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研究范式与方法再检讨（上）

　　范式化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一个鲜明特征。由于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范式不像自然科学那样缜密，以一种范式取代另一范式，而是呈现多种范式并存的局面。因此，对于是否可以将自然科学研究中的范式概念和范式转换理论引入社会科学和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目前国内学界尚存不同意见。美国学者库恩（Thoms S. Kuhn）对范式所下定义是：“它们的成就空前地吸引一批坚定的拥护者，使他们脱离科学活动的其他竞争模式。同时，这些成就又足以无限制地为重新组成的一批实践者留下有待解决的种种问题。凡是共有这两个特征的成就，我此后便称之为‘范式’，这是一个与‘常规科学’密切有关的术语。”根据这一定义，中国近代史研究无疑亦存在类似范式现象。中外学界所说的革命史范式、现代化范式、“冲击—回应”范式、“中国中心观”取向、“社会—国家”范式等，很大程度上符合库恩的范式定义。这些范式从不同视角考察近代中国历史，促进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不断更新和深化，并带来历史叙事的变革。但另一方面，这些范式又都有其局限性。围绕中国近代史研究范式问题，中外学界已作了大量讨论。既往讨论多数是站在一种范式的立场上批评另一种范式的缺陷。本文在以往学界讨论的基础上，结合笔者多年思考，就各种研究范式及其内在关系作一综合回顾和反思。

　　一、革命史范式　

　　革命史范式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影响最大的一种研究范式，形成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马克思主义学者李鼎声的《中国近代史》（1933年初版）、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1947年初版）和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1948年初版）为代表，初步构建起中国近代革命史叙事体系。新中国成立之后，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革命史范式进一步完善，形成“一条主线”、“两个过程”、“三次高潮”、“八大事件”的历史叙事体系。所谓“一条主线”，即以阶级斗争为主线，强调阶级斗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所谓“两个过程”，也即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所说：“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所谓“三次高潮”，第一次为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第二次为戊戌变法和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第三次为辛亥革命。所谓“八大事件”，指的是两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在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里，国内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基本是在这一革命史范式下展开的。

　　革命史范式所构建的这一叙事体系，固然揭示了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主要矛盾，为近代中国革命研究指明了方向，但就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来说，它本质上是一个政治史体系，不足以反映近代中国历史全貌。尽管在构建这一叙事体系过程中，无论是林增平的《中国近代史》（湖南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版、1979年第2版），还是翦伯赞的《中国史纲要》第4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1版、1979年第2版）和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第4册（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抑或十年“文革”之后出版的一些中国近代史教材，如中华书局1977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史》编写小组编《中国近代史》、苑书义等编《中国近代史新编》、吴雁南主编《中国近代史纲》等，为避免中国近代史成为一部单纯的政治事件史，都在著作中添加一些有关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和思想史方面的内容，但受制于革命史范式，这些内容很大程度从属于反帝反封建的历史叙事，或为点缀，占很少篇幅，并不足以改变其重政治而轻其他的倾向。并且，站在革命立场上，这一叙事体系将中国近代的阶级斗争简单化，无论在史料的整理和出版方面，还是在具体的学术研究和教学领域，都偏重和突出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忽视对革命对象即国内统治阶级和帝国主义列强的研究，忽视制度史的研究，忽视阶级和民族矛盾之外的其他矛盾，忽视了历史的多面性。就政治史研究来说，也是不够全面的。此外，在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上，这一叙事体系不是以社会形态作为划分依据，以1840—1949年历史作为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对象，而是选择1919年作为中国近代史的下限，这也是不够科学的，不利于全面了解和把握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和发展规律。

　　事实上，对于革命史叙事体系存在的不足和局限，主张革命史范式的李侃等一批学者进行了深入反思，在论及所著《中国近代史》时，他们直言不讳地写道：“以往包括本书在内的一些有关中国近代史的教材，在正确地强调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同时，却对中国近代社会其他方面的情况反映不够，因此，也就不能很好地反映历史的多样性和社会生活的复杂性。比如，在强调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的时候，往往忽略了社会经济生活和思想文化的斗争；在强调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压迫的时候，往往忽略了诸如人口流动、自然灾荒、城镇乡村、风俗习惯等社会问题；在强调变革与革命以及人民群众巨大作用的时候，往往忽略了统治阶级和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和斗争，以及由此而引发的政局变化等。而这些社会问题，特别是经济和思想文化问题，都与近代中国的政治、军事斗争，与近代中国社会的变迁发展、新陈代谢，息息相关。”

　　20世纪80年代之后，在改革开放政策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引下，革命史范式有了重大修正和改进。革命史范式的第一个改进是，将中国近代史的下限由1919年的五四运动改为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尽管早在50年代就有学者主张将中国近代史的下限放在1949年，但这一历史分期最终在80年代之后才得以调整。这一修正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历史分期的变动，它对推动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发展具有两方面积极意义。一方面纠正了过去以阶级斗争为中心，以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划分中国近、现代史的做法，代之以社会形态作为划分中国近代历史分期的依据，更为科学；另一方面消除了旧民主主义革命与新民主主义革命两者之间的人为割裂，保持了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完整性，并由此推动了国内民国史、抗战史、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与中国近代史的融合。

　　革命史范式的第二个修正是对阶级和阶级分析的方法、观点作了反思，反对将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简单化、公式化，明确表示“不应当把任何社会现象都用，或者只是用阶级根源来解释，不应当把任何社会矛盾都说成是敌对阶级之间，或这个阶级和那个阶级之间的矛盾”。“对于改良与革命，不能脱离具体的历史条件而作抽象的价值评估”，“在和旧势力的斗争中，改良主义是有积极的进步意义，而且在客观上有为革命作前驱的作用”，“把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观点简单化、公式化是我们所不取的”。

　　革命史范式的第三个改进是在坚持反帝反封建历史主题的前提下，承认现代化、民族解放运动也是近代中国的历史主题，两者是并行不悖的，明确表示“中国近代的历史运动，归结起来是一个民族运动。整个民族运动的过程，也就是中国要求改变社会落后，实现近代化的过程”；“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几代中国人为实现现代化作过些什么努力，经历过怎样的过程，遇到过什么艰难，有过什么分歧、什么争论，这些是中国近代史中的主要题目。以此为主题来叙述中国近代历史显然是很有意义的。”

　　革命史范式所作的上述三点修正，适应时代和学术的发展，为这一范式注入了新的活力。2012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代史》一书，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就对革命史范式的上述三个改进有所吸收。该书不但根据社会性质以1949年作为中国近代史的下限，并且部分吸收了现代化范式的观点或意见，将洋务运动作为“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开端”列入第三章，作了充分论述。其在“导论”中明确表示：近代中国面临两大历史任务：一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二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这两大任务不是相互独立、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如何解决这两大历史任务，成为考验中国近代各种社会力量、政治派别的试金石。再者，该书在坚持阶级分析方法的同时，摒弃了简单化、教条化倾向，对于中国近代史上的某些人与事，不再根据阶级划分或党派立场，作简单的肯定或否定，而是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做到有褒有贬。最典型的是，即使在涉及国共两党的历史问题上，也不完全站在党派的立场上扬己抑彼，而能做到客观、公正。对于国民党军队在抗战中的作用，能够恰如其分地予以评价，指出：“抗战期间，中国国民党领导的军队在正面战场发挥了主要作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在敌后战场发挥了主要作用。”

　　在中国近代史众多叙事体系中，革命史范式基于马克思主义对中国近代社会性质和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所构建的反帝反封建叙事体系，很大程度反映了近代中国历史与既往历史的区别，揭示了近代中国历史本质，迄今仍然是最具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历史叙事体系。对此，即使是一些反对革命史范式的学者也不得不承认其合理性。如中国现代化史专家罗荣渠就表示：“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被革命史化，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历史研究的趋向性也是历史的现实运动的反映。近代中国被外国的侵略伤害得太厉害了，因此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两个过程’或许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最佳视角”。但另一方面，由革命史范式主导构建的中国近代史，基本属于政治事件史的叙事体系，不足以反映中国近代历史的全貌。并且，这个叙事体系由于过于革命史化，难免将复杂的历史简单化或绝对化，在诸如有关中国近代革命与改良、激进与保守、主战与主和以及各阶级的革命性和局限性等问题上，导致一定的认识偏颇。因此，革命史范式一直以来也受到其他范式的质疑和挑战。

　　二、现代化范式　　

　　现代化范式的影响与革命史范式不相伯仲，也形成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资产阶级学者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1935年初版）和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1938年初版）为代表。其产生背景是要为当时的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寻找中国的发展道路。他们认为，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之后中国历史的主题是近代化，即中国如何借鉴西方现代思想、技术和制度，走出“中世纪”，实现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和国家的转变。并且，他们接受西方资产阶级学者的“冲击—回应”模式，认为中国近代化的最大障碍是中国的各种“民族惰性”和落后的传统。因此，在看待晚清中国与列强关系上，他们强调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冲击所产生的积极作用，将帝国主义列强与中国的关系看作进步与落后的关系，看作两种不同文化、不同制度、不同文明的冲突，因而对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持消极或否定评价。对于近代中国内政，他们认为改良道路比较符合推进中国近代化和建立民族国家的目标，因此推崇改良、否定革命。

　　新中国成立后，这一现代化叙事体系作为资产阶级唯心史学遭批判、被摒弃，在国内中国近代史研究中销声匿迹。表现在对中国近代史开端——鸦片战争史的研究上，国内学界对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化的起点这一历史定位刻意回避，讳莫如深。如鸦片战争史专家姚薇元在1942年出版的《鸦片战争史事考》中比较突出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化的开端，在“自序”的开头写道：“中英鸦片战争（1840—1842）是中国历史上一件划时代的大事。近人讲述中国近代史者大部从鸦片战争讲起；因为这次战争是中国开始‘近代化’的第一声。自鸦片战争失败后，这个古老帝国如梦初醒地感觉到‘天朝’的威望一落千丈，夷人的‘不可理喻’和‘船坚炮利’的可畏”。但到1955年再版时，他就发生了转变，不再认为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化的开端，只强调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反帝、反封建的开端。他在“前言”的开头写道：“第一次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历史的开端。这次战争是以英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向中国推行殖民扩张政策的必然结果。从此以后，中国被套上了一连串的不平等条约的锁链，开始由封建社会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国人民也从此担负起反对资本主义侵略和封建主义压迫的双重任务，中国革命第一步的准备阶段也就从此开始。”从这一史观出发，国内学界对民国时期的一些鸦片战争史研究进行了严肃的学术批评，认为其突出的问题是无视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不是根本不提或轻轻地一笔带过，就是把人民的这种斗争看作是盲目‘排外’的有害举动”，只是“在写王朝的历史，不是写人民的历史”，“完全抹煞中国人民普遍自发的反侵略、反投降英勇斗争的伟大意义”。表现在晚清改革史研究上，有中国早期现代化开端之称的洋务运动被视作一场反动的运动；清末新政被视为“假维新，伪变法”，遭到全盘否定。

　　20世纪80年代之后，同样受改革开放政策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影响，现代化范式重回中国近代史研究，并形成两类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现代化范式。一派以国外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及少数西化派的中国学者为代表，他们沿袭蒋廷黻的现代化叙事体系，并进一步系统化、具体化。这一派学者一方面根据西方现代化历史与理论，将中国传统与近代西方文明看作完全对立的两极，既忽视中国古代社会的多样性、复杂性和内在的活力，也忽视近代西方国家与社会的变异性和差异性，采取一种典型的“传统—近代”两分法的思维模式；凡是近代的和西方的都是进步的，凡是传统和非西方的都是落后的。同时，他们还从现代化史观出发，将革命说成是近代中国历史的悲剧，以改良主义否定近代中国革命的必要性和合理性，认为“近代中国悲剧的原因之一是因为人们放弃了梁启超那种调适性的现代化取向，而采取了革命论的转化思想”，“中国革命几近一世纪，革命固有所得，但代价太高，尤其以革命换取贫穷最为不值”，“二十世纪的历史已证明，理想型政治大革命常使生灵涂炭，缓慢渐进但稳重的改革理论才符合时代需要”；他们甚至以现代化否定中国近代反对西方国家侵略的必要性、合理性与正当性，以近代上海、香港等沿海通商口岸的历史为例，将殖民地化等同于现代化，认为“殖民化在世界范围内推动了现代化进程；如果没有近代西方殖民征服，人类尤其是东方各民族所有优秀的自然才能将永远得不到发展”。这一派学者的研究将现代化范式与革命史范式完全对立起来，全盘接受西方学者的观点和理论，姑且可称之为“西化派”。

　　另一派学者对“西化派”现代化范式有所纠正，认为传统与现代并非对立的两极，“传统因素既是中国现代化的前提和基础，也是中国现代化的国情所在，对此既不可简单地视为对立物而予以全部抛弃，也不可笼统地称之为优越性而给予全面弘扬，而是应持批判继承的态度”；他们也不排斥革命，表示“反帝反封建的改革和革命应该包含在现代化进程之中”，“反帝、反封建的改革和革命既是现代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和一种重要动力，也为现代化建设解决制度、道路问题，并扫除障碍”。这派学者还强调现代化范式符合马克思有关资本主义社会的论述，“在研究中国现代化的历程时，既要采用现代化理论的基本原理，也要以马克思的现代化思想，特别是关于资本主义扩散、殖民主义与落后国家的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关系、社会形态发展过程与现代化进程相结合的思想为指导。”这一派主要是国内一些研究中国现代化史的学者，姑且称之为现代化范式的“修正派”或“本土派”。

　　相对于传统的革命史范式，现代化范式重视生产力和经济发展、民主政治进程、社会进步、国际性整合等主题，确乎为我们认识近代中国历史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在某些方面可补革命史范式之不足。但现代化范式存在的局限也是显而易见的。姑且不论“西化派”的现代化范式因其严重的意识形态色彩已被国内学者所摒弃，即使“修正派”或“本土派”所构建的现代化叙事体系也同样存在严重问题，不足以反映和揭示中国近代真实历史进程。一则“修正派”或“本土派”构建的现代化叙事体系并没有摆脱这一范式固有的“西方中心论”思想，尽管他们口头上表示传统与现代并非对立两极，中国自有其国情，但在实际叙事过程中依然完全以西方现代化模式和标准作为坐标系，与“西化派”并无两样，即认为“中国历史中只有那些符合西方现代化定义的发展轨迹才值得研究”。就此来说，现代化范式与革命史范式都有后现代主义史学所批评的“线性”历史观的毛病，都带有目的论倾向。

　　二则“修正派”或“本土派”主张“把以阶级斗争作为社会变革的根本动力转变为以生产力的发展作为社会变革的根本动力”，这一观点并不完全符合唯物史观。生产力确乎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决定着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是马克思对人类社会进行长时段考察之后得出的科学结论，用以揭示人类社会形态的转变。但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表示“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并在后来的著作中多次指出“我们一贯强调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自从原始公社解体以来，组成为每个社会的各阶级之间的斗争，总是历史发展的伟大动力。这种斗争只有在阶级本身消失之后，即社会主义取得胜利之后才会消失。”并且如所周知，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生产力和经济的发展往往是一个缓慢过程，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如果我们的历史研究和叙事不问具体历史发展阶段，都以生产力和经济发展为中心，只能是刻舟求剑，无法求得历史真相。诚如笔者在以前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所说：工业化自然是中国现代化的一条重要主线，但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近代民族资本始终低度发展，工业化始终有待非经济因素问题的解决来为自身的发展开辟道路，什么时候民族问题、政治和思想文化等非经济因素得到解决，什么时候工业化就得到相应的发展。因此，在研究近代中国历史过程中，我们不能只讲生产力这一根本动力的作用，而不讲阶级斗争这一直接动力的作用，两者是不相排斥的。不顾中国近代历史实际情况，只讲生产力是社会变革的根本动力，依样画葫芦的以工业化为核心的现代化叙事是无法揭示和反映中国近代丰富历史内容的。

　　再者，虽然“修正派”或“本土派”口头表示现代化叙事并不排斥革命，也不排斥阶级分析方法，但在实际叙事过程中，中国近代反帝反封建革命还是被遗忘、被淡化了，诚如张海鹏所批评的：“近代中国的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不见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不见了，皇帝和官僚不见了，打倒列强不见了，革命也告别了，让慈禧太后去搞她的现代化，让慈禧太后、李鸿章去走向共和，什么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都可以变得子虚乌有了。”对于“修正派”和“本土派”在现代化历史叙事中存在的这种“言而不实”的现象，倾向现代化范式的美籍华人学者李怀印也直认不讳，并将之作为优点加以肯定。他在学术史回顾中以20世纪90年代国内3部现代化史代表作——章开沅和罗福惠主编的《比较中的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许纪霖和陈达凯主编的《中国现代化史》第1卷（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及胡福明主编的《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4年）为例，指出这些著作“都没有重复主导革命叙事的马克思主义表达。这些书的作者，要么忽视或淡化共产党革命在中国现代化中的作用，要么将其重新诠释为一种民族主义”。事实上，不只上述3部著作，后来出版的现代化史著作不同程度都存在此类问题，这是由现代化研究范式的内在局限所决定的。

　　有鉴于现代化范式实际存在的这些问题，我们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显然不能以现代化范式取代革命史范式。围绕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范式何者更为科学的问题，目前国内学界愈来愈主张超越两个范式之争，突出革命和现代化都是近代中国历史主题，两者是不相排斥的。革命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一个路径、一个前提。只有通过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和压迫，中国的现代化才有实现之可能。而只有推进现代化，才能为中国革命提供牢固的物质基础和阶级基础。但在如何实现超越上，并没有在实践中很好加以解决和落实。并且，由于这两个范式各有其固有或共通的缺陷，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它们预设的目的论倾向不但将许多历史排除在研究之外，并且在历史认识和历史评价方面表现出以各自的后见之明看待过去的历史，存在偏离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之虞。因此，仍然需要运用其他理论和研究方法加以补充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