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旧史料价值及其相互关系的思考（下）

　　周天游、孙福喜在《二十世纪的中国秦汉史研究》一文中，论及“50年代以来的港台秦汉史研究”时指出：以钱穆为代表的史学“传统派”，在深入研究文献的基础上，以学术文化为线索，通过整理研究传统史料，对秦汉史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分析考察。文章举施之勉为例，说他“从1952年起，在《大陆杂志》连续发表了80余篇论文，对《汉书》所述西汉史事进行了考证，对《汉书补注》进行了辨证。与此同时，他还在《大陆杂志》上连续发表了近70篇论文，以《后汉书集解证疑》为题，对《后汉书》所述史事、人名、地名进行了考证。施之勉的这项研究，为进一步认识了解两汉史事，进一步读懂两汉书，提供了极大的方便。这也就是港台80年代以来出版的一些秦汉史研究论著，有的虽极少采用考古资料，但仍然新意叠出、灼见纷呈的奥妙所在”(18)。该时期台湾史家对秦汉史研究所取得的成就，也充分说明了新史料的史料价值不能夸大，旧史料的进一步研读同样重要，同样能够取得学术新成就。

　　人们之所以特别重视新史料，大概暗含着这样一个前提：新史料往往没有经过世间的流传，所以没有加入主体的影响或污染，而旧史料在漫长的流传过程中，叠加了主体多重有意无意的东西。的确，正如梁启超所说：“凡史迹之传于今者，大率皆经过若干年、若干人之口碑或笔述而识其概者也。各时代人心理不同，观察点亦随之而异，各种史迹每一度从某新时代之人之脑中滤过，则不知不觉间辄微变其质。如一长河之水，自发源以至入海，中间所经之地，所受之水含有种种杂异之矿质，则河水色味，随之而变。故心理上的史迹，脱化原始史迹而丧失其本形者，往往而有”(19)。布洛赫曾经打比方说明流传造成的历史信息的改变，他说：“消息是从头往后传的，站在末尾显然不利于正确收集情报。前不久，我参加了一次晚间急行军，从队伍前头传来‘注意，向左有炮弹坑’，而最后一个人听到的却是‘向左’，他就向左走，结果掉进了弹坑”(20)。我们不否认梁启超和布洛赫的看法，但同时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离历史发生时空近的史料，常常伴随着与利益主体相关度高、情感倾向强烈等因素，更容易有意无意之间作伪。旧史料可能叠加污染，但一代代史家的努力，亦可以澄清不少历史真相，否则后来的注释与考证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即使是出土文物或考古遗迹，也需要史家主体的解读才能够说明历史问题，主体对史料的影响不可避免。加之当前学术功利思想严重，急于成名成家，一般期刊编辑也特别重视新史料，于是，新史料成了一些人多发快发文章的凭借，导致了一些人急于追求新史料，忽略对传世的基本史料的研读，出现了赵世瑜所说的现象：“我们今天对档案、碑刻、族谱、契约文书也许越来越熟悉了，但对正史中的《五行志》、《礼志》或者地方志中的《星野》越来越没人懂了，甚至很多常识都变成了谜题”(21)。赵世瑜说，他“所倡导的只是‘新史料’与‘旧史料’的并重”，“问题往往产生于不同史料的碰撞之下，同类型的史料如此，不同类型的史料之间就更是如此”。(22)史料之间是相辅相成的，“这种相关性、相辅相成性还说明，对任何一个方面都不能过分夸大，导致对另一个方面的相对忽视。……所以，一切史料都有价值，也都有局限性”(23)。这一看法是中肯的，新旧史料的价值不分轩轾，我们应该平等对待，只不过我们在研究某个问题时，要注意它们的价值差别。

　　三、新、旧史料之间的关系

　　新、旧史料的价值应该平等对待，在历史研究中的地位也应该是平等的，此史料的优先权在于其满足历史问题解决的程度。一般说来，新史料零散而旧史料系统，新史料片段而旧史料全面。没有旧史料作背景，新史料的位置和价值无法确定；没有新史料提供新的信息，旧史料就不能拓展和激活。二者的关系应该是互动互补的。

　　陈寅恪在论及敦煌学时，曾将重视新史料与否作为衡量史家的“预流”“未入流”的标准(24)，这显然有失偏颇，盖当时史学发展情势所致，但他在另外的地方，对新旧史料的关系则有着清醒理性的认知。他说：“必须对旧材料很熟悉，才能利用新材料。因为新材料是零星发现的，是片断的。旧材料熟，才能把新材料安置于适宜的地位。正像一幅已残破的古画，必须知道这幅画的大概轮廓，才能将其一山一树置于适当地位，以复旧观。在今日能利用新材料的，上古史部分必对经(经史子集的经，也即上古史的旧材料)书很熟，中古以下必须史熟。”(25)这是从旧史料的丰富系统性和新史料的片断性上来说的，很有见地。傅斯年则明确指出新、旧史料均不可偏废，他说：“必于旧史料有工夫，然后可以运用新史料；必于新史料能了解，然后可以纠正旧史料。新史料之发见与应用，实是史学进步的最要条件；然而但持新材料，而与遗传者接不上气，亦每每是枉然”(26)。接着，他将不知扩充新史料者和只据新史料者看作两种极端的史料观念，并予以批评：“从此可知抱残守缺，深固闭拒，不知扩充史料者，固是不可救药之妄人；而一味平地造起，不知积薪之势，相因然后可以居上者，亦难免于狂狷者之徒劳也”(27)。他们都将新、旧史料的特点、功用，尤其是二者的关系，做了原则性的说明。

　　近代利用新、旧史料最为成功的史家之一是王国维，蒋汝藻总结王国维的学术成就时说：“君新得之多，固由于近日所出新史料之多，然非君之学识，则亦无以董理之。盖君于乾嘉诸儒之学术方法无不通，于古书无不贯穿，其术甚精，其识甚锐，固能以旧史料释新史料，复以新史料释旧史料，辗转相生，所得乃如是之多也”(28)。在这里，方法与新、旧史料都不可缺少。傅斯年以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为例说明：“假如王君不熟习经传，这些材料是不能用的；假如熟习经传者不用这些材料，经传中关涉此事一切语句之意义及是非是不能取决的。”(29)王国维本人也说过：“故此新出之史料，在在与旧史料相需。古文字、古器物之学，与经史之学实相表里，惟能达观二者之际，不屈旧以就新，亦不绌新以从旧，然后能得古人之真，而其言乃可信于后世。”(30)

　　严耕望说：“新的稀有难得的史料当然极可贵，但基本功夫仍在精研普通史料。新史料的发现极其难得，如果有得用，当然要尽量利用，因为新的史料大家还未使用过，你能接近它，最是幸运，运用新的史料可以很容易得到新的结论，新的成果，自是事半功倍。”(31)但同时又指出，新史料固然要尽量利用，但基本功夫仍然要放在研究旧的普通史料上，因为“研究历史要凭史料作判断的依据，能有机会运用新的史料，自然能得出新的结论，创造新的成绩，这是人人所能做得到的，不是本事，不算高明。真正高明的研究者，是要从人人能看得到、人人已经阅读过的旧的普通史料中研究出新的成果，这就不是人人所能做得到了”(32)。他谆谆教诲学人：“研究历史最主要的是要运用头脑长时期的下深入功夫，就旧史料推陈出新，不要愁着没有好的新史料可以利用。新的史料总有出尽的一天，难道新史料出尽了，历史研究的工作就不能做了吗？不过史前史乃至殷周史要算例外，的确非有地下新史料出现就很难研究。”(33)漆侠也注意到了人们对新旧史料关系的错误认识，他在谈及晚清百年来新史料的发现时指出：“新材料毕竟是有限的，它的发现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往往是可遇而不可强求。所以，任何一个历史研究工作者，绝不能够把自己的研究，全部寄托在新材料的发现上；而是开阔眼界，在最常见、最一般、最大量的事实材料中，发现和解决新问题。而这一点，是历史研究工作者们尤其不能忽视的”(34)。

　　总之，新、旧史料之间的关系不是互相对立的，而是互动互补的。在二者的互动过程中，新的历史信息才能源源不断地被挖掘出来，新的历史信息、历史观点才能被激发出来，并能够互补互证。历史研究就是在这样的互动中前进的。

　　史料价值可以分为基本价值和特有价值，历史研究首要追求的就是历史的真实性，不真的历史没有意义，能满足历史研究这一基本需要的史料，我们说就具有了价值，这是任何类型的史料都应必须具备的，因此可以称之为基本价值。而特有价值则看其满足历史研究具体需要的程度，故而才有所谓史料价值大小高低的差异。新史料具有相对性，一是相对于传世的已见史料，一是相对于与之交接的主体，不同的人对于同一条史料，有新旧之别。在通常的意义上，新史料是历史研究领域以前未曾发现的史料，其发现推动了历史研究的进展，但人们往往自觉不自觉地产生了重视新史料、鄙弃旧史料的偏颇。新、旧史料的地位应是平等的，价值大小不应以新、旧论，二者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互动互补的。

　　注释：

　　①张秋升：《说史料发现的三个层次》，《齐鲁学刊》2013年第5期。

　　②③伯伦汉：《史学方法论》，陈韬译，台湾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188、189页。

　　④⑤⑥⑦郑樑生：《史学入门》，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84、84、83、83页。

　　⑧杜维运：《史学方法论》，三民书局，1992年版，第143页。

　　⑨⑩赵世瑜：《旧史料与新解读：对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再反思》，《浙江社会科学》2012年第10期。

　　(11)罗志田：《史料的尽量扩充与不看二十四史》，《历史研究》2000年第4期。

　　(12)《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见《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一分，1928年版，第4页。

　　(13)(14)(15)(16)(17)严耕望：《治史三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3-24、24、182、20、24页。

　　(18)周天游、孙福喜：《二十世纪的中国秦汉史研究》，《历史研究》2003年第2期。

　　(19)梁启超著，汤志钧导读：《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78页。

　　(20)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张和声、程郁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42页。

　　(21)(22)(23)赵世瑜：《旧史料与新解读：对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再反思》，《浙江社会科学》2012年第10期。

　　(24)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66页。

　　(25)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96-97页。

　　(26)(27)(29)傅斯年著，雷颐点校：《史学方法导论：傅斯年史学文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3、33、6页。

　　(28)(30)王国维著，彭林整理：《观堂集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序言、第697页。

　　(31)严耕望：《治史三书》，第23页。

　　(32)(33)严耕望：《治史三书》，第23、25页。

　　(34)漆侠：《历史研究法》，河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