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夏”融合与地域族群（上）

　　公元前771年西周灭亡，王室东迁，古代社会发生重大变化。周室东迁百年后，齐桓公创建霸政，在此过程中出现“诸夏”观念。《左传》闵公元年(前661)载：

　　狄人伐邢。管敬仲言于齐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宴安鸩毒，不可怀也。《诗》云：‘岂不怀归，畏此简书。’简书，同恶相恤之谓也。请救邢以从简书。”齐人救邢。

　　“诸夏”是一种新的族群观念，不是旧式氏族联盟，而是东、西方不同姓族的组合，意味着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跨氏族的族群观念。“诸夏”之名有西周渊源，周王室尝自称“夏”，“诸夏”即分享周室礼仪与荣誉之诸国。周室称“夏”何意，学界有不同看法，但有一点可以确定，周室之“夏”名指其自身，不含其他姓族的组合，无后世“华夏”名的含义。霸政时出现的“诸夏”，是文献上第一次记录华夏意义的族群观念。此后在《左传》的叙事里，“诸夏”“诸华”及“华夏”概念一再出现，同时出现华、夷之辨的观念。可以确信，后世之华夏观念，由此时开其端。①

　　华夏族群的自我认同和命名，始于春秋“诸夏”，这件事可以理解为古代中国共同体经历漫长融合过程，至春秋时代开始自我确认。若比作生命体的发育，此前的漫长演进是孕育，“诸夏”认同则是出生，经历春秋战国数百年族群融合，华夏民族形成，在此基础上产生秦汉王朝的统一国家。

　　对于春秋战国时代华夏形成问题，学界已发表一些研究成果。主流意见认为，血缘族群解体转向地缘族群，是春秋以后华夏共同体形成的基本路径。但考察史实，发现问题颇为复杂。在春秋至战国时代血缘氏族组织解体的过程中，地域化群体的形成和发展固然是华夏形成的推动力，但其本身有独立的意义。地域群体认同与华夏大群认同，既有相互支援的一面，又有不一致的一面。最终的历史走向，是以“国”为中心的地域群体没有充分发展，华夏大群的融合逐步形成。但此中的复杂关系和引申的问题，至今未被学界充分认识。本文探讨此一问题，希望对华夏抟成时代“地域化”族群形成的意义有新的考察，同时也希望引起学界对春秋“诸夏”认同的重新审视。

　　一、华夏形成的地域化路径问题

　　华夏起源与形成的研究，学界有许多讨论，意见不一。有人认为华夏民族形成于夏代，有人认为形成于夏商周三代王朝的发展进程中，有人认为是在春秋到战国。但有一个观点在国内学术界大体一致，就是华夏民族的形成，是经由氏族血缘社会向地域社会的转变。举几种有代表性的说法：田继周《先秦民族史》主张华夏民族在夏代甚至夏代以前形成，在讲到民族形成的过程时，认为民族和国家虽有区别，但有密切的联系，“民族和国家都是建立在地缘基础上的。因此，血缘关系发展和演变为地缘关系的过程，不仅是国家形成的过程，也是民族形成的过程”。②王钟翰主编《中国民族史》主张夏商周三代王朝国家相继兴替的发展，就是华夏民族形成的过程，同时认为：“由部落和部落联盟形成民族，最显著的特征，是由以血缘为主要因素的人们共同体转变为以地缘为主要因素的人们共同体。即民族这个稳定的人们共同体有着生活和活动的共同地域。”③这两部颇有影响的民族史论著，对于华夏民族形成于何时看法不同，但对民族形成路径的理解大体一致，都认为与古代王朝国家相关，同时又是以地缘群体形成为基础。

　　沈长云1993年发表论文《华夏民族的起源与形成过程》，对华夏民族在地域化过程中形成有较具体的探讨。沈文认为古代民族的形成，是在国家组织推动之下，由血缘组织转变成地缘组织的过程。中国古代国家分两个阶段：早期氏族国家到后来的地域国家。西周至春秋就是向地缘组织形成的过渡时期。西周以前尚未有不同氏族混居，西周的封建诸侯，把不同氏族的贵族成员组合在共同的封国里，给氏族混居造成了条件，由此迈出向华夏民族形成的决定性一步。由西周至春秋，华夏势力不断扩大，到战国形成“华夏”的地缘国家。④

　　此一研究的进展，是抓住西周封建的具体历史线索，提出分封是古代族群关系演化中一个重大转折，打破不同氏族组织相互隔离的局面，使东西方部族在各个封国混居，促成相互之间的融合，形成地缘性的社会组合，为春秋战国时代的华夏民族产生奠定基础。国内学界研究华夏形成的共同思路，是国家组织推动地缘社会形成，沈文是这一思路中历史分析相对较全面的研究成果，具体描述了分封制推动下由西周至春秋战国华夏形成的过程和路径。

　　在沈长云论文发表之前，国外汉学界也提出相似见解。20世纪70年代美国华裔学者许倬云发表英文《西周史》，此后中国台湾与大陆相继刊出中文本。该书第四章名为《华夏国家的形成》，讨论在西周制度下，华夏国家怎样开始孕育。该章的观点是，由商到周，古代国家组织的内在结构发生了大的变化。商王国凝聚权力的方式，是以“姓”为基础，周人不同。周人是少数，为了控制东土的广土众民，周人采取的有效方法是：把商人的一些部族迁徙到周人控制的陕西地区；建立东都成周以镇抚东方；分封大批姬、姜姓诸侯在黄河中、下游，逐步与东土部族相互糅合。这样，在西周制度下，在中原核心地区，如成周、宋、卫、鲁等国，形成商、周族群合流的趋势。在商周合流的核心区之外，是周人与其他姓族，如嬴、姒、芈、曹等族群相互激荡。经过一番调整：

　　古代以姓族为集群条件的局面，遂因此改观，成为以诸族相融合的新组合。……终于在这个秩序的基础上凝结了一个强烈的“自群”意识，后世的华夏观念，当由周初族群结合而开其端倪。⑤

　　西周分封使东、西方部族在地缘上混合居住，相互糅合，为后世华夏意识的缘起。许著没有具体说到华夏形成的地域化过程，但着眼于不同部族在各个地域邦国的混合，因此实际上也是认为，不同氏族组织在各地混居逐渐结为地域性的群体，是华夏形成的基本路径。许倬云的著作和沈长云的论文，是学术界迄今为止对西周春秋华夏形成最值得重视的研究。尤其许倬云《西周史》依据铭文和考古材料，对西周制度下东西方氏族的混合做了全面探讨，对于西周至春秋华夏形成原因的研究，是一个重要贡献。

　　西周分封，造成东西方部族在各地邦国混居，逐渐相互融合，确实是日后华夏形成的一个重要推动。但这里有一个问题，分封制推动氏族融和，是在各个邦国之内，其直接的发展趋势，是以“国”为中心的族群。学术界以“地域化”为华夏共同体形成的路径，可是从文献资料看，地域化的直接表现，却是地方性的邦国群体。文献中所说的“鲁人”“齐人”“晋人”等，就是这样的群体。西周分封，把不同的姓族集团混合派遣到各地建国，如《左传》定公六年祝佗追述，伯禽集团与殷民六族在鲁，康叔集团与殷民七族在卫，唐叔集团与怀姓九宗在晋，他们又分别依靠各地土著居民作为劳役群体，组合成各地的封建国家。西周几百年历史，这些地方国家缓慢演进，一方面肯定有不同姓族的无数摩擦冲突，另一方面，在长期的历史演进中，地域性的共同生活，相互的交往与磨合，以邦国为本位的诸侯战争，又使不同姓族集团逐渐形成以“国”为中心的群体认同。春秋时代社会巨变，族群关系亦发生重大变化，此种“国”群的形成，正是一令人瞩目的现象。古代族群关系由血缘向地缘演化，从文献资料看，首先是这种地方性的邦国群体。

　　许倬云《西周史》在描述西周至春秋时代族群关系整合时，曾提到“国族”这个概念。他说：“经过一番调整，周人和东土的部族糅合成为一个文化体系和政治秩序下的国族。”⑥这里的“国族”指的是“华夏国家”意义的族群。这在最终发展结果的意义上是对的，原先东西部的氏族群，都融进了华夏族，为秦汉统一华夏国家做好了准备。但先秦文献曾说到“国族”，却不是这个意思。《礼记·檀弓下》载：

　　晋献文子成室，晋大夫发焉。张老曰：“美哉轮焉，美哉奂焉。歌于斯，哭于斯，聚国族于斯。”文子曰：“武也得歌于斯，哭于斯，聚国族于斯。是全要领以从先大夫于九京也。”北面再拜稽首。

　　《檀弓》是战国儒家文献中较早的篇章，⑦所言“国族”可能有春秋文献的来源，至少也是反映了战国初人们理解的春秋族群关系。“国族”之意，旧注谓“国中僚友及宗族”，⑧从上下文看，应是国中能参与政事的有身份的大族。晋有卿大夫多族，赵献文子为卿族，张老为大夫族，“聚国族于斯”当还有其他姓族。所谓“国族”，是以“国”为中心的众族。这里有一层观念的演进需要注意。《诗经·小雅·黄鸟》曾提到“邦族”：

　　黄鸟黄鸟，无集于毂，无啄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谷，言旋言归，复我邦族。

　　“邦”与“国”同，“邦族”即“国族”。“复我邦族”是回到故国的族群，诗歌主人公当与公室同族，所以称其族为“邦族”。《小雅》是西周至春秋初年的作品，其“邦族”的用法当是古意。商周古国的普遍情形大概都是这样，一“国”有一中心“族”，此“族”可为“国”之代表。可是到春秋时晋国张老和赵文子所称的“国族”，含义扩大，一国有若干不同姓氏之大族，这些大族皆可为“国”之代表，冠以“国族”之名。这正是春秋时代以“国”为中心的族群聚合的一个表征。若干不同姓族在“国”的名义下团结为新的群体。

　　张老说的“国族”，不是说晋国若干氏族群已经合为一“族”，但已有以“国”为中心族群聚合的意思。春秋至战国，地域国家逐渐生成，一国人民为一共同群体的观念也开始形成，此为文献中所见的事实。《左传》所言“鲁人”“齐人”“宋人”等，虽非邦国全体人民，但显然已经是打破邦国内氏族界限的以“国”为归属的群体。

　　春秋时代是古代族群关系重大转变的时代，氏族组织趋向衰落，但仍有生命力，同时新的族群组合开始形成。这种族群关系的演化很复杂，并非氏族解体直接就转向华夏社会，还有转向各地以“国”为中心的群体的现象。后面这个族群组合，在研究华夏民族形成过程的近代学术史上，一向未得到充分注意。但学界又认为，华夏形成的路径是血缘族群转向地缘族群，在许倬云和沈长云先后的研究中，这个转化落实为具体的历史学叙述，即西周封建制度下东西方姓族集团的混居与融合。一个毫无疑问的基本事实是，这种混居与融合，是在各个地域封国内推进的。那么，如果我们把华夏形成的地域化路径落实到具体的历史学研究，那就一定会注意到，在封国推进的氏族混居与融合，首先是形成以“国”为中心的族群(以下简称“国群”)。这些地方性的“国群”最终都没有发展成熟，消融在华夏大群之中。但不能因此就认为，春秋战国时代“国群”的形成，是一个可以忽视的问题。应该注意到，地域群体的形成，一方面是华夏大群融合的助力，一方面也形成地方性的忠诚和信仰。氏族组织解体不是直接转向华夏，而是同时转向地方国群，地方国群为何最终消融在华夏大群中？这是一个需要探讨的问题。

　　二、春秋以后的地域国家意识

　　地域性的群体自古就有。商周时代分布在华北各地的古邦，未必都只有单一氏族组织，有时也有两个以上姓族居住于一邦。⑨但古邦虽能居住不同姓族，却不能发展出稳定的地方族群，因为氏族组织力量强大，地域性认同不可能取代氏族认同。加上古代邦国地域意识不强固，氏族经常迁徙，很难形成区域内人群的稳定组合。⑩春秋以后情况就不一样了。有几个重要因素是此后地域群体组合形成的有力推动。第一，是重要的诸侯国大体都有相对稳定的地域和边境，有助于形成地域内人群互为一体的意识；第二，是春秋时各国相互冲突，争战频繁，“国”在此环境下代表各姓族共同利益，使不同姓族的人们有休戚与共的感情；第三，最重要的是，春秋以后氏族组织凝聚力下降，逐步走向解体，随着政治体制变革，国境之内的人们消除氏族身份的间隔，至战国成为国家编户之民。所以，春秋至战国，古代地域群体在新型国家构架下形成，是那个时代社会与族群关系大演变的一个结果。

　　关于春秋时代以“国”为中心的地域群体开始形成，文献中有较多的材料，大多是人们意识到国内各姓族是利益与共的群体，尽管彼此竞争，国家盛或衰，却关系各姓族的存亡。所以政治意义的国群感情颇为盛行。(11)这是学界大体已经了解的，不必再专门论述。值得注意的，是春秋以后国群发展，开始形成共同的宗教仪式。这是春秋战国地方群体发展最具深意的一个问题。因为地方族群形成，往往与发展出共同的文化和信仰相伴。

　　《礼记·祭法》说：“王为群姓立社，曰大社。王自为立社，曰王社。诸侯为百姓立社，曰国社。诸侯自为立社，曰侯社。”这是战国以后的文献，把古代礼仪说得很整齐，不必全信。但春秋时诸侯各国有为“百姓”所立之“社”，此说当有来历。所谓“百姓”即邦国内各姓族群体，都是古老的氏族组织，各有自己的宗社，但遇邦国大事，则往往有集体参加的宗教性礼典仪式。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遇国之大事而举行祀典，参与者当不只是公族，而是有政治地位的所有宗族，即张老所说“国族”。《左传》未尝提到“国社”，但记各国遇“大事”而各姓族贵族或国人集体参加盟誓仪式。有时这样的仪式在太庙举行，(12)有时则在其他场所，(13)似乎凝聚众族的宗教仪式，尚在形成过程之中，未有固定地点。大致可以认为，战国儒家“国社”说，是把春秋时各国都有发展的凝聚众族的礼典整齐化。春秋未必有各国统一名称的聚集“百姓”的礼制，因为这样的礼制本就不是如后世儒者想象的那样，由西周时代统一颁行，而是在各国地域族群的聚合过程中自行发展起来的。但春秋时各诸侯国已有“国社”性质的礼典，是可以相信的。

　　“国社”性质的礼典，春秋以前可能就已经建立，毕竟西周时代，分国诸侯就面临团聚不同姓族的问题，但春秋时代，这样的礼典在诸侯混战局面和新型国家构架之下有大的发展，是可以确信的。“国社”礼典实行时间一旦长久，结合其他因素，便会培养出人们对地域国家的内心归属感，是带有宗教性的感情。这不是说那时各国发展出了不同的宗教，而是随着氏族宗庙凝聚力的下降，国家本位的礼仪，会推动人们内心归属感的转移。《左传》成公三年有一条史料记载，晋、楚大战以后，楚国送归俘获的晋国贵族知罃。楚王问知罃将来如何报答自己，知罃说：

　　以君之灵，纍臣得归骨于晋，寡君之以为戮，死且不朽。若从君之惠而免之，以赐君之外臣首，首其请于寡君，而以戮于宗，亦死且不朽。若不获命，而使嗣宗职，次及于事，而帅偏师以修封疆。虽遇执事，其弗敢违，其竭力致死，无有二心，以尽臣礼，所以报也。

　　这里“不朽”的意思，是个人灵魂归属一个群体，依据群体而永存。此为一种宗教性的感情。知罃说归国以后若死于国君之命，为不朽；若死于氏族宗社，也为不朽。这是一个重要说法，反映春秋时族群观念演变中，有不同的群体归属感共存。死于宗社为不朽，这是氏族社会传统的观念；死于国事为不朽，与氏族宗庙仪式的“戮于宗”相对，可能也有某种礼典仪式，即使没有礼仪，死于国君之命，也是一种正式形式，使个人生命与国家长久存续相联系。知罃的时代是春秋中期，氏族的凝聚力仍然有力，同时已发展出国家群体的凝聚力。这段话比较切合春秋时情况，不像后来人写出，是以春秋中后期真实观念为基础。死于国事可以“不朽”，《左传》还有其他记录，(14)应理解为那个时代的一种观念。

　　关于个人如何能“不朽”，《左传》另有一段对话，历来称引甚多。襄公二十四年，晋国范宣子与鲁国叔孙豹讨论何谓“死而不朽”，范宣子认为，个人生命的不朽，在于氏族长久存续；叔孙豹说：

　　鲁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没，其言立，其是之谓乎。豹闻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绝祀，无国无之。禄之大者，不可谓不朽。

　　这一段话，否定姓氏宗社对个人的意义，可能是战国时人所写，也可能在春秋中后期，观念发展已经搅动一部分先进者的内心，开始对世代流传的观念表示轻视。叔孙豹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说，后世长久为人称引。这样理解的不朽，不是通过宗教礼典，而是通过长久流传的事业。但我们现在讨论族群观变迁，却要注意背后隐含的族群意识。范宣子所说归属宗社而不朽，族群意识是明确的。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似无对应族群，但德、功、言有当时人公认的标准，应该对应认同此标准的群体。臧文仲之“言”的意义，肯定不只是限于他的宗族，也不限于鲁国，而是对应包括晋国在内的更大群体，就是当时已有初步文化共识的诸夏大群。三不朽的事业是诸夏共同世界形成背景下的观念，一个人对此共同世界有所贡献，其名其事在此共同世界的传承中永存，是为不朽。

　　三不朽说是一种新观念兴起，对此后中国文化世界有长久影响。它是古代观念变迁的产物，由个人通过祭祖与氏族的关联，转向个人通过文化事业与华夏共同体的关联，个人由传统氏族宗社的内心归属，转向华夏文化世界的内心归属。这一转向背后当然是春秋至战国时代基本的族群关系转变。但知罃的资料表明，春秋以降的族群演化，不只是简单的由氏族到诸夏，还有由氏族到地方国家。国家本位的群体归属，也是族群演化的一个要素。个人归于国家可以灵魂不朽，就是说，国家的意义，不仅是共同利益所在和家族安全保障，而且是宗教感情的寄托。这样的观念，除了“不朽”说还可以见诸其他的表达，如以“社稷”代表国家世代存续的宗教意义，社稷高于国君，个人忠诚于国家是忠于社稷，而非忠于国君。(15)“社稷”古意是地方神与谷神两种祭祀，春秋以后经常合称代表国家，其含义不止于政治共同体，还有宗教共同体的意味。

　　春秋以后地域国家意识的发展，以往研究华夏民族形成的学者不大注意，研究政治观念史，还有文学作品中“爱国”思想的学者比较关注这一问题。研究政治观念史的学者讨论古代“天下”意识与“国家”意识的关系，一般的意见，皆认为古人“天下”意识强而“国家”意识弱。如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统一运动”一节说：“我国先哲言政治，皆以‘天下’为对象……而不以一部分自画。此即世界主义之真精神也。先秦学者，生当诸国并立之时，其环境与世界主义似相反，然其学说皆共向此鹄无异同……”也就是说，先秦学者处于地方国家形成且相互对立之时，学说却无关地方国家，而是“世界主义”(天下意识)的。他列举战国儒、道、墨、法诸家，皆以“天下”为宗旨，无人以国家为本位论政。当时一般士人，也是异国间相互仕宦，视为固然，“若以今世欧洲之道德律之，则皆不爱国之尤者，然而吾先民不以为病，盖彼自觉其人为天下之人，非一国之人，其所任者乃天下之事，非一国之事也”。(16)此后有钱穆20世纪40年代写《中国文化史导论》，谈到中国古代的“国家观念”，认为古人对于国家观念平淡薄弱，“他们常有一个‘天下观念’超乎国家观念之上。他们常愿超越国家的疆界，来行道于天下，来求天下太平。……因此在春秋时代，列国卿大夫间，他们莫不热心于国际的和平运动。诸夏同盟的完成，证明他们多不抱狭义的国家观念”。此下的战国诸子，也“很少抱狭义的国家观念”，一般的游士纵横家，也都是在列国间活动，“他们的性质，一样是国际性的，是世界性的，并非抱狭义的国家观念者所能有”。钱穆认为在战国学者中，只有屈原一人抱狭义国家观念。(17)两位前辈名家的看法，大体代表此后学界主流的意见。一般学者都认为春秋战国时代人国家意识淡薄，在思想史政治史领域甚少有人讨论春秋战国的国家意识，这一事实本身就表明这是一个不受重视的问题。

　　也有学者有不同的看法，特别是研究楚辞和文学史的学者，因为屈原的“爱国”精神问题，进而讨论古人普遍有爱国意识和国家意识。屈原自古代就被认为是爱国的诗人，现代学者认为屈原的爱国不只是“忠君”，还有爱人民爱祖国的意义。并且不止屈原，自春秋时代以后，在《诗经》等文献中就能看到古人有爱国意识。这些学者广泛引述文献，证明从春秋到战国，古代爱国和国家意识的普遍性。(18)这样的见解是有道理的，诚如这些学者所引述，有许多文献资料表明，在春秋以后列国并存相互竞争的背景下，人们常有以“国”为利益共同体和安全保障的意识。不仅如此，如本文所引资料，那时人还有宗教归宿意义的国家意识，后者更体现国家群体和国家意识发展的深度。

　　但是，梁启超和钱穆说古代只有天下意识，无国家意识，在主要意义上是对的。春秋时代的贵族，战国时代的诸子，他们讨论政治问题、道义问题，几乎没有出于国家本位的思考，全是从当时的“世界主义”出发，也就是从“天下”或“华夏”出发，相比之下，爱国和国家意识，虽然随处可见，重要性却不可同日而语。可是为什么会这样呢？春秋以后地方国家有强劲的发展，是人们安全的庇护之所，经济和政治利益共同体，还发展出国家的宗教礼仪，为什么国家始终不能成为人们思考政治道义和生活伦理的出发点，而必以天下为出发点呢？

　　本文提出一个见解：春秋以后地域国家的发展，没有达到地方民族的程度。什么是地方民族？就是形成地方性的文化，凝结地域人群。如果这样的地方民族形成，人们谈论政治问题，很可能就会有文化意义的国家本位意识。春秋战国时代形成的地域国家，只有利益(政治和经济)共同体，没有文化共同体，所以政治正当性和伦理生活的思考，无从找到地方性的基础。国家宗教是一种文化，也有凝聚感情的作用，但只是把国家作为政治体神圣化，没有独特的价值取向——这种取向通常来自地方经验的积累和提炼。在战国时代，大概只有南方的楚国，某种程度上发展出这样的文化，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接近一个民族。当然，“楚民族”并没有完全形成，在主要的意义上，战国以后就逐渐融入华夏民族了。但楚国和屈原的独特性让我们看到了问题，就是地方经验和地方文化在族群聚合上的重要意义。春秋战国时代的地方国家发展，最终都未形成自己的文化纽带，这是梁启超和钱穆所说现象的原因，各国政治人物知识人物谈论政治伦理问题，全以“天下”为出发点，因为他们认可了诸夏的共同文化，没有人在意地方经验的独特价值，所以没有人思考国家本位的政治和伦理问题。屈原珍爱地方经验的独特性，写出了罕见的“爱国主义”伟大诗篇，但他也没有发展出地方本位的政治和伦理思考。

　　春秋以后“诸夏”观念的发展，华夏共同体的抟成，氏族组织解体转向地域组织是一个重要动力，这个转向同时也推动了地域国家发展。那么，为什么春秋战国时代地域国家的发展，虽然都努力建设“社稷”的向心力，却没有发展出各自的地方文化呢？这是古代华夏民族形成中一个重要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