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像视域与宋史研究（上）

　　广义的美术范畴外延较广，绘画、书法、篆刻、雕塑、工艺美术等，都可以纳入图像视域的范围。但这里讨论的图像视域，其范围以绘画为主，兼及表现社会场景与人物形象的部分雕塑与工艺美术作品。

　　一、宋史研究与图像视域的互动现状

　　中国历来有左图右史的学术传统。班固在《六艺略》“易”下著录有“《古杂》八十篇、《杂灾异》三十五篇、《神输》五篇、图一”[1]，书图俱佚，难论其详。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墓出土有帛书画，上绘代表十二月的十二神像，另附图注文字九百余字，分述该月的神名、职司与宜忌等。其后，从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的《丧服图》，到敦煌遗书的《王陵变文》插图，都采取图文互补的体式。入宋以后，随着印刷术的推广，经史子集的图文本陆续面世，经部的《新定三礼图》，史部的《东家杂记》，都有图像辅翼史文。与此同时，宋代传世的绘画、雕塑与工艺美术品，其数量也是前代无法比肩的，为宋史研究留下了足够丰裕的图像资料。

　　在宋史学界，周宝珠先生较早自觉地将图像视域引入宋史研究。他提倡“清明上河学”，在北宋开封研究中充分利用了《清明上河图》，呼吁“绘画艺术与学术研究完满地结合起来”①。足见宋史学界对图像视域并非绝无关注。然而，这种关注仍是不够自觉，相当稀缺的。即以《清明上河图》为例，戴立强、赵姝等编有《〈清明上河图〉研究文献汇编》(万卷出版公司，2007年)，收录102篇论文，分10个专题编排，涉及美术史、科技史、经济史、医学史、民俗学、地志学等诸多领域，书后附有《〈清明上河图〉文献目录索引》，多数成果出自文博界、美术史界，宋史学者严重缺位。这种现状，不仅仅局限在《清明上河图》的研究领域，宋史学界主动涉足介入图像视域的学者与成果，与四十年来宋史研究的进展现状很难匹配。作为对照，美术学界却有以图证史的求索者②。

　　之所以出现这种不匹配，宋史学界应从自身方面多找原因。一方面，现存宋代文献史料状况或许强化了两者的疏离与间隔。无论在质与量上，宋代传世文献容易让宋史学者形成自我满足感。在文献数量上，宋代基本上丰俭适中，既不如先秦秦汉那样寡少，导致陈寅恪所说的局面：“有之亦仅三言两语，语焉不详，无从印证。加之地下考古发掘不多，遽难据以定案。画人画鬼，见仁见智，曰朱曰墨，言人人殊，证据不足，孰能定之”。也不如明清近代那样，史料满坑满谷，出现陈寅恪所说的焦虑：“文献档册，汗牛充栋，虽皓首穷经，迄无终了之一日，加以地下地面历史遗物，日有新发现，史料过于繁多，几无所措手足”[2]140。在文献质量上，宋代也可谓门类齐全，几乎无所不备，既不像先秦秦汉史料品种有限，不成系统；也不像明清以降品种虽全，却泥沙俱下。而20世纪末叶肇始的史料信息化浪潮，宋史研究也许是最受宠赐的断代。首先，目前常用的网络资讯几乎已将宋代史料囊括其中，而史料信息化在明代以下的覆盖面上还远非那么齐全完备。其次，相较于战国汉唐史领域，宋代史料虽然也有徐谓礼文书等新发现，但迄今未能像战国秦汉简牍发现那样构成学界聚焦点，也并未涌现敦煌吐鲁番文书那样数量巨大而波及全局的新史料。职此之故，宋史学者容易滋生不思开拓的小农意识，一亩三分地足以经营养生，有一种自得其乐的满足感与莫名其妙的自大感。随之也就造成两个结果，一是错误以为现存史料足以应付任何课题的宋史研究(某种程度上也确实如此，某个官职或许就足以做成一篇博士论文)；二是无暇关注宋代的图像视域，从中获取不可忽缺的图像资源。

　　另一方面，限于入门阶段的学术训练，宋史学者长于对宋代大势的全局把握，宋代文献的解读训练(校勘、版本、训诂)，宋史研究的专业知识(职官制度、历史地理)。但一涉及美术史，大多缺乏专业知识与基本学养，未必都能准确清晰说明山水画南北派的区别，花鸟画之分派，人物画之分类，界画、院体画与文人画之确切内涵，文人画与山水画、花鸟画、人物画之相互关系。至于具体的画家与作品，也许更少发言权。惟其如此，他们一旦涉足图像视域，便容易留下遗憾，甚至于极具价值的图像资料也会熟视无睹，失之交臂。例如，浙江省博物馆曾举办过题为《中兴纪胜》的南宋文物展，陈列有邵武出土的银鎏金魁星盏盘与新建出土的魁星银盘，金盏外壁与银盘边围分别刻绘有状元及第簪花骑马、唱报奏捷等连续图案，盏心与盘心都镌刻着与图案内容相匹配的《踏莎行》词，形象生动地折射出宋代科举社会的本质特点。但这组极具价值的图像资料，并未引起宋史学界的及时关注，而扬之水女士早就从名物角度作过介绍与探讨，其后笔者则从科举社会的视野进行了补充性的阐述③。

二、宋史研究亟待涉入图像视域

　　毋庸置疑，美术史本身就是宋史研究的组成部分。在宋代图像美术的研究上，美术史家是当然的主力，有其得天独厚的优势。然而，宋史学者也未必只能袖手旁观，无法置喙。他们可以有两种作为。其一，从时代变迁与文化互动等宏观视野，对图像美术中风格丕变、社会影响等重要问题提供历史背景、统治政策等全面准确的研究成果，并就其间的深刻关系发出专业声音。即如文人画流行与士大夫阶层崛起的内在关系，宋史学者或能提供自己更深刻更专业的见解；与此同时，在充分熟悉图像作品的前提下，在借鉴美术史界既有成果的基础上，不妨在断代史论著中对宋代图像美术表达自己的一家之言。其二，对谙熟其史实的某一图像作品，就其作者事迹或作品背景作出自己的探索或考辩。以《中兴瑞应图》为例，此图是萧照在画院待诏时对两朝“圣恩”的希旨颂圣之作。而宋高宗确立绍兴体制后，出于自我型塑中兴之主的政治需要，策划了一系列文化宣传，《瑞应图》仅是图像视域的一环而已。宋史学者可以通过独到研究，揭示这幅名画在维护巩固绍兴体制中的文宣作用，勾画出主流意识、精英造势与民间舆情之三边互动的历史实相。

　　当然，宋史学界更应从图像视域入手，发掘图像资料对宋史研究所特具的价值。

　　首先，宋代社会经济与生活风俗研究是亟须借助图像美术的。这是基于研究历史上的社会经济与生活风俗，往往涉及物化的具象。而文献史料往往存在两种情况：一是虽有记载，但仅凭文字叙述，不能对物象形成直感的认知；二是语焉不详，无法就对象构建起连续性的演进轨迹。在这种情况下，倘若能对研究对象的传世图像广加搜罗与细加梳理，其助益之大是毋庸赘言的。迥然有别于先唐图像美术多以贵族、神仙为母题的倾向，宋代图像美术的一大趋势便是世俗化与理性化，故多以社会经济与生活风俗为主题，自然而然构成了蕴含社会众生相的图像资料库。

　　试以日常使用的扇子为例，以形制言，可分为扇面固定的团扇与收放自如的折叠扇。折扇原创地是日本，输入渠道则往往转手高丽，故称“倭扇”或“高丽扇”。据文献史料，折扇在北宋前中期已经传入，但起初仅供宫廷御用，其在民间流行情况仍存疑问。即便迟至神宗熙宁末年(1077年)，王辟之游东京大相国寺，见有日本折扇售卖，但“索价绝高，予时苦贫，无以置之，每以为恨，其后再访都市，不复有矣”[3]。足见其时折扇仍是时髦的舶来品，仅为达官贵族等上层把玩。南渡以后四十年间，已有国产折扇批量应市，但质量还不能与舶来品媲美。再过约40年，据赵彦卫说：较之高丽扇，“中国转加华侈”[4]，制作工艺上已青出于蓝。但能否断言，1200年前后折扇已流行民间呢？约1196年，陆游得知自己被画上了团扇，赋诗告知友人：“吴中近事君知否，团扇家家画放翁。”[5]但画的仍是团扇，而非折扇，足见后者仍不普及。这一推论征信度如何？江苏武进南宋墓葬出土戗金花卉人物朱漆奁④，奁盖上戗嵌着仕女消夏图，两个仕女一执团扇，一持折扇，便从图像视域给出了印证：大户人家虽已持折扇，但婢仆无份，还远不是大众日用品。元代佚名《货郎图》中货郎背后斜插用以扇凉的仍是累赘的团扇，而非简便易携的折扇，说明迟至元代折扇仍未在底层普及。借助图像视域拼接的轨迹，辅以文献史料断续的记载，足以得出接近历史实相的判断：宋代折叠扇虽已崭露头角，但未在平民大众中广泛普及，团扇仍是主流。而转向明代图像视域，例如诸多的人物画与《水浒传》等版画插图，折扇才取代团扇而独领风骚，走入大众。

　　其次，研究宋代政治思想与制度礼仪同样不应忽视图像美术的史料价值。一般说来，政治史研究自然应以文献史料为主，但图像史料也有充分利用价值。烛影斧声是宋初政治一大谜案，但宋太宗为文饰得位不正，即位以后便刻意宣传自己与乃兄太祖共同促成了赵宋开国，大肆渲染他与太祖兄弟友于的形象。现存《蹴鞠图》是南宋末年钱选的摹本，画面中他与太祖兄弟对鞠，开国大臣赵普与党进、石守信、楚昭辅等一旁观看，营造出君臣兄弟其乐融融的和谐图景。倘若将此图与宋太宗继位事件联系起来，则钱选临摹的北宋原本与宋太宗的政治宣传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至于思想史研究，似乎与图像视域关系更为疏远，但转换思路，独具眼光，也能从中受到启发。南宋刘松年的《便桥见虏图》是以唐太宗与颉利可汗会盟为题材的历史画，元大德五年(1301年)，赵孟頫在题跋中有过描述：“此卷为宋刘松年所作。便桥渭水，六龙千骑，俨然中华帝王之尊，虽胡骑充斥而俯伏道傍，又俨然詟服听从之态”[6]。画面主角显然是唐太宗，表现的也是这位天可汗的“凛凛生色”。但《宋画全集》第一卷第八册还收入故宫博物馆藏陈及之《便桥会盟图》，标明作者为辽代画家(近有研究者一说是元代画家)。这一长卷动用约三分之二篇幅，摹写胡人行军、骑射、马球等骁勇善战、彪悍雄武的场面，突厥人皆和颜悦色；仅三分之一篇幅描绘会盟场景，唯一人或即颉利可汗匍匐跪地，恭迎唐太宗；唐太宗坐在辇车中，也未露其凛凛然模样。同一母题的两幅画作，一是居高临下题作“见虏”(乾隆《御定佩文斋书画谱》改称《便桥见敌图》)，一是平等相待题作“会盟”，各自所欲表达的民族的、政治的倾向不言自明。一出自南宋画家之手，宣扬了南宋才是中国正统所在的政治思想；一出自民族政权治下的画家之笔，传达的却是少数民族政权中业已觉醒的民族主义倾向。我们常说，“每一时代的思想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两幅名画同一题材，背后却呈现了不同政权下民族思想、政治思想的差异，其思想史价值不容低估。

　　在宋代制度与礼仪的研究上，仅据传世文献也能得其所哉，但借助图像视域，或能更进一步。作为制度，宋代大礼必用卤簿，其文献记载见于《礼志》，但行进中如何排列，倘以现存宋人《卤簿玉辂图卷》与《宋史·礼志》两下对照，通过形象的复原，研究自然更上层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