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史家的修史观及其时代特征（上）
著名史学家陈寅恪先生曾言：“中国史学，莫盛于宋。”①两宋是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鼎盛时期，修史活动频繁。然而无论是官方修史还是私家修史，均离不开史家之“史观”，史观是史家的一种观念性认识，这种认识由个体主导，有自律性，往往贯穿于史家一生。史观受到史家个人思想、史学素养、政治立场以及当时政治社会环境等多方面的影响。目前学界关于宋代史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考察宋代修史制度建设、修史机构演变以及史学思想等②，而对宋代史家的修史观念及其时代特征的探讨则尚付阙如。本文拟从两宋社会与修史观念之关系角度，对这一时期修史观及其呈现出的时代特征作出系统考察，以求教于方家。
一、强化资治与鉴镜功能的修史观
宋代官方史学繁荣，史学成就显著，这不仅与宋代宽松的政治环境、高度繁荣的经济、比较自由的言论有关，还与当时的社会政治危机密切相关。其一，社会矛盾尖锐，各地小规模起义接连不断。宋初受五代战乱频仍的影响，土地荒废，社会生产恢复缓慢，尤其是流民现象十分严重，他们容易与其他困苦农民相呼应，造成多发的民变、农民起义、群体性事件等。如欧阳修曾上《再论置兵御贼札子》称：“京东、淮南、江南、陕西、京西五六路，二三十周州军，数千里内杀人放火，肆意横行，入州入县，如入无人之境。”“今盗贼一年多如一年，一火强如一火，天下祸患，岂不可忧！”③这严重影响社会安定。其二，逐渐突显的冗官、冗兵、冗费之“三冗”问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六三载：“景祐中京朝官不及两千员，今两千八百员。臣(张方平)判流内铨，取责在铨选人，毕竟不知数目，大约三员守一阙，略计万余人。十年之间，所增官数如此，若更五七年后，其将奈何！”④不只是官员增多，兵员也是逐年上涨，给北宋政府财政带来巨大压力。再加上庆历新政、熙宁变法的失败等，社会危机进一步加深。其三，与周边民族政权矛盾突出，战和不定。宋代崇文抑武，对军队战斗力带来消极影响。宋太宗两次与辽交战均以失败告终，此后转攻为守，不敢再轻言北征。宋朝对西夏出兵也胜少败多。宋金联合灭辽后，金开始攻宋，于靖康年间灭北宋，南宋时期宋金之间形成对峙局面。宋和蒙古联合灭金后，试图收复“三京”失败，一直到蒙元攻陷临安，双方处于时战时议状态。
各种社会政治危机，大大加深了统治阶级的忧患意识。如修前朝史诏就很好的诠释了这一点。太祖在开宝六年四月戊申，下诏修《五代史》，明确指出：“唐季以来，兴亡相继，非青编之所纪，使后世以何观？近属乱离，未遑纂集。将使垂楷模于百代，必须正褒贬于一时，宜委近臣俾专厥职，其梁氏及后唐、晋、汉、周五代史宜令参知政事薛居正监修。”⑤宋代沿袭之前由宰相提举史馆修史的传统，开宝年间，由参知政事薛居正奉命监修，卢多逊、张澹等参编《五代史》，史载“(薛)居正操行方重，不事苛察，好读书，为文敏贍。”⑥有太祖的“将使垂楷模于百代，必须正褒贬于一时”诏令在前，再加上薛居正稳重的个人性格和才学，该书重视通过记述五代史事来资治后世。如薛居正在《旧五代史》卷十《梁书十》中发出了这样的感慨：“史臣曰：‘(梁)末帝仁而无武，明不照奸，上无积德之基可乘，下有弄权之臣为辅，卒使劲敌奄至，大运俄终。虽天命之有归，亦人谋之所误也。惜哉！’”⑦薛居正认为梁末帝未能识别奸伪，缺少能臣善吏辅佐，是导致国家灭亡的一重大因素，以此来鉴镜后世帝王。
仁宗庆历到神宗熙丰年间，体现这种资治史观逐渐增强的首推司马光。由他主持编修的《资治通鉴》，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困学纪闻》评之曰：“自有书契以来，未有如《通鉴》者。”⑧早在宋英宗治平三年，司马光就已经将修撰好的《资治通鉴》的前身《通志》上呈给英宗御览，并受到了英宗赞赏，鼓励他继续完善扩充这部史籍，并提供了很大的帮助。《进〈资治通鉴〉表》载：“先帝仍命(司马光〉自选辟官属，于崇文院置局，许借龙图、天章阁、三馆、秘阁书籍，赐以御书笔墨缯帛及御前钱以供果饵，以内臣为承受，眷遇之荣，近臣莫及。”⑨官修史书是官方提供资料、场所、经费等，编修人员大多数是官员，有时甚至由朝廷任命专员编修，成书后也会有官方作序、赏赐编修人员之类的情况，而私家著述的《资治通鉴》却也享受了官修史书的待遇。书成后神宗赐名《资治通鉴》，取意“有鉴于往事，以资于治道”。毫无疑问，以古鉴今，用历代君主的治乱兴衰来资治后代，正是司马光所重视的修史观。《资治通鉴·魏纪一》载：“自古及今，未有能通其意，确然不可移夺者也。臣今所述，止欲叙国家之兴衰，著生民之休戚，使观者自择其善恶得失，以为劝戒，非若春秋立褒貶之法，拨乱世反诸正也。”⑩可见，司马光正是抱着足以训诫后代的修史观来编撰这部史书，被后来历代君主所研读借鉴。司马光在《稽古录》中以“臣光曰”的编写形式，记述历代君王的治乱兴衰，提倡为君之道在于仁政和用人治国，以前代之得失资治于后代，取是舍非。他在《进〈资治通鉴〉表》中说：“稽古”是为了“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俾四海群生咸蒙其福。”(11)司马光希望宋代帝王能够借鉴前代兴亡得失，善于用人治国。在他看来，君王处在高高在上的地位，其决策足以影响国家治乱兴衰，应当慎重。
范祖禹在参修《资治通鉴》后编修的《唐鉴》，继承了中国古代史学以史为鉴的优良传统，资治目的非常强烈。范祖禹在记述史事的同时兼重史论，深刻评论唐代三百年间的治乱兴衰，在当时和后代都受到很高的评价，因此也被尊称为“唐鉴公”，这是对他撰史成果的极大肯定。以史为鉴是范祖禹十分重视的史观，《进〈唐鉴〉表》载：“臣窃以自昔下之戒上，臣之戒君必以古验今，以前示后。”(12)范祖禹希望通过记载前代君王得失，用唐朝历史事实做“现身”说法，作为本朝行事借鉴。《唐鉴·序》载：“然则今所宜监，莫近于《唐书》曰：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商。臣谨采唐得失之迹，善恶之效，上起高祖，下终昭宣，凡三百六篇，为十二卷，名曰《唐鉴》。”(13)范祖禹通过对前代君王失德导致亡国的真实记载，同时在末尾以“臣祖禹曰”对其进行评价，极具借鉴意义。如《唐鉴》卷三载：
臣祖禹曰：太宗于是失言，《易》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取之以仁义，守之以仁义者，周也；取之以诈力，守之以诈力者，秦也，此周秦之所以异也。后世或以汤武征伐为逆取，而不知征伐之顺天应人，所以为仁义也。”太宗曰：“取之或可以逆。非也，既谓之逆矣，则无时而可也。”(14)
范祖禹通过评论唐太宗关于周、秦之间征伐的看法，告诫帝王应以仁义治天下。
南宋初，因战乱不定，史馆体系尚未完全恢复，各种史书的编修进程非常缓慢，官方修史活动远远比不上私家修史，李焘编修《续资治通鉴长编》是私人编修史学巨著中十分突出的一部。李焘在编修时仿照司马光《资治通鉴》体例，希望能写一部“使众说咸会于一”的史籍。《文献通考》卷一九三之《续通鉴长编举要》说：
臣尝尽力史学，于本朝故事尤切欣慕，每恨学士大夫各省所传，不考诸《实录》、正史，纷错难信。如建隆、开宝之禅授，涪陵、岐、魏之迁殁，景德、庆历之盟誓，曩宵、谅祚之叛服，嘉祐之立子，治平之复辟，熙宁之更新，元祐之图旧，此最大事，家自为说，臣辄发愤讨论，使众说咸会于一。(15)
可见，李焘注重对文献资料的整合和对当代史的编修，从而达到垂鉴于后世这一目的。《宋史》本传说：“愿陛下经远以艺祖为师，用人以昭陵为则。”(16)李焘希望孝宗能够借鉴太祖、仁宗时期的执政经验，励精图治。与北宋史家们撰史所重视的垂鉴作用不同的是，北宋如欧阳修、孙甫等大都是通过记述唐、五代时期史事，以其治乱兴衰来警醒、垂鉴宋代帝王，而南宋本朝人记载本朝史，他们撰史，更多是希望南宋帝王们能够吸取北宋亡国的经验教训，借鉴有为君主的圣政。
通过上述考察，可以发现由于北宋、南宋建立之初均面临复杂的内外矛盾，以及统治者注重以史为鉴、以史资治的思想，使这一时期官私修撰前朝史活动都十分繁盛，通过记载前朝治乱兴衰的历史以垂范后代。总的来看，两宋史家在资治方面要更甚于前代，而且不仅仅局限于前朝史，也有本朝史，鉴史资治的史观更加强烈。
二、义理与考辨并重的修史观
两宋时期随着史学义理化倾向的出现，在史家修史过程中逐渐形成义理与考辨并重的修史观。理学在宋代兴起发展，反映到史学上则表现出史学的义理化倾向。这种倾向主要表现：一是将史学纪实和《春秋》所提倡的褒贬书法结合起来。如欧阳修在参与编修《新唐书》时，曾在《进修〈唐书〉表》中言：“盖又百有五十年……克备一家之史，以为万世之传。成之至难，理若有待。”(17)欧阳修在继承前书的基础上“笔削旧书，勒成一家”(18)，在书中增加表十五卷，创设了前代史书中没有的《兵志》《仪卫志》和《选举志》。欧阳修自己对《春秋》的理解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史观。他提倡修史要善恶并书，不文过饰非：
然则春秋亦奖篡乎？曰：惟不绝四者之为君，于此见春秋之意也。圣人之于《春秋》，用意深，故能劝戒切，为言信，然后善恶明。夫欲著其罪于后世，在乎不没其实。……《春秋》于大恶之君不诛绝之者，不害其褒善贬恶之旨也。惟不没其实以著其罪，而信乎后世，与其为君而不得掩其恶，以息人之为恶。能知《春秋》之此意，然后知予不伪梁之旨也(19)。
这是对欧阳修“不没其实”史观的诠释，欧阳修认为撰史应该继承自《春秋》以来注重褒贬、直书的优良传统，只有实事求是的记载，才足以传信于后世。
二是修史应与义理联系起来。历史撰述不只是单纯的进行记录、考证，而是要探究其隐藏的一般规律。刘连开说：“宋代具有义理化倾向的史家们不再满足于过去的记载史迹，而要赋予历史事实以新的涵义，并把事实作为进行归纳的材料，进而确定支配这些历史现象发生的抽象规则，即他们常说的‘理’或‘道’。”(20)朱熹就反对以成败论是非，他认为这样就失去了“义理之正”，他曾批评左氏说：“左氏之病，是以成败论是非，而不本于义理之正。”(21)在朱熹看来，修史应该透过现象去观察背后的大伦理，不能仅着眼于表面上的成败、治乱兴衰等，因此他提倡：“读史当观大伦理、大机会、大治乱得失。”(22)这不仅是给读史的建议，修史更应如此。当然，也应看到史学的义理化倾向所带来的弊端：一些史家专注褒贬议论，不论史事的真假，甚至会用一些史料来牵强附会自己的议论。诚如王应麟《通鉴答问》所言：“但就一事诋斥，不究其事之始终，诚笃论也。又多假借论端，自申己说。凡所论是非，往往枝蔓于本事之外。”(23)
与此同时，注重考辨求实，也是宋代史家修史观的主要特征。不同于以往的史评类史书，北宋史学家吴缜在《新唐书纠谬》中评论史事的同时，还增加了对其考证、纠误的工作，堪称宋代考据学的一部佳作，《新唐书纠谬·序》云：
《唐书》自颁行迨今，几三十载，学者传习，与迁、固诸史均焉。缜以愚昧从公之隙，窃尝寻阅新(唐)书，间有未通，则必反覆参究；或舛驳脱谬，则笔而记之。岁时稍久，事目益众，深怪此书抵牾穿穴亦已太甚，揆之前史，皆未有如是者。(24)
从吴缜的自序可以看出，他认为编修史籍要注重事实考证，尽力避免谬误。尽管吴缜指出的错误有一些不尽详实，但仍能体现他注重考证、纠误的进步史观。在吴缜看来，撰史应该具备专门的“技能”，如《新唐书纠谬·序》说：“为史之要有三：一曰事实，二曰褒贬，三曰文采。有是事而如是书，斯谓事实；因事实而寓惩劝，斯谓褒贬；事实、褒贬既得矣，必资文采以行之，夫然后成史。至于事得其实矣，而褒贬、文采则阙焉，虽未能成书，犹不失为史之意；若乃事实未明，而徒以褒贬文采为事，则是既不成书而又失为史之意矣！”(25)可见，吴缜认为修史应当首先厘清事实，再加以褒贬评论，最后辅以文采，这样才能撰写出良史。吴缜将事实放在第一位，重视史料的真实性，这种史观在当时十分难能可贵。
南宋史家李焘编修《续资治通鉴长编》中有大量的注文，这些注文考证、辨析了诸多存疑的历史事件、人物、时间、地点等。如乾德五年三月戊戌记张美抢夺民女事，后有注文：“欧阳修《归田录》载夺民女乃李汉超事。按汉超在关南，民为立碑颂德，当不如是，今从《纪闻》。”(26)又如建隆三年十二月甲辰记周郑王出居房州事，有注文曰：“新、旧录并称郑王以建隆三年出居房州。王皞《唐余录》乃云郑王以开宝三年自西宫出。恐误也，今不取。”(27)这些具体案例足以体现李焘重视考辨真伪、传信求实的进步史观。
之后熊克《中兴小纪》和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专记南宋高宗朝历史，前后相续出现，耀眼于当时史坛。熊克是宋高宗绍兴二十七年(1157)进士，尤熟悉宋代典故，《宋史·熊克传》载：“(熊克)博闻强记，自少至老，著述外无他嗜，尤淹习宋朝典故。”(28)《中兴小纪》主要以《高宗曰历》为蓝本，同时杂采其它各种史料记载修撰而成。《中兴小纪》原名《中兴小历》作为最早的宋高宗朝编年史，对后来编修高宗朝史书提供很多借鉴。熊克以编年体为主，尤详记君臣议事言论，保存了许多正史、野史中价值很高的史料，其中许多按语、小注反映了熊克重视考证、考异和求实的进步史观。如《中兴小纪》卷三四载：“肖胄刻意搜求，迄复其旧。且明习故典，多识前辈言行。至是卒。初，其祖忠彦之帅定武也(原按：此下文气不接，疑有脱误)。”(29)熊克在结尾处言“此下文气不接，疑有脱误”，说明了他不妄下结论，注重考异求实。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也是记载高宗朝历史的重要著作之一，可以说是研究宋高宗朝历史的必备史籍。《皕宋楼藏书志》卷二一《史部》载：
中兴以来，明君良臣，丰功盛烈，虽已见之《实录》等书，而南渡之初，一时私家记录往往传闻失实，私意乱真，垂之方来，何所考信？于是纂辑科条，编年纪载，专以日历、会要为本，然后网罗天下放失旧闻，可信者取之，可削者辨之，可疑者缺之，集众说之长，酌繁简之中，久而成编，名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30)
可见，李心传决意整合诸多以私意乱真的私家记录，写出一部可供后世借鉴的信史。书中处处可见李心传考证纠谬、去粗取精的修史观，如《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四，靖康元年四月，记金军退出颖昌事，后有注文载：“李观《靖康勤王纪行录》云三月乙卯，闻金人尚有留颍昌者，戒严而进丁，已次颍昌府敌骑闻大军至即去，城中尽为瓦砾，积尸满地。按此时金人将欲退师，非因西军而后去也，今不取。”(31)体现了李心传重视考辨史书中的一些不实记载。对于一些众说纷坛的历史事件，李心传不偏信一方，也不主观臆测、空发议论，而是将其中疑误之处指出，为后人纠谬提供线索，凸显出李心传注重考辨求实的进步史观。
众所周知，史学义理化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脱离具体的史事空发褒贬议论，用以贴合义理。如朱熹提倡：“凡观书史，只有个是与不是。观其是，求其不是；观其不是，求其是，然后便见得义理。”(32)只注重追求义理的是与不是，将史事置于次要位置，这与重视史事考辨的史学传统是相互矛盾的。然而，宋代史学却能兼顾义理与考辨，究其原因，笔者认为有以下三方面：
其一，理学的出现、逐渐兴起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这一渐进过程促使一部分理学家也开始关注史学，史学义理与考辨在相互竞争中发展。例如朱熹、吕祖谦等理学大家在史学义理与考辨上均有突出成就，朱熹强调观书史注重义理，但同时也不忘对史籍进行考辨，如朱熹曾在《答孙季和》中称：“读书玩理外，考证又是一个工夫，所得无几而费力不少。向来偶自好之，固是一病，然亦不可谓无助也。”(33)在朱熹看来，考证是繁琐费工夫的，然而却也是极有用的。
其二，与史家自身的史学素养高低息息相关。一些真正的史家还是主张从历史事实中探究史学义理，言之有物，并不是完全脱离具体史事空谈义理。朱熹曾就《河图》《洛书》疑后人作伪问题称：“熹窃谓生于今世而读古人之书，所以能别其真伪者，一则以其义理之所当否而知之，二则以其左验之异同而质之，未有舍此两途而能直以臆度悬断之者也。”(34)朱熹之所谓“左验”，就是试图通过具体历史事实，揭示历史真相，达到理学中所提倡的“穷理”。又如朱熹提倡：“为学也，主敬以立其本，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35)既要穷理而又追求“致其知”“践其实”，即考究历史事件，以合理推定辨别历史真伪。这是宋代义理与考辨并重史观的突出体现。
其三，史学并没有成为理学的附属。随着理学兴起，史学虽受其影响，但一直是并轨发展，史学仍具有相当的独立性。诚如吴怀祺先生所说：“从理学在古史、史评及与史评有关著作中的浸透，到朱熹的考亭史学，反映宋代史学理学化运动的趋势。从司马光的涑水史学到以二李为代表的蜀中史学和浙东史学，是另一种情形，在思想上既有理学化的一面，又有重考订，求致用的一面。从主导的方面看，郑樵史学是和理学化的史学相对立的异军。从欧阳修到马端临两宋史学思想的变化，反映出宋代史学在同理学又联系又矛盾的运动中向前发展。”(36)宋代史学和理学一直处于交叉发展的状态，在整个两宋史学中，义理史学作为具有时代特征的史学，但并不占据主要地位，而占比重较大的是以考辨、直书为主的考辨史学。义理与考辨并重的史观使宋代史家修史更倾向于经世，这也是宋代史学繁荣的重要原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