷，共二十六卷，名曰《理学宗传》”(74)。

　　《理学宗传》的体裁为类传体，按人物分类立传，然后节取诸儒著述言论，并加以案断，“构成了传记、学术资料选编、评笺三位一体的编纂新格局”(75)。该书的使命就是要重构儒学道统体系，所谓“《理学宗传》叙列从古名儒修德讲学之事，明道统也”(76)。孙奇逢云：“学之有宗，犹国之有统，家之有系也……今欲稽国之运数，当必分正统焉；溯家之本原，当先定大宗焉；论学之宗传而不本诸天者，其非善学者也。”(77)他认为论学之宗传(道统)犹稽国之运数、溯家之本原，非等闲之事。缘此，他“身任道统，既辑《理学宗传》，以明道之会归，并成《中州人物考》，以见道之散殊”(78)。可以断言，《理学宗传》是一部以道统重构为旨趣的有为之作，集中表达了孙奇逢对儒家道统的新见解。

　　首先，孙奇逢确立了程朱陆王在道统传承中的共同的正统地位，尊程朱而不薄陆王。他在《理学宗传》自叙中以《周易》元、亨、利、贞相况，比喻道统的发展，“近古之统，元其周子，亨其程、张，利其朱子，孰为今日之贞乎？……盖仲尼殁至是且二千年，由濂、洛而来且五百有余岁矣，则姚江岂非紫阳之贞乎！余谓元公接孔子生知之统，而孟子自负为见知。静言思之，接周子之统者，非姚江其谁与归”(79)，非常明确地指出了王阳明学派是直接周敦颐、朱子道统的儒学正宗。孙奇逢之所以把陆王心学也归于道统正宗，是有自己的理论根据的。在他眼里，程朱陆王均源于“本天”之孔孟圣学，“道原诸天，体天之理而有道之名，尽天之实而有学之名。……以‘宗传’为名，宗诸天也”(80)。孔子以降，“地各有其人，人各鸣其说，虽见有偏全，识有大小，莫不分圣人之一体焉”(81)。程朱陆王入门不同，但都能“分圣人之一体”，殊途同归，均以阐明儒学精义为旨归。“孔孟是大德之敦化，诸儒皆小德之川流。流者，流其所敦者也；敦者，敦其所流者也。亘古来只此一物，亘古圣贤只此一事。端绪稍异，便是异端。周子主静，主此也；程子识仁，识此也；朱子穷理，穷此也；陆子先立，立此也；王子致知，致此也。所谓各人走路，疾徐远近虽不同，毕竟有到的时候，所以云：殊途而同归”(82)。在孙氏看来，“文成之良知，紫阳之格物，原非有异”(83)。正是因为这样，孙奇逢认为程朱陆王的思想并非对立，而是相辅相成，不可专尊一家而贬抑另一家，他的《理学宗传》就是要调和两派对立，折衷两派异同，同尊程朱陆王为理学“大宗”。所谓“仆所辑《宗传》，谓专尊朱而不敢遗陆王，谓专尊陆王而不敢遗紫阳。盖陆、王乃紫阳之益友忠臣，有相成而无相悖”(84)。

　　孙奇逢在《理学宗传》中极力论证程朱与陆王之间的互补和兼容。他认为，在朱陆异同问题上，人们只知其异，未窥其同，朱熹“教人先博览而后归之约”，陆九渊“欲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朱熹“偏于道问学”，陆九渊“偏于尊德性”，确有很大不同。但是，“博后约，道问学正所以尊德性也；约后博，尊德性自不离道问学也。……二公毕竟皆豪杰之士，异而同，同而异，此中正好参悟”(85)。程朱陆王异中有同，同中有异，不能将其截然对立。他还说：“愚谓阳明之致知，非阳明之致知，孔子之致知也。紫阳之穷理，非紫阳之穷理，孔子之穷理也。总不谬于孔子而已矣，何至相抵牾分水火乎？”(86)朱熹的“穷理”，王阳明的“致知”，都源于圣人，和圣人之意不相违拗，并非水火不容。正因如此，《理学宗传》专门为程朱陆王的门人立学案，不分高下，同入翼统之列，试图完成儒学道统谱系的重塑。

　　其次，视汉唐经学诸儒与宋明理学诸儒为一脉相承，为汉唐“传经之儒”立传。学术的发展总是前有所承、后有所继，但程朱学派的道统论却拒不承认汉唐诸儒在传经翼道中的作用。孙奇逢对此深为不满，他从道统传承的历史实际出发，在《理学宗传》中为董仲舒(附申公、倪公、毛公)、郑玄、王通(附门人董常、程元、薛收、仇璋、姚义)、韩愈(附门人李翱、赵德)立传，虽然人数不多，却“给汉唐诸儒在道统谱系中安置了一个合法的位置”(87)。孙奇逢说：“颜子死而圣学不传，孟氏殁而闻知有待。汉、隋、唐三子衍其端，濂、洛、关、闽五子大其统。”(88)在他看来，儒学道统由孔子及其以上诸圣王创立后，汉唐传经诸儒董仲舒、王通、韩愈等“衍其端”，宋代理学大家周敦颐、二程、张载、朱熹等“大其统”，这是一个一脉相承的连续的发展演变过程，不能割裂。

　　孙奇逢对汉唐经学家评价较高，他在《理学宗传·汉儒考》中论董仲舒：“制策三篇，洋洋乎天人古今之统也。匠心独诣，无所蹈袭，醇儒也哉。”论申培、兒宽、毛苌三人在汉初崇尚黄老的时代背景下彰扬儒术，“薪传之功，岂容易视之耶”！对于宋儒贬低郑玄，他提出批评：“著述之富，莫过康成，而以学未显著改祀于乡，盖因宋儒以训诂目之，未许其见道，遂没其传经之功。”他评价王通：“以洙泗之事为事，粹然无复可议者。”(89)评价韩愈：“噫！学术关乎气运，益令人思韩子之功也。”(90)评价李翱：“翱之时，诸儒未起，理学未明，而凿凿然以四子为归。……此而非儒也，谁可以当儒者哉？”(91)凡此种种，无非是要表彰汉唐诸儒的道统“薪传之功”。

　　与孙奇逢《理学宗传》相类的学术史著作，还有范鄗鼎的《理学备考》。范鄗鼎，字汉铭，号彪西，学者称娄山先生。《清儒学案》赞他“巍然为清代山右儒宗”(92)。在学术史编纂方面，主要有《理学备考》《广理学备考》等。其学术史著作对孙奇逢多所继承，“《理学备考》一书，亦夏峰《宗传》之亚也”(93)。同时还吸纳了辛全《理学名臣录》、熊赐履《学统》、张夏《洛闽源流录》、黄宗羲《明儒学案》等相关内容，不断增补，加以己意，于康熙三十三年完成定本34卷。范鄗鼎还撰有《广理学备考》，与《理学备考》成为姊妹篇。其中，“《备考》系明代理学诸儒传记汇编，以人存学，《广备考》则专辑诸家语录、诗文，以言见人，先行后言，相得益彰”(94)。

　　范鄗鼎究心濂、洛、关、闽之学，“知主河津(薛碹)而辅余姚(王阳明)，由河津余姚连类求之”(95)，撰成《理学备考》《广理学备考》。《理学备考》所收为有明一代学者，书中既有程朱学派人物，又有陆王学派人物，无门户之见。在范鄗鼎看来，“从来理学不一人，学亦不一类。……薛、胡之学为一类，王、陈之学为一类。细分之，薛与胡各为一类，王与陈各为一类”，但是，“薛、胡之学，参以王、陈，而薛、胡明；而王、陈之学，亦因薛、胡而益明也”。他承认明代理学内部各学派之学术存在差异，但同时又认为薛碹、胡居仁之理学与王阳明、陈献章之心学可以相互参证，并且只有相互参证，才能更加明了各自的主旨。在他眼里，程朱陆王进入圣门的路径虽然不同，但阐明儒家道统的努力是一致的，“入门路径，微有不同，而究竟本源，其致一也”，因此“备列其人，以俟大君子考之也”。(96)《理学备考》之名，便由此而得。

　　对于清初一些理学史著作任意轩轾程朱陆王的现象，范鄗鼎极为不满。他说：“近人汇辑理学，必曰孰为甲，孰为乙；孰为宗派，孰为支流；孰为正统，孰为闰位。平心自揣，果能去取皆当乎？多见其不知量也已。”他不否认理学内部各学者之间学术思想存在差异，但又认为这只是学术宗旨的不同，不能因此而强分高下，“理学诸君子，有标天理者，有标本心者，有标主敬穷理者，有标复性者，有标致良知者。进而上之，有标仁者，有标仁义者，有标慎独者，有标未发者。……三代以降，学术分裂，夫子出而提仁，孟子出而增义，宋儒出而主敬穷理，文成出而致良知。……合而观之，其不能不标立门户，提掇宗旨，既有然矣。鼎岂谓理学诸君子果无甲乙，果无宗派支流，果无正统闰位？但鼎自揣，委不敢甲之乙之。鼎即甲之乙之，当世未必以鼎之甲乙为甲乙也。”(97)秉持此一宗旨，《理学备考》平等看待各派学术，以薛、胡、王、陈四家领袖群儒，不事甲乙，“大破世儒门户之藩篱”，“辑录诸儒，不别宗派，不分异同”，“直令有明一代理学尽无遗珠”(98)。当然，由于《理学备考》参照前人著述较多，前后历时数年，去取与夺，难免存在一些问题。李颙对此多有批评，认为：“《备考》一书，去取布置及中间书法，多有可商”，“虎谷(王云凤)、虚斋(蔡清)、月湖(杨廉)、可久(段坚)诸人，虽以理学著声，其于理学实未深入，议论似无足观”(99)。李颙所论，既指出《理学备考》去取不严，存在滥收现象，也反映了他与范鄗鼎学术观点的不同。

　　总之，孙奇逢、范鄗鼎等人试图挣脱传统道统论的束缚，尊程朱而不薄陆王，将程朱陆王都看作是儒学正宗，通过学术史的编纂，重新构建新的道统传承谱系，折射出清初学术思想的新变化。

　　(二)挣脱道统束缚，重建宋明学术史体系

　　清初学术史的编写，无论是为道统争门户，还是消弭门户，抑或打通经学和理学，都还没有完全脱离道统观念。可是，黄宗羲的《明儒学案》以及由他发凡起例，由黄百家、全祖望等人编纂的《宋元学案》已经明显具有摆脱道统束缚、向真正的“学术史”发展的迹象。

　　笔者曾对清初所纂学术史著作的序、跋、凡例等进行过分析，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明儒学案》和《宋元学案》之外的学术史著述的序、跋、凡例中，频繁出现的词汇是“道统”“道学”“理学”“正宗”“正学”“正统”“续统”“卫道”“圣学”“正传”等，几乎全是和学术门户相关的词语，这说明无论是“立门户”还是“破门户”，都在围绕“道统”这一核心观念打转转。但是，反观《明儒学案》的序、跋、凡例，情况则大不相同(100)。在《明儒学案》的11篇序、跋和1篇“发凡”中，“道统”一词只出现了2次，“道学”“正宗”“正学”“正统”“卫道”等概念均未出现，出现最多的词汇是“学术”“学人”“学问”“宗旨”“学脉”“师说”“师承”“源流”等。古人为自己的著述作自序，或者为他人的著述作序、跋，往往要点出著述的旨趣，其所使用的概念和词汇常常反映了该著述的宗旨。《明儒学案》序、跋中所频繁使用的“学术”“学问”“学人”“宗旨”等概念，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该书已开始超脱于当时的“道统”之争，真正上升到学术史的高度看待学术的离合、演变与发展。

　　要之，《明儒学案》和《宋元学案》不在“立门户”或“破门户”等“道统”问题上纠缠，而是总结宋元明学术发展的历史，明学术盛衰，察学术利弊，抓学术宗旨，明显突破了理学宗派的局限和道统观念的束缚，立足于学术史更为广阔的背景，超拔于诸多学派之上，俯瞰学术发展的全局，“分其宗旨，别其源流”(101)，分析学者的学术宗旨，考察学派的渊源流变，探究学术转化的因缘际会，总结学术论争的是非得失。两部《学案》通过书写宋元明理学的发展演变，构建完成了新的学术史体系，具有了近代意义上的学术史意蕴。

　　其一，从学术宗旨入手，考察学术渊源流变。与清初大多数学术史著述不同，《明儒学案》《宋元学案》冲破道统门户的樊篱，站在学术宗旨的高度看待学术发展。换言之，黄宗羲等人言学术宗旨而不言道统门户，立足于学术宗旨这一核心，来反观宋元明学术的演变。

　　对于学术宗旨，黄宗羲相当看重并反复提及。他批评周汝登《圣学宗传》以“一人之宗旨”代替“各家之宗旨”，批评孙奇逢《理学宗传》批注各家学术，“未必得其要领”(102)。这里的“要领”即“宗旨”，学术宗旨成了他衡评各家学术史著述的标尺。对于明代“诸先生学不一途，师门宗旨，或析为数家，终身学术，每久之而一变”(103)的现象，黄宗羲说他要做的工作就是“分其宗旨，别其源流”(104)，“为之分源别派，使其宗旨历然”(105)。黄宗羲说：“大凡学有宗旨，是其人之得力处，亦是学者之入门处。天下之义理无穷，苟非定以一二字，如何约之，使其在我。故讲学而无宗旨，即有嘉言，是无头绪之乱丝也。学者而不能得其人之宗旨，即读其书，亦犹张骞初至大夏，不能得月氏要领也。”(106)很清楚，在黄氏看来，学术宗旨是学术精神的体现，是学术思想的核心，源于学者自身的切身体悟，是学者最具特性的思想观念。《明儒学案》《宋元学案》在考察宋元明学术渊源流变时，抓“宗旨”而不尚谈“道统”，眼光高远，所谓“分别宗旨，如灯取影，杜牧之曰：‘丸之走盘，横斜圆直，不可尽知。其必可知者，知是丸不能出于盘也。’夫宗旨亦若是而已矣”(107)。学术演化无论多么复杂，只要抓住宗旨，就能提纲挈领，纲举目张。一句话，学脉学派由宗旨而分，学术流变因宗旨而定。正是因为这样，黄宗羲等人超越门户之见，直接从“理一分殊”、“万殊总为一致”的哲学高度看待学术的异同和衍化，认为：“学术之不同，正以见道体之无尽也。”“夫道犹海也，江、淮、河、汉以至泾、渭蹄趻，莫不昼夜曲折以趋之，其各自为水者，至于海而为一水矣。”(108)学术流变犹如百川汇海，起始于“一本万殊”，结束于“万殊总为一致”。如果没有各种思想的涓涓细流，就不可能有学术的汪洋大海。思想的各种支流枯竭，大海也就不复存在，所谓“不待尾闾之泄，而蓬莱有清浅之患矣”(109)。黄宗羲从“一本万殊”的观念出发，强调各种学术和学派的存在都具有合理性，尽管各学派在学术宗旨、治学路径、治学方法等方面存在差异，但都是对自然、社会和人类思想的体察。学术研究本来就应该百家并存、多元发展，那种标榜门户，以自己为正宗，以他人为“离经叛道”，试图将学术定于一尊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明儒学案》的每一学案基本上都由三部分组成：一是总论(序文)，意在考述学派源流，理清学脉，梳理案主及所在学派的师承演变、思想变迁、学术精要、地位或影响等；二是案主传记，记载案主言行，以知行为主，尤其注重提炼案主的学术宗旨；三是案主的学术言论选辑，所辑言论纂要钩玄，撷英采华，意在反映案主“一生之精神”和为学宗旨。《宋元学案》在《明儒学案》基础上更加完善了学案体体例：一是在每个学案前增加了“学案表”，表列该派学术授受源流；二是在案主传记和论著选辑以外，增加“附录”，以补充与案主相关的学术资料和学术传授关系；三是书前有全祖望的“序录”，简明扼要地阐述各学案立案之依据及渊源传授关系。由于《宋元学案》编纂时，黄宗羲已经去世，故而该书所完善的学案体体例，更重视对学术师承流变的考量，宗旨意识稍差。正如侯外庐等人所说：“如果说，《宋元学案》的编纂和论述，侧重于理学源流和学统师承的辨析，那么《明儒学案》的编纂和论述，则侧重于对理学不同流派的学术宗旨和学术思想的概括。”(110)

　　其二，穷源竟委，博采兼收。《明儒学案》与《宋元学案》继承了学术史上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优良传统，并发扬光大，善于在各种学术交汇发展、相互影响的复杂关系中讨论学术的源流，“穷源竟委，博采兼收”(111)，把各个学派置于宋元明学术发展的大背景下，把握其发生、发展、衰变的过程，从而展示思潮变动的趋向。

　　两部《学案》都以究明各家学术源流为基础，从整体上呈现一代学术变迁之大势。譬如，之前人们讨论理学史开端，总是归之于濂洛之学。《宋元学案》论理学源流，则以宋初三先生胡瑗、孙复、石介为开端。该书在周、邵、张、二程等北宋五子之前设立“安定”(胡瑗等)、“泰山”(孙复、石介等)、“高平”(戚同文、范仲淹等)、“庐陵”(欧阳修等)、“古灵四先生”(陈襄等)、“士刘诸儒”(士建中等)、“涑水”(司马光等)七个学案，以反映濂、洛之学兴起前学术界的实际情况，所谓“庆历之际，学统四起，齐、鲁则有士建中、刘颜夹辅泰山而兴；浙东则有明州杨、杜五子，永嘉之儒志、经行二子，浙西则有杭之吴存仁，皆与安定湖学相应；闽中又有章望之、黄晞，亦古灵一辈人也；关中之申、侯二子，实开横渠之先；蜀有宇文止止，实开范正献公之先。筚路蓝缕，用启山林，皆序录者所不当遗”(112)。在《宋元学案》作者看来，濂、洛、关、闽之前，“学统四起”，这是宋代学术发展的实际，也是濂洛之学的发端。这种将濂洛之学的兴起置于更为阔大的学术视野中进行考察的做法，非斤斤于道统正宗者所可比，已然是真正学术史的写法。《明儒学案》的视野更为宏阔，从立案学派来看，明代众多思想流派，几乎无所不包。有崇程朱者，有宗陆王者，有调停程朱陆王者，有自成体系者，亦有无以名家者，尽皆纳入书中。该书开篇便描述明初朱学的发展，设《崇仁学案》，表彰薛瑄、吴与弼、胡居仁等朱子学者。到陈献章，设《白沙学案》，明代的理学开始发生变化。由陈献章而王阳明，王学兴起，并很快形成浙中、江右、南中、楚中、北方、粤中诸王学后劲。无法归入理学或王门者，则以“诸儒学案”反映之。该书以学术宗旨为主线，不分门户，纵向梳理明代学术流变的大势，横向考察各学派之间的关联和影响，把整个明代学术发展的面貌呈现了出来。

　　两部《学案》都非常注重梳理各家思想脉络，辨析不同学派之间和同一学派内思想的差异。《宋元学案》考察二程学术，认为二程虽师承周敦颐，但“不尽由于周子”(113)，显然有自己的创造。朱熹师事诸家，胡宪、刘勉之、刘子翚、李侗皆为其师，且上溯谢良佐，但他不名一师，集理学之大成。陆九渊“兄弟自为师友，和而不同”(114)，学无师承，但王苹、林季仲诸人“皆其前茅”(115)，朱陆学统同源。薛季宣“其学主礼乐制度，以求见之事功”(116)，为永嘉功利学派开山。黄宗羲《明儒学案》考察明代学术，更重视于细微处辨差异。吴与弼和薛碹同守朱学家法，但吴与弼重“涵养”，薛碹重“践履”。同为江右王门诸先生，邹守益主“戒惧”，罗洪先“主静”，聂豹主“归寂”，在信守师门宗旨的同时又各有发挥，同中有异。黄宗羲论王阳明学术前后三变，前三变是“始泛滥于词章”，“继而遍读考亭之书”，最后“出入于佛、老”，终于通过领悟“格物致知之旨”而转向心学，“其学凡三变而始得其门”。其后三变是：龙场悟道以后，“尽去枝叶，一意本原，以默坐澄心为学的”；江右以后，“专提‘致良知’三字，默不假坐，心不待澄，不习不虑，出之自有天则”；居越以后，“所操益熟，所得益化，时时知是知非，时时无是无非，开口即得本心，更无假借凑泊，如赤日当空而万象毕照”。(117)此乃“学成之后又有此三变”。相关分析，细致入微，无以复加。

　　总之，两部《学案》通过对宋元明学术发展的考察，以学术宗旨为核心，察其源流，辨其异同，析其分合，挣脱道统论的束缚，以博大的胸怀建构了熔各家学术于一炉的新的学术史体系。从这一点上说，这两部《学案》在清初诸多学术史著述中具有开风气的意义。

　　四 结论

　　清初学术史编纂出现高潮，最直接的动因就是明清易代的强烈刺激。明亡清兴，神州荡覆，宗社丘墟，易代改姓之民族危机对深明“春秋大义”的知识分子的刺激是极其强烈的。清初学者认识到，明朝灭亡，原因众多，学术上长于空谈、寡于治道的空疏学风亦不能辞其咎。程朱理学之“封己守残”，陆王心学之“游谈无根”，均流弊重重，无补于世。由此，无论是程朱派学人，还是陆王派学人，都开始对理学与心学存在的问题进行反思批判，纷纷撰述学术史，试图通过对学术源流的清理，重新阐释学术精神，思考学术发展，从学术层面认识社会治乱兴衰。

　　清初的学术史编纂，不仅是客观学术历程的梳理和呈现，更是编纂者建构的结果。学术史作为一种叙事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叙事者建构起来的，体现的是叙事者的思想观念。就清初学术史著述而言，虽然同样面对明清易代之社会剧变所提出的学术问题以及几千年儒学发展的客观实际，但人们在清理学术源流时却拿出了不同的学术史：或强化理学门户、尊程朱贬陆王，为理学明统定位；或会通经学与理学，折衷朱陆，淡化理学宗派意识；或共尊程朱陆王，突出学术宗旨，重构道统谱系和学术体系。可见，不同学术阵营的学人在回应现实关切时，均根据自身的需要“复原”学术史。什么在学术史上更重要，学术史想凸显什么，都蕴含了编纂者自身的学术理念。清初不少学术史著述专尊程朱，强化理学门户者，把一部学术史写成程朱理学发展史，漠视程朱之外儒家各派的历史价值，试图以此维护程朱理学的道统正宗地位。这实际上是编纂者在话语建构时进行了故意的凸显和遮蔽。有怎样的编纂者，就有怎样的学术史，编纂者的门户之见，必然会阻碍他从更广阔的视野中审视学术的发展，并进而提出有价值的学术见解。

　　清初所编学术史，有着价值取向不同的多元探索，但又未能挣脱整个儒学大框架。中国古代学术发展有一个从多元走向一元，然后又挣脱一元走向多元的过程。先秦时期，百家横议，学术多元；两汉以后，儒术独尊，学术逐渐走向儒学一脉独传的道路，百家学说受到抑制；唐宋以后，道统说盛行，学术更是被局限在“程朱直接孔孟”的狭隘道统论的天地中，与之不同的一切学说都被排斥在学术正统之外；及至清初，这一状况发生了变化，学术史编纂明显出现了试图挣脱孔孟道统而进行多元探索的新气象。汤斌、魏一鳌、万斯同、陈遇夫等人把汉唐经学家纳入学术史，会通理学和经学，给“道丧千载”的道统论以一击。孙奇逢等人把陆王及其门人纳入道统之中，共尊程朱陆王，破除道统论强烈的宗派性和排他性，重构道统体系。黄宗羲等人从学术宗旨入手，博采兼收，开始公正对待思孟学派以外的儒家各派的价值，尊重学术发展的多元特质。所有这些都程度不同地反映出这一时期学术史编纂试图挣脱学术一统的枷锁，进行多元探索的努力。当然，清初的诸多学术史都自觉把释、道排除在外，说明他们考镜源流，区分异同，勾勒和呈现的仍是中国古代儒学发展的谱系，而包含儒学之外各种学说的整然一体的中国学术史的编纂，此时尚未出现。

注释：

　　①有学者统计，清初的学术史著作共26种(参见：史革新《略论清初的学术史编写》，《史学史研究》2003年第4期)。笔者根据文献记载重新梳理，共得32种，分别是孙奇逢《理学宗传》，黄宗羲《明儒学案》，黄宗羲、全祖望等《宋元学案》，张能鳞《儒宗理要》，杨庆征《衣南堂教学渊源录》，胡时忠《孔庭神在录》，魏一鳌《北学编》，魏裔介《圣学知统录》《圣学知统翼录》，朱显祖《希贤录》，汤斌《洛学编》，耿介《中州道学编》，刘宗泗《中州道学存真录》，费纬裪《圣宗集要》，范鄗鼎《理学备考》《广理学备考》《国朝理学备考》，熊赐履《学统》，万斯同《儒林宗派》，窦克勤《理学正宗》，张伯行《道统录》《伊洛渊源续录》《道南源委》，沈佳《明儒言行录》，汪佑《明儒通考》，王心敬《关学续编》，陈遇夫《正学续》，张夏《洛闽源流录》，钱肃润《道南正学编》，蒋垣《八闽理学源流》，朱搴《尊道集》，张恒《明儒林录》等。

　　②参见：卢钟锋《论清初的社会思潮与学术史的编修》，《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4期；史革新《略论清初的学术史编写》，《史学史研究》2003年第4期。

　　③唐鉴撰辑《清学案小识》卷6《守道学案·熊敬修先生》，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197页。

　　④熊赐履《学统自序》，熊赐履《学统》，徐公喜主编《理学渊源考辨丛刊》，凤凰出版社2011年版，第17页。

　　⑤《王新命序》，熊赐履《学统》，第11页。

　　⑥《学统凡例》，熊赐履《学统》，第18页。

　　⑦《李振裕序》，熊赐履《学统》，第13页。

　　⑧熊赐履《学统》卷8《正统`程伊川先生》，第140页。

　　⑨熊赐履《学统》卷9《正统·朱晦庵先生》，第168-169页。

　　⑩熊赐履《学统》卷47《杂统·陆象山》，第499页。

　　(11)熊赐履《学统》卷49《杂统`王阳明》，第523页。

　　(12)《凡例》，张夏辑《洛闽源流录》，《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委会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123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12页。

　　(13)黄昌衢《校刻洛闽源流录题后》，张夏辑《洛闽源流录》，第11页。

　　(14)张夏《洛闽源流录序》，张夏辑《洛闽源流录》，第8页。

　　(15)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上册卷63《洛闽源流录》条，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567页。

　　(16)张夏辑《洛闽源流录》卷15《王守仁》之“按语”，第240页。

　　(17)黄声谐《洛闽源流录序》，张夏辑《洛闽源流录》，第6-7页。

　　(18)窦克勤《理学正宗凡例》，窦克勤辑《理学正宗》，《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委会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24册，齐鲁书社1995年版，第592页。

　　(19)耿介《理学正宗序》，窦克勤辑《理学正宗》，第583页。

　　(20)窦克勤《理学正宗序》，窦克勤辑《理学正宗》，第587-588页。

　　(21)耿介《理学正宗序》，窦克勤辑《理学正宗》，第584页。

　　(22)窦克勤《理学正宗序》，窦克勤辑《理学正宗》，第587页。

　　(23)窦克勤《理学正宗凡例》，窦克勤辑《理学正宗》，第591页。

　　(24)耿介《敬恕堂文集》第8卷《寄窦静庵先生》，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452-453页。

　　(25)汤右曾《征仕郎翰林院检讨静庵窦公墓志铭》，钱仪吉纂《碑传集》卷46，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288页。

　　(26)耿介《敬恕堂文集》第8卷《寄窦静庵先生》，第453页。

　　(27)张伯行《道统录序》，周汝登、张伯行《圣学宗传`道统录》，凤凰出版社2015年版，第399页。

　　(28)张师栻、张师载编《张清恪公年谱》下卷“康熙五十二年十二月”，《续修四库全书》编委会编《续修四库全书》第55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426页。

　　(29)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上册卷63《圣学知统录》条，第566页。

　　(30)魏裔介《圣学知统录序》，魏裔介《圣学知统录》，《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委会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120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117页。

　　(31)耿介《中州道学编序》，耿介辑《中州道学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委会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121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9页。

　　(32)李来章《中州道学编序》，耿介辑《中州道学编》，第2页。

　　(33)窦克勤《中州道学编序》，耿介辑《中州道学编》，第3-4、3页。

　　(34)孙奇逢《孙征君原序》，魏一鳌辑、尹会一等续补《北学编》，《续修四库全书》编委会编《续修四库全书》第51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63页。

　　(35)柏景伟《关学编小识》，冯从吾《关学编(附续编)》，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69页。

　　(36)尹会一《序》，魏一鳌辑、尹会一等续补《北学编》，第58页。按：引文中的冯少墟，即冯从吾；魏莲陆，即魏一鳌。

　　(37)孙奇逢《洛学编序》，汤斌《汤斌集》下册，范志亭、范哲辑校，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933页。

　　(38)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上册卷63《洛学编》条，第566页。

　　(39)王记录、许二凤《〈洛学编〉探析》，《历史文献研究》总第32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89页。

　　(40)《汤子遗书》卷3《重修苏州府儒学碑记》，汤斌《汤斌集》上册，范志亭、范哲辑校，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32页。

　　(41)卢钟锋《中国传统学术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88页。

　　(42)《洛学编》卷3《尤西川先生时熙》，《汤斌集》下册，第1551页。

　　(43)汤斌辑《洛学编》卷3《孟云浦先生化鲤》，《汤斌集》下册，第1555页。

　　(44)《洛学编》卷4《徐涵斋先生养相》，《汤斌集》下册，第1559页。

　　(45)徐世昌等编纂《清儒学案》卷9《潜庵学案》，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435页。

　　(46)王发桂《补刊北学编序》，魏一鳌辑、尹会一等续补《北学编》，第57页。

　　(47)魏一鳌辑、尹会一等续补《北学编》卷1，第63、66、68页。

　　(48)孙奇逢《孙征君原序》，魏一鳌辑、尹会一等续补《北学编》，第63页。

　　(49)孙奇逢《孙征君原序》，魏一鳌辑、尹会一等续补《北学编》，第63页。

　　(50)王发桂《补刊北学编序》，魏一鳌辑、尹会一等续补《北学编》，第57-58页。

　　(51)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上册卷58《儒林宗派》条，第528页。

　　(52)万斯同《儒林宗派》卷3《东汉》，永瑢、纪昀等编纂《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58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529-534页。

　　(53)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上册卷58《儒林宗派》条，第528页。

　　(54)杨艳秋《关于万斯同〈儒林宗派〉的几个问题》，虞浩旭、饶国庆主编《万斯同与〈明史〉——纪念万斯同诞辰37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资料汇编》，宁波出版社2008年版，第373页。

　　(55)姜朝俊《正学续序》，陈遇夫《正学续》(一)，王云五主编《丛书集成初编》第3323册，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3页。

　　(56)陈世绾《弁言》，陈遇夫《正学续》(一)，第1页。

　　(57)陈遇夫《正学续叙》，陈遇夫《正学续》(一)，第8页。

　　(58)陈遇夫《正学续叙》，陈遇夫《正学续》(一)，第7页。

　　(59)陈遇夫《论略》，陈遇夫《正学续》(一)，第2页。

　　(60)陈遇夫《正学续叙》，陈遇夫《正学续》(一)，第8页。

　　(61)周陈鳌《正学续后叙》，陈遇夫《正学续》(一)，第6页。

　　(62)阮元修、陈昌齐等纂《广东通志》卷286《陈遇夫》，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4944页。

　　(63)陈遇夫《正学续》(一)卷1《西汉》，第1页。

　　(64)伍崇曜《跋》，陈遇夫《正学续》(二)，王云五主编《丛书集成初编》第3324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124页。

　　(65)何溶《谨识》，陈遇夫《正学续》(二)，第123页。

　　(66)陈遇夫《白沙语录后序》，转引自：毛庆耆主编《岭南学术百家》，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39页。

　　(67)陈遇夫《论略》，陈遇夫《正学续》(一)，第4页。

　　(68)陈遇夫《论略》，陈遇夫《正学续》(一)，第4页。

　　(69)陈遇夫《论略》，陈遇夫《正学续》(一)，第2页。

　　(70)陈遇夫《论略》，陈遇夫《正学续》(一)，第3页。

　　(71)徐世昌等编纂《清儒学案》第一册卷1《夏峰学案》，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页。

　　(72)《义例》，孙奇逢《理学宗传》，凤凰出版社2015年版，第17页。

　　(73)孙奇逢《理学宗传叙》，孙奇逢《理学宗传》，第16页。

　　(74)程启朱《跋后》，孙奇逢《理学宗传》，第536页。

　　(75)陈祖武《中国学案史》，东方出版中心2008年版，第93页。

　　(76)孙奇逢《日谱》卷12，张显清主编《孙奇逢集》(下)，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462页。

　　(77)孙奇逢《理学宗传叙》，孙奇逢《理学宗传》，第15页。

　　(78)郑元善《畿辅人物考序》，孙奇逢《畿辅人物考》，北京出版社2011年版，第1页。

　　(79)孙奇逢《理学宗传叙》，孙奇逢《理学宗传》，第15页。

　　(80)张沐《理学宗传叙》，孙奇逢《理学宗传》，第13页。

　　(81)孙奇逢《理学宗传叙》，孙奇逢《理学宗传》，第15页。

　　(82)孙奇逢《日谱》卷6，张显清主编《孙奇逢集》(下)，第233页。

　　(83)孙奇逢《四书近指》卷1《大学之道章》，张显清主编《孙奇逢集》(上)，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278页。

　　(84)孙奇逢《夏峰先生集》卷7《与魏莲陆》，张显清主编《孙奇逢集》(中)，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727页。

　　(85)孙奇逢《理学宗传》卷7《陆子文安》，第129页。

　　(86)孙奇逢《理学宗传》卷22《明儒考·尤季美公时熙》，第407页。

　　(87)孔定芳《孙奇逢〈理学宗传〉的道统建构》，《清史论丛》2016年第1辑(总第31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80页。

　　(88)孙奇逢《理学宗传叙》，孙奇逢《理学宗传》，第15页。

　　(89)孙奇逢《理学宗传》卷13《隋儒考·王文中子》，第231页。

　　(90)孙奇逢《理学宗传》卷14《唐儒考·韩子》，第244页。

　　(91)孙奇逢《理学宗传》卷14《唐儒考·韩子·李翱》，第244页。

　　(92)徐世昌等编纂《清儒学案》第二册卷28《娄山学案》，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077页。

　　(93)徐世昌等编纂《清儒学案》第二册卷28《娄山学案》，第1077页。

　　(94)陈祖武《范鄗鼎与〈理学备考〉》，《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第76页。

　　(95)范鄗鼎《五经堂文集》卷2《李礼山达天录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委会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42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34页。

　　(96)范鄗鼎《序》，范鄗鼎辑《理学备考》，《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委会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121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743、743、744页。

　　(97)范鄗鼎《又序》，范鄗鼎辑《理学备考》，第745页。

　　(98)曹续祖《读理学备考后识》，范鄗鼎辑《理学备考》，第742页。

　　(99)李颙《二曲集》卷18《答范彪西征君》，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198页。

　　(100)因为《宋元学案》除了全祖望的“序录”外，其序、跋均为道光时期学者所作，不足以代表清初的学术观念，故在此不作讨论。

　　(101)黄宗羲《明儒学案》上册《明儒学案序》，沈芝盈点校，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8页。

　　(102)黄宗羲《明儒学案》上册《明儒学案发凡》，第17页。

　　(103)黄宗羲《明儒学案》上册《明儒学案序》，第7页。

　　(104)黄宗羲《明儒学案》上册《明儒学案序》，第8页。

　　(105)黄宗羲《明儒学案》上册《黄梨洲先生原序》，第10页。

　　(106)黄宗羲《明儒学案》上册《明儒学案发凡》，第17页。

　　(107)黄宗羲《明儒学案》上册《明儒学案发凡》，第17页。

　　(108)黄宗羲《明儒学案》上册《明儒学案序》，第7页。

　　(109)黄宗羲《明儒学案》上册《明儒学案序》，第7页。

　　(110)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主编《宋明理学史》下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821页。

　　(111)黄宗羲《明儒学案》上册《冯全垓跋》，第3页。

　　(112)黄宗羲、全祖望等《宋元学案》卷6《士刘诸儒学案·祖望谨案》，沈善洪主编《黄宗羲全集》第3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314页。

　　(113)黄宗羲、全祖望等《宋元学案》卷12《濂溪学案下》，沈善洪主编《黄宗羲全集》第3册，第643页。

　　(114)黄宗羲、全祖望等《宋元学案》卷57《梭山复斋学案》，沈善洪主编《黄宗羲全集》第5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57页。

　　(115)黄宗羲、全祖望等《宋元学案》卷58《象山学案》，沈善洪主编《黄宗羲全集》第5册，第275页。

　　(116)黄宗羲、全祖望等《宋元学案》卷52《艮斋学案》，沈善洪主编《黄宗羲全集》第5册，第50页。

　　(117)黄宗羲《明儒学案》上册卷10《姚江学案》，第1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