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泽华与“王权主义”理论建构（上）

　　刘泽华先生是当代中国著名历史学家，他所提出的“王权主义”理论，或称“王权支配社会”理论①，对认识中国古代政治与社会具有独特的价值。该理论是刘先生在充分占有史料的基础上，通过对中国传统历史和文化的深刻反思提出的治学理念，其核心内涵为：中国传统思想的主体是政治思想，政治思想的主旨是“王权主义”，而中国古代社会运行机制是“王权支配社会”。“王权支配社会”，既是一种历史事实的判断，也是一种方法论和认识论，刘先生对诸多历史现象和历史问题的剖析，皆以此作为观察的起点。在不断地学术探索中，“王权主义”理论经刘先生及其弟子的反复论证，逐渐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作为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领域具有开创意义的解释体系，探究“王权主义”理论的形成过程，剖析其学理建构，不唯有裨于深入理解刘泽华先生的学术理路，亦对深化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本文拟就此略做梳理，以就教于前辈时贤。

　　一、“王权主义”理论提出的历史过程

　　刘泽华先生将毕生的主要精力投入到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与教学，而“王权主义”正是先生在长期的学术研究和教学实践中，逐步总结提炼出的一种解释模式和理论体系。因此，我们不妨透过刘先生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脉络，以时间为主轴，探究一下“王权主义”理论从酝酿、提出，到不断总结完善、自成一家之言的心路历程。大体而言，刘泽华先生的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研究，可以分为如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20世纪50年代末到“文革”初期，刘泽华先生初涉政治思想史领域。1959年，刘先生到中山大学师从杨荣国教授进修中国思想史，出于个人兴趣，选择政治思想史作为主攻方向。60年代初，刘先生发表系列文章探讨了老子、孔子、墨子、荀子、董仲舒等人的政治思想，研究重点在先秦时期，以单篇论文为主。到“文革”初期，刘先生积累的有关政治思想史的文稿已近二十万字，写成了十余篇相关文章，因当时揭举、告发之风盛行，先生不得已付之一炬，其政治思想史研究也暂告一段落②。此一时期，乃刘先生研治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开端，后来的诸多研究皆是在此基础上展开的。

　　第二阶段为“文革”后期到80年代末，这是“王权主义”理念的形成阶段。这一时期，“反思”是贯穿刘泽华先生政治思想史研究的一条主线。他反思了阶级分析法的某些不足，反思了通常用经济关系解释社会现象存在的局限，反思了经济、政治与社会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从而提出政治既有阶级性也有社会性，认为直接从政治权力运行机制入手解析历史更为具体、更为便当。在这一阶段，刘先生重点分析了政治权力与土地运动、阶级构成、社会分配、思想文化、社会兴衰等的关系，较为全面地展现了专制权力的诸多面相和实际影响力，突破了仅从经济关系入手解读中国历史的思维定式。经过反复论证与归纳总结，刘先生创造性地提出了“王权支配社会”的学术理念。

　　没有认识论的自觉，就没有学术的自觉。从“文革”后期开始，刘泽华先生便萌生了自我主体意识，反思社会历史诸问题。1978年，刘先生撰文清算了“文革”中奉若神明的“史学革命”，提出打破禁区和教条等观点③。随着对“四人帮”的批判和理论反思的逐渐深入，刘先生对长期以来被视为“真理”的“阶级斗争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唯一动力”说产生怀疑，认为不能用简单的阶级分析法看待上层建筑现象，从而提出“生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最终动力”的观点④。《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一文则提出先秦诸子的政治归宿基本都是君主专制的观点，文章指出：“百家争鸣的实际结果不可能促进政治走向民主、思想走向自由，只能是汇集成一股强大力量，促进了君主专制主义制度的完善和强化”⑤。从对诸子政治思想的价值认定开始，刘先生逐步揭示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专制主义本质。

　　1984年，刘泽华先生历经四年多时间撰成的第一部专著——《先秦政治思想史》出版，这是从“观念思维”定式中走出来的又一次尝试，其理论创新在于，在研究方法上突破了用阶级理论定义政治的“铁则”，为研究对象脱去了阶级的“帽子”⑥。该书在学界引起了广泛关注，《人民日报》《读书》《书林》等报刊刊登了这部著作的书讯和评介文章，还引起了日本和苏联学者的关注⑦。此外，刘先生还陆续撰写了有关战国时期阶层和身份的系列文章，如《论战国时期“授田”制下的“公民”》《战国时期的食邑和封君述考》《战国大夫辨析》《战国时期的“士”》《战国时期的奴隶仆役札记》等。在这些文章写作过程中，刘先生意识到，权力对社会阶层的建构与控制发挥着决定性作用。以此为基础，刘先生又发表了《论中国封建地主产生与再生道路及其生态特点》《从春秋战国封建主形成看政治的决定作用》两篇文章，论证了封建地主成员的产生与再生并不完全属于经济范畴，中国历史上第一代封建主主要是通过政治方式发展起来的⑧。这两篇文章都直接从政治权力入手，分析封建地主的产生与再生问题，先后提出“政治特权支配社会、支配经济”“政治特权比经济手段更有权威”“特权支配着经济”“政治特权支配财产分配”“政治支配经济”等观点，这就形成了“政治权力(王权)支配社会”的基本判断。

　　1987年，刘泽华先生在《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反思》一书的前言中强调：“政治思想……是古代整个思想意识形态中的核心部分。哲学的、经济的、教育的、伦理的等等思想，不仅离不开政治，而且通过各种不同的道路最后几乎都归结为政治。”⑨先生在书中着重探究了君主专制主义的各种理论形态，并提出“权力支配着社会”等观念。同年，刘先生撰文对“王权主义”理论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说，不仅提出“王权主义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主体与核心”，而且深入剖析了“王权主义”的内在构成，认为：“王权主义的体系庞大而完备，它的内在构成呈一种刚柔二元结构。刚是指王权主义的绝对性而言，柔指的是王权主义的内在调节机制”⑩。1988年，在《专制权力与中国社会》一书中，刘先生更把专制王权与整个社会之间的矛盾作为主要矛盾贯穿全书，全面系统论述了“专制王权支配社会”这一核心命题。刘先生指出：“古代政治权力支配着社会的一切方面，支配着社会的资源、资料和财富，支配着农、工、商业和文化、教育、科学、技术，支配着一切社会成员的得失荣辱甚至死生。”(11)至此，“王权主义”理论的核心内涵已经初步形成(12)。

　　第三阶段为90年代初一直到刘泽华先生去世，这是“王权主义”理论丰富和完善的阶段，也是先生尝试走出“王权主义”的阶段。这一时期，不仅各种命题、理论、观念、方法得以系统总结，还形成了以刘泽华先生为代表的“学派”。如果说第二阶段的研究主要是通过反思寻求一种合理的理论解释中国社会历史诸问题，那么这一阶段则转向对传统政治思维的扬弃，即倡导走出“王权主义”。

　　这一阶段，刘泽华先生首先从反思传统学术尤其是儒学价值观念出发，论证传统观念和社会文化的“王权主义”本质。由于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主流，因此刘先生将矛头直指儒家思想，先后撰写了《不宜从儒学中刻意追求现代意识》(1990)、《儒家政治思想与民主政治何干？》(1990)、《论理学的圣人无我及其向圣王专制的转化》(1990)、《论儒家的理想国》(1990)、《先秦儒家的政治理想与君主专制主义》(1991)等文章。这些文章揭示出，儒家政治思想与君主专制主义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所谓的民主、民本、“道高于君”等观念，实际上只是对君主专制主义的内在修正，没有从根本上超越君主专制体制。

　　刘泽华先生如此密集地讨论这一问题，显然旨在探析传统文化的本质，推动从传统观念向现代意识的转变。这从刘先生撰写的系列论证这一“转变”的文章中可见一斑。如《论从臣民意识向公民意识的转变》(1991)、《没有普遍的公民意识，公民权利便形同虚设》(1992)、《传统文化要在适应现代化中寻求生存点》(1993)、《论由崇圣向平等、自由观念的转变》(1993)、《论由传统政治观念向近代政治观念的转变》(1994)、《学会作公民》(1995)等，这些文章都在强调从传统思维中走出来，增强现代意识。1996年，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一书的序言中，刘先生更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主题归纳为三点，即君主专制主义、臣民意识、崇圣观念，并指出“由古代政治观念向近代政治观念的转变，主要是对上述三者的超越”，也就是由君主专制主义向民主主义的转变，由臣民意识向公民意识的转变，由崇圣观念向自由观念的转变(13)。而这一系列的“转变”，正是中国历史一步步走出“王权主义”藩篱的过程。

　　这一时期，刘泽华先生还对“王权主义”的内涵、构成、理论方法等进行了系统概括。1998年，他对“王权主义”这一命题阐述道：

　　我所说的王权主义既不是指社会形态，也不限于通常所说的权力系统，而是指社会的一种控制和运行机制。大致说来又可分为三个层次：一是以王权为中心的权力系统；二是以这种权力系统为骨架形成的社会结构；三是与上述状况相应的观念体系。(14)

　　刘先生所讲的这三个层次，一是讲它的制度，主要是政治制度体系；二是讲王权和社会的关系，主要是强调王权支配社会；三是讲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主流观念是君主独尊、君尊臣卑，即政治思想处于社会观念的主导地位，而王权神圣则是其核心。

　　进入21世纪，刘泽华先生反思的步伐依然没有停止，不仅撰文倡导“分层研究社会形态”(15)，对开展“思想与社会互动和整体研究”进行理论总结(16)，而且对“王权主义”的内在构成——“阴阳组合结构”进行了系统阐释(17)。这些理论与方法，无疑从方法论的高度完善了“王权主义”理论的内涵。

　　综上可知，“王权主义”理论是一个完整的体系，是刘泽华先生在政治思想史研究中一以贯之的治学理念。它不仅包含政治思想史基本问题的研究，还蕴含着政治思维、政治文化、政治哲学等深层理论的探讨，同时兼有分层研究社会形态、政治与社会互动等方法论的创新，其研究内容涵盖了政治、经济、哲学、社会、伦理、教育等诸多层面。可以说，“王权主义”理论开创了一种全新的对中国历史解释的体系，敏锐地把握住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脉搏，具有深刻的思想穿透力。也许有的学者不认同，甚或质疑，但这一理论的意义和价值，是不容忽视、抹杀的。

　　二、“王权主义”理论的建构

　　刘泽华先生“王权主义”理论的建构是层层推进的，其对中国社会的解读也是层层深入的。以下仅就“王权主义”理论建构过程中的几个关键性问题进行重点分析，以期准确把握“王权主义”的实质。

　　(一)“王权”的超阶级性诠释

　　在“王权主义”正式提出之前，刘泽华先生反复使用“超经济”的概念来分析问题，如在《论战国时期“授田”制下的“公民”》一文中强调：“战国时期‘公民’耕耘的土地是从封建国家手中领受来的，封建国家对他们有人身占有权，进行着超经济的残酷剥削”(18)；在《关于专制主义经济基础与君主集权形成问题的商讨》一文中指出：“超经济强制是专制主义生存的基础，剥削阶级内部用武力争夺分配权和再分配权的斗争是促成君主集权的主要原因”(19)；《从春秋战国封建主形成看政治的决定作用》一文则得出如下结论：“超经济的方式造就了第一代封建主，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真实情况”(20)。

　　这里所谓的“超经济”，即超越阶级属性。“阶级”是一个按经济意义划分的概念，当时的主流观念是，政治思想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是阶级关系的集中体现。“超经济”概念的提出则强调，不能把上层建筑简单纳入阶级的框框，不能仅仅从经济关系角度分析问题，而要关注政治的社会性。刘泽华先生在《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几个理论问题》一文中还指出，“政治”概念大于“阶级”概念，不能将政治等同于阶级，政治既是阶级的，又是社会的，政治的内容应大于阶级(21)。刘先生将上述“超阶级”的政治权力总结为“王权”，指出“王权”是基于社会经济又超乎社会经济的一种特殊存在。具体而言，“王权”在社会的运行过程中支配着经济，“王权”体系在社会结构中居于主导地位。

　　既然“王权”具有超阶级性，以往的阶级分析法就无法完整解释“王权”运行中的诸问题，于是刘泽华先生选择以人性论、历史观、社会矛盾观等作为分析的逻辑起点。刘先生认为，人性问题是贯穿先秦时期多个领域的一个共同命题，是战国诸子最有价值的认识之一，关于人性的诸种理论，是当时思想家们改造社会方案的理论基础，“谁能抓住人的共同本质，谁就能抓住历史的链条”(22)。在对人性论的探讨中，刘先生发现，“先秦人性的讨论非但没有导致专制主义的毁灭和人的个性解放，反而和专制主义同流合污，成为君主专制制度的理论根据……人性学说的产生，是历史进步的标志；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它又发展成君主专制主义理论，成为社会发展的桎梏，喜剧是以悲剧为终结的”(23)。在历史观方面，刘先生撰写(或合撰)了多篇文章，如《关于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1979)、《“史学危机”与历史的再认识》(1986)、《除对象，争鸣不应有前提》(1986)、《历史认识论纲》(1986)、《历史研究中的价值认识》(1986)、《增强历史研究的主体意识——答李晓白问》(1987)、《论历史研究中的抽象性认识》(1988)、《史家面前无定论》(1988)、《历史研究中的考实性认识》(1989)等，就历史研究的动力、对象、前提、价值、是非判定、主体意识等问题，提出了独到见解。这些文章也都突破了“阶级史观”的框框，对于辅助说明“王权主义”理论具有重要意义。在矛盾观方面，刘先生反复强调：“在叙述历史的时候，我认为只能用辩证分析的方式来对待，要在矛盾中陈述。”(24)在探究政治思想的诸多命题时，刘先生始终以矛盾分析法作为基本思路。以此为基础，先生概括出“阴阳组合结构”的命题，藉以论证“王权主义”理论。他曾说：“我没有对‘专制王权’进行简单的‘善’或者‘恶’之类的定性，而是在历史进程和历史的矛盾中描述和定位。”(25)以人性论、历史观以及社会矛盾观等作为分析的逻辑起点，可谓符合当时的历史实际，又突出了政治哲学问题，还突破了机械地以阶级论为大前提的束缚。

　　对“王权”的超阶级性诠释，是“王权支配社会”理论形成至为关键的一步，它使以全新的视角解读“王权”及其与社会的关系成为可能。这不仅是历史观的突破，也是方法论的革新。

　　(二)“王权主义”的理论渊源

　　刘泽华先生“王权主义”理论的提出，既有传承又有创新，其理论渊源主要包含两个方面。

　　一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再学习，受马克思“行政权力支配社会”的启发而来。70年代后期，国外各种思想观念相继涌入，刘先生依然认为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解释功能远远优于其他“主义”和方法论(26)。在改革开放初期，刘先生便萌生了“马克思主义在我心中”的理念。“马克思主义在我心中”是刘先生认识问题的一个重要转变，也是具有自主意识的标志。有了自主意识，也就有了自己的学术逻辑与学术理念。刘先生“权力支配社会”学说，正是受了马克思论19世纪法国特点时所讲的“行政权力支配社会”(27)这句话的启发而来的。新时代要求史学家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再学习，而在史学领域坚持马克思主义，不能只是空喊口号。正如刘先生所言：“研究历史必须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真理同具体历史实际结合起来。‘结合’决不是语录和材料的堆砌，而是完整地、准确地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详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加以科学的分析和综合，从而揭示出历史现象的本质和内在的固有的规律。”(28)诚哉斯言！刘先生的这番话，对我们今天的史学研究仍具有重要启示。

　　二是接续“五四”时期的文化批判精神而来。“五四”时期，许多学者对传统思想文化主旨进行过概括，并将之归结为专制主义，认为儒家思想的核心部分——宗法等级思想也是专制主义的。但“五四”时期的思想家多关注现实问题，没有更深入地进行分析。刘泽华先生自称，自己所做的工作是“沿着‘五四’的文化批判派接着往下走的”(29)，并“进一步进行理论剖析，当然也有与新儒家进行辩论的内容”(30)。需要指出的是，刘先生的研究并不是简单重复前人之论，因为先哲们所说的“君主专制”一般只限于政治制度，而刘先生所提出的“王权主义”和“王权支配社会”两个概念，则对中国古代政治与社会进行了历史的、细致的理论剖析，在理论论述与史料搜集方面，皆有自己的独到之见(31)。

　　此外，王亚南先生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对刘泽华先生亦有一定的启发。在《专制权力与中国社会》再版序中，刘先生指出：“王亚南先生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是我们的先导，我们不敢说是《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的续篇，但我们作为后来者主观上是力争接着做的。如果说我们的书有什么新意，可以概括为一句话，这就是：我们是围绕着‘专制权力支配社会’这一思路展开论述的。”(32)不过，与王亚南先生从经济入手，而且是从地主制(相对领主制)作为出发点，并得出中国官僚制的特殊性在于“整个政治权力，结局也即是整个经济权力”的结论不同，刘泽华先生则“直接从政治权力入手来解析历史”。在刘先生看来，“君主专制体制主要不是地主制为主导的经济关系的集中，而是社会主要由权力自上而下实行支配和控制”。鉴于“君主要实现其统治固然要使用和依靠大批的官僚，但官僚不是政治的主体”，“只有专制君主才是政治的主体”，所以，刘先生在研究中，“很少使用或不用‘官僚政治’”(33)。

　　(三)“王权主义”的内在逻辑

　　王权主义的内在逻辑，或称内在构成，即“阴阳组合结构”，是刘泽华先生从政治哲学角度对“王权主义”理论进行的建构。“阴阳组合结构”虽然在2006年才明确提出，但是刘先生在以往的研究中已经按照这一思路来分析问题。80年代初，在《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刘先生即使用“边际平衡”说来分析孔子的“中庸”思想，稍后又提出相反相成的观念，用相对观念的“统一体”来分析问题。再后来，刘先生提出“刚柔结构”和“刚柔互补”说。其中，“刚柔结构”是后来“阴阳组合结构”的初始提法，刘先生还使用“阴阳结构”“混沌结构”“主辅组合命题”等概念指代这一命题。刘先生曾撰文对民本与君本、圣人与圣王、正统与革命、纳谏与独断、教化与愚民等阴阳组合命题进行阐释，指出这些命题是相互组合的，一方面不能单独成立，但双方又不对等，而是一种阴阳关系，即主辅关系。研究中国政治思维不能只从一个角度切入，而应当在“阴阳组合结构”中进行探讨和阐明道理，否则就会顾此失彼。有鉴于此，刘先生总结道：“我所说的阴阳组合命题，包括以下两种含义：一是说，在传统思想中，如‘君本’、‘民本’等等命题都不是单独存在的，在理论逻辑上也不能自成系统，而是两者互为条件，互相依存，互相渗透，是一种有机的组合关系；二是说，两者是主辅组合，在上边所列的诸命题中都是前者为主，后者为辅，正像阳为主、阴为辅那样，不能颠倒。”(34)

　　刘泽华先生所讲的“阴阳组合结构”不限于一个具体命题，而是政治思想的结构问题，甚至是整个思想领域中的普遍问题。这一结构凸显的是“王权主义”。之所以用“阴阳组合结构”，而不用对立统一，刘先生是有自己的思考的：“中国古代的阴阳关系有对立统一的因素，但与对立统一又有原则的不同。对立统一包含着对立面的转化，但阴阳之间不能转化，特别是在政治与政治观念领域，居于阳位的君、父、夫与居于阴位的臣、子、妇，其间相对而不能转化，否则便是错位。因此阴阳组合结构只是对立统一的一种形式和状态，两者不是等同的”(35)。

　　“阴阳组合结构”在思想层面，具有相当大的自我调整空间，使得人们很难从这种结构中跳出来；而在政治实践上，又有广泛的和切实的应用性。中国古代的君主专制体制之所以能够历经无数次波澜起伏、改朝换代仍旧岿然不动，正是得力于政治思维的阴阳结构及其相应的政治调整(36)。因此，“阴阳组合结构”是“王权主义”赖以存在的理论基础和结构支撑，它很好地揭示了传统政治思想与政治文化的“王权主义”实质。

　　(四)“王权主义”观念体系的建构

　　刘泽华先生通过建构一系列的观念来说明，“王权主义”是整个古代思想文化的核心，各种思想的最终归宿基本都是“王权主义”的。最能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王权主义”本质的，是君尊臣卑的观念。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各个领域可以说都是以“君尊臣卑，贵贱有别”为主线的(37)。刘先生将君主独尊观念概括为“五独”，即天下独占、地位独尊、势位独一、权势独操、决事独断(38)。而“君尊臣卑”相应的是倡导“天王圣明”、王权崇拜与臣民文化。在这种观念体系之下，臣民普遍具有罪感意识，从而形成“亦主亦奴”的社会人格。

　　刘泽华先生还提出天、道、圣、王四合一的观念，来说明王与天、土人、学的关系。先生先后撰写了《王、道相对二分与合二为一》(1998)、《帝王对士人与“学”的控制与支配》(1998)、《王、圣相对二分与合而为一——中国传统社会与思想特点的考察之一》(1998)、《传统士人的二重品性与思想文化特点》(1999)、《再说王对道的占有——回应陈启云先生并质疑》(2010)、《论天、道、圣、王四合一——中国政治思维的神话逻辑》(2013)等文章，旨在说明：天、道、圣三者只是一种观念性的、道义性的理想信念，而“王”作为天下之主，拥有和掌握着体制性的、支配性的强制力量。帝王控制了士人的多数和“学”的主流，也就控制了社会思想文化的主体。因此，所谓的天、道、圣、王四合一事实上合于王，从而王是全社会最高的权威(39)，“王权”被奉为秩序的化身，这几乎成为君臣民在观念和意识上的普遍认同。

　　除上述观念外，刘泽华先生还撰文讨论了民本思想、清官思想、谏议制度、立公灭私、帝王名号等。这些观念孕育了“王权主义”理论赖以生长的土壤，它们造就了圣王崇拜，将王权推到了权力顶端，使“王”成为社会运行的实际决定者与操控者，使普天之下对王权的认同成为可能。

　　(五)社会分层理论与“王权主义”合理性的诠释

　　刘泽华先生多次讲到，“历史的过程是分许多层次的”(40)。刘先生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坚信马克思主义所讲的，一定的生产力水平和经济状况决定着社会形态，这是基础层面的；然而，社会的具体运动、控制、操作，却不一定都要从经济运动中去说明。他认为，应当把社会形态和社会运行机制适当区分开来，因为前者要回答这个社会何以是这样，后者则是回答这个社会运动的主导力量是什么(41)。

　　刘泽华先生将中国历史社会形态分为三个层次加以探讨：一是基础性的社会关系形态问题；二是社会控制与运行机制形态问题；三是社会意识形态与范式问题，三者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关于基础性的社会关系，又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基础性的阶级关系，但阶级不是一种孤立的存在，而是与社会各种关系交织在一起的。另一类是“社会共同体”，它比阶级关系更为复杂，“共同体小到一个家庭，大至民族、国家”，其中既有阶级关系的内容又超越阶级关系。由此，刘先生提出“阶级—共同体”综合分析法。第二个层次是在社会生产力发展缓慢的历史时期，在生产力还没有突破现有的社会关系以前，社会的运动主要受日常社会利益关系矛盾的驱动。即在特定的时段，经济利益问题主要不是通过经济方式来解决，而是通过政治方式来实现的。这样，政治权力得以在相当长的时段内成为社会控制和运动的主角。第三层次在意识形态方面，“王权主义”是整个思想文化的核心。作为观念的王权主义最主要的就是王尊和臣卑等理念和社会意识，这些观念把王神化、绝对化、本体化(42)。

　　刘泽华先生将“王权主义”概括为三个层次，实际上是与分层研究社会形态中提出的三个层次相对应而言的。分层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继承与发展，有助于我们从不同视角，对传统政治文化进行多维透视，消解原有认识的某种限制，增强“王权主义”理论解释的合理性。

　　(六)“王权主义”理论的特点

　　刘泽华先生对“王权主义”理论的建构体现出如下几个特点：第一，重史料依据。历史研究中通常具有两种思路：以论代史与论从史出。以论代史是先有一个理论或前提，通过这一理论去演绎历史过程，在实际的运用过程中往往被赋予政治色彩，稍有不慎就可能沦为攻击他人的工具，具有鲜明的主观性；而论从史出，则反对先入为主，强调要从历史现象或史料中归纳出结论或原理，客观性更强。刘先生的历史研究，秉持的是“论从史出”，即以史料为依据进行归纳总结，因为“史料是历史各种认识的共同基础或中介”(43)。刘先生继承了老一辈史学家的优良传统，对中国古代史的研究，首先往往是描述性的，再以充实的史料归纳、推导出结论，然后再探讨其中包含的意义与价值。“王权主义”理论的形成正是如此。刘先生曾自述道：“我不是先有‘王权支配社会’的假设而后求证，得出这一结论几乎用了我十年的工夫，是写了多篇文章之后才逐渐形成的。……这些著作不是‘王权支配社会’的演绎，相反‘王权支配社会’是这些著作的归纳。”(44)这正体现了刘先生注重史料依据的研究特点。

　　第二，跨学科的认知方式。刘泽华先生是历史学专业出身，在南开大学历史系开设“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课程，以历史学学者的身份和视野研究政治思想，专注于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数十年，本身就很具有跨学科特色，其招收的弟子以及与刘先生长期合作的学者更是广布文学、史学、哲学、政治学等多个专业领域，具有跨学科的学术背景。从内容上看，刘先生的研究打破了寻常的学科畛域，他所提出的有关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很多重要概念、范畴、观念、现象、逻辑等，涉及历史学、哲学、文学、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教育学等诸多领域，其学术研究具有以问题意识为导向的跨学科特性。“王权主义”理论已然突破了具体的学科樊篱，成为关于中国历史的新认知模式。

　　第三，强烈的现实关怀。“王权主义”理论本身就是在对某些社会和学术现象的关注、反思中提出来的。而在《历史学要关注民族与人类的命运》一文中，刘泽华先生更是旗帜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立场，认为历史研究不能疏远现实，要关注现实与满足社会需要，因为“一个学科的产生、发展、繁荣或曲折、衰落，固然是受诸多社会条件以及学科内在原因制约的，但是，对一个学科的生命力具有决定意义的，是社会的需要和该学科对社会需要满足的程度。如果社会没有相应的需要，或者某个学科远离社会的需要，那么该学科是注定要走向困境乃至衰落的”(45)。正是本着高度的社会责任感研究历史，刘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观念的再认识，以及与某些倡导国学者的辩论，均体现出对新时期文化建设的现实关怀。

　　第四，强调互动与整体研究。刘泽华先生认为，思想观念与社会存在是一种互动关系，因而倡导打通思想与社会，开展“思想与社会互动和整体研究”。关于思想与社会的互动，刘先生认为应主要研究两方面的问题：一是思想的社会化和社会的思想化过程；二是思想(观念)的社会和社会的思想(观念)。而“王权支配社会”的命题，本身就是王权与社会互动关系的一种表述。关于整体研究，刘先生则提出了“社会性的政治哲学范式与社会整体控制问题”“社会政治阶层、身份、角色及其观念、人格、生活、功能综合研究”“纲纽性(核心)概念与社会”等方面的问题，并强调：“对历史进行整体研究才能更准确地对历史进行定位，有了比较准确的历史定位，我们才有较确定的历史‘对话’对象”(46)。

　　总之，“王权主义”理论的建构过程，正是刘泽华先生政治思想史研究不断深化的过程。纵观这一过程，既是对传统历史观的突破，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既有内在逻辑的支撑，又有观念体系的建构，还有社会分层等方法论的创新。此外，还体现出重史料依据、跨学科认知、重现实关怀，以及强调互动与整体研究等特点。刘泽华先生构建的“王权主义”理论，不仅是剖析中国政治思想史特质的一把钥匙，而且以其宏大格局，在透视中国历史与现实社会，化解史学危机，促进历史观念与社会的转型等方面，应该说是颇具启发性和穿透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