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欣夫与《蛾术轩箧存善本书录》（下）

　　《蛾术轩箧存善本书录》，为王欣夫先生上世纪60年代所著，系他人生最后时期对自己学术成果的总结。

　　所载书跋，或为旧稿，或为新撰，俱反复斟酌，方始写定。自己出资，请友人“耐公”（封尊五先生）小楷端正抄写，装订成册。

　　在1961年到1962年，写定六册，署为“庚辛稿”，乃因1961年为庚子年，1962年为辛丑年得名。1963到1965年，以每年六册的进度，分别署为“壬寅”“癸卯”“甲辰”稿。此后，又加以修改，并请友人郑翼先生校阅。1966年，撰写、誊清了五册。未署稿名。

　　1966年8月底，先生病倒。《日记》记载，进医院前，仍在抄录题跋。病重之际，恰逢“文革”风起云涌，如火如荼。天气炎热，自云：“似置身洪炉中，必可成为百炼之钢。”当时的医疗和身心状况，可想而知。先生对前来探视的学生和助手徐鹏师说：“我的稿子，你要帮我。不然的话，就都成灰烬垃圾了。”人皆未料，两个多月后，留下诸多遗稿和毕生积累的藏书，先生竟撒手人寰，享年仅六十六岁。这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一个缩影。

　　徐鹏师受托，对存放在复旦大学先生住所的藏书和遗稿，加以归拢，仍存原处。上世纪70年代，“工宣队”进驻大学。指先生藏书，为“封、资、修”之“四旧”，当在扫荡之列。命家属限时搬出，否则，就 “堆到弄堂里去”。因为“房子是住人的，不是放书的”。

　　家属无奈，和旧书店联系，拉走两车，后多散落。又告知徐鹏师。徐鹏师闻讯，报告复旦中文系，把余下的书籍转至系办公室。同时，通过有影响的学者谭

　　其骧先生，向上海市主管领导反映。通过各方面努力，复旦大学同意将未送旧书店的藏书，收入复旦大学图书馆。在此期间，徐鹏师找出有价值的文献，归还王师母。如上述清代王澍的《积书岩摹古帖》——这是先生生前变卖师母首饰购得者。同时，收罗先生部分遗稿，加以保存。其中包括《蛾术轩善本箧存书录》清稿本的绝大部分，共二十七册。尚有一册清稿本及未誊清的草稿，和王先生的藏书一起，归入复旦大学图书馆。当时上海图书馆的顾廷龙先生非常重视这部稿子，曾特地询问并查看过。

　　上世纪70年代末，全国开始恢复研究生考试，笔者有幸，忝列徐鹏师之门。在学期间，读过此稿，并遵师命，和同窗一起，编成《蛾术轩箧存善本简明目录》，油印若干，散发学友参考。

　　此后，徐鹏师先后整理、出版了《文献学讲义》《藏书纪事诗补正》等先生遗著。又和原复旦大学教授，后为北京图书馆（即现在的国家图书馆）副馆长的鲍正鹄先生一起，标点整理这部《书录》。

　　两位先生，不顾自身健康，放下手中著述，费时多年，方始告竣。其间，徐鹏师曾在《中华文史论丛》等专业杂志上发表过部分整理稿。

　　上世纪90年代，徐鹏师命笔者尽力联系，争取出版。得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长李国章等先生支持，由吴旭民先生为责任编辑，在2002年出版了标点整理本。徐师特命笔者撰写《前言》，对此书的学术价值和流传情况，略作说明。出版不久，初版售罄。2012年再版。

　　标点整理本问世，王欣夫先生的学术成就，进一步受域内外学界关注。王先生的学生，复旦大学中文系吴中杰教授在《海上学人》等著作中，专门介绍王先生的事迹和为人。潘旭澜教授，从文化史的角度，宏观审视，发表长文《两部大书的腥膻与苦涩》，介绍王先生的业绩和鲍正鹄先生、徐鹏师整理《书录》的情况，引起学界相当反响。其他学人有关先生生平和学术成果的文章也多见刊出。

　　到本世纪初，徐鹏师感觉体力和精神不支，数次和笔者谈及王先生遗稿的整理。2003年3月，特地把王先生的哲嗣王启栋先生夫妇请到家中，共同决定，将遗著托付给笔者。

　　受命惕若，夙夕在念，不敢懈忽。多年来与各方联系，王先生和徐鹏师的遗著，已出版数种。最近得到上海人民出版社的支持，这部著作，可望化身千百，流传于世。或可告慰先生和徐师在天之灵。

　　学术有传承。学术的传承不仅为名义上的师弟关系，更反映为一种人与人的深层联系，一种精神之延续。半个多世纪，潮起潮落，人情变幻，世态炎凉。随波逐流，沽名钓誉，固然有之，而这部文稿的流传，笔者更多感受到的，是前贤对学术的执着追求，是情感交流的温暖，是人和人之间的信赖，是一种人性中的真诚，此乃更值得珍惜之处。

　　关于《蛾术轩箧存善本书录》在各个具体研究领域的价值，笔者已在该书标点本的《前言》中做了一些说明，此不重复。

　　那么，为什么已有整理标点本，还要出此原稿影印本呢？

　　首先，徐鹏师生前教示，已出排印本，鉴于当时社会环境和认识，个别篇目，全部删削。有些篇目，有所改动。出于出版形式的考虑，对原书分卷，稍有变易。因此，影印本可以更准确地反映原稿的本来面貌。

　　其次，王先生在每篇写成之后，请人誊写。清稿成册之后，又加修改、增补、批注。这些内容，反映王欣夫先生晚年的思想变化，而在整理本中，则无法看出这样的过程、或反映得不明确。

　　最重要的，就此稿本形态的价值而言，更完全应该影印。众所周知，各种文化样式：音乐、舞蹈、绘画、雕塑、电影等等，在各自发展历史上，每个阶段，都有自身标识性作品，都有自己的经典。书籍稿本的发展也是如此。

　　中国的典籍文本，历经甲骨、金石、简帛，纸张等载体变迁，有着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典籍形态，自印刷术发明以后，多由手写转为印刷，却丝毫未减少手书稿本、抄本的价值。自19世纪末以来，随着书写工具的演进，钢笔、铅笔、圆珠笔取代了毛笔。进入电子信息时代，电脑打字又取代人工手书。在中国，用毛笔书写的稿本，越来越少。这是一个历史变迁的转折点。

　　这部清稿本近五千页，一百七八十万字，全部用毛笔小楷工整写定，书法光鲜夺目，蔚然大观。作为典籍变迁、书稿形态转折点上的代表性作品，有着无可替代的价值和时代意义。笔者不赞成轻率发出“某某时代没有文化巨作”的抱怨。以笔者数十年海内外跋涉，调查研究汉文典籍的经历所见，就个人著述的汉文稿本言，当今之世，鲜有可与此比肩者。

　　总之，无论从其内容、从古典文献学的学术研究角度而言，还是就其形式、从稿本流变的形态变化角度而言，这部《书录》都堪称为我们这个时代当之无愧的代表性之作，无愧为时代的经典。因此，影印非常必要。

　　谓予不信，请拭目以待。十年、百年之后重回首，当证吾言不妄。

　　最后，要对在这次影印出版过程中的一些具体问题做一点说明，对贡献了力量的各方表示感谢。

　　首先，要感谢王欣夫先生的哲嗣王启栋先生和夫人，慨然同意并大力支持此书的影印出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王兴康社长，在当前商业风潮正盛之际，表现出作为一个出版者的见识和担当，决定影印线装出版。该社王为松总编、孙瑜主任，对此表示了热情关注和支持，尤其编辑顾雷做了大量的实际工作。

　　复旦大学图书馆陈思和馆长、王亮博士等，为翻印复旦图书馆所藏的两册残稿，无私地提供了方便和支持。鉴于残稿中钢笔书写的一册，除两篇在清稿本中未收录外，余皆已收入《书录》清稿，而此两篇，原非清稿，当初先生未收，殆有原因。按本书体例，亦不收录。

　　原稿没有目录，为便于检索，此次影印，在每页中缝，标上页码。加上了书前目录和书后的索引。其余概从原貌，不作任何修饰。索引的编制，得到吾友上海文史馆馆员金良年先生的真心支持，由他亲自编成。

　　尤其要感谢的，是许多和笔者相识或不相识的海内外朋友、学者，多年来，从各种角度、用不同方式，表现出对王欣夫先生和这部稿本的关注，希望尽快看到影印本问世，并为此书的出版，给予了实际的帮助。这不仅是对王先生个人、而应视作为对于中国历史典籍、对于中国文化本源的关切。使我们这些从事古典文献研究的学人，感到“吾道不孤”、被人理解的温馨，也更坚定了我们继续努力，以使中华文化更加开放地与世界交流的信念。

　　众志成城，才是这部稿本最后得以发出光辉的根本动力。

　　五十年前，知名学者卢弼先生对于王欣夫先生的学术业绩颇为赞赏。称他“千金一诺重千斤”，“文章道义结知音”。并将他和清初潘耒整理顾亭林遗著相比：“同是名贤同不朽，师门谊笃重东吴。”

　　同辈学者吕贞白师也有诗这样评价：“蛾学斋能抱道真，三吴学派未沉沦。自从黄顾风流歇，天壤王郎第一人。”

　　固然，每个时代的学者都有自身的局限，而就对于前辈遗稿和近代文献学的贡献而言，王欣夫先生无愧此誉。

　　故谨借这些诗句，作为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