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害文化的历史继承性（上）

　　摘要：正灾害文化是人类在与自然灾害共生过程中总结形成并代代相传的集体智慧、传统知识及经验总结。历史继承性是灾害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它强调从时间的角度认识灾害文化，认为灾害文化的形成是一个有一定继承性的、长期的过程，因此要认识它，便有必要追溯其发展历史和发展过程。灾害文化的历史继承性凸显了以时间为坐标轴的灾害史研究对灾害文化研究的重要性。

　　基金资助：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灾害文化数据库建设”（17ZDA158）；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大国减灾：成长中的中国灾害学（1949-2019）”（20XNL01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方修琦，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历史气候变化影响和适应(北京 100875)。

　　灾害文化是人类在与自然灾害共生过程中总结形成并代代相传的集体智慧、传统知识及经验总结。①历史继承性是灾害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它强调从时间的角度认识灾害文化，认为灾害文化的形成是一个有一定继承性的、长期的过程，因此要认识它，便有必要追溯其发展历史和发展过程。灾害文化的历史继承性凸显了以时间为坐标轴的灾害史研究对灾害文化研究的重要性。

　　一、灾害文化隶属于社会文化空间

　　作为一种有“文化”的特殊的动物，人类将其人为营造的物质及社会文化空间叠加于自然空间之上，从而把其所寄居的地球改造为人类之家。“家”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生态系统，是人类在自然环境基础上营造的、被赋予文化意义且具有使用功能的空间。②它既适应于自然环境又适合于人类生存；既是人类实现目标的工具，又能够制约人的行为和意识。作为人类之家的地球空间同时具有自然、经济和社会文化三重属性，三种属性在地域上和结构上相互重叠、相互联系，地理学将其称之为自然地理环境、经济地理环境和社会文化地理环境。不同于客观的自然空间，社会文化空间中的一切都被赋予了人的主观目的或主观感受，它们制约着人的行为和意识。自然灾害和灾害文化均为被人类赋予特定文化含义的社会现象，都隶属于人类构建的社会文化空间范畴。

　　自然灾害与自然界能量、物质流通过程中某种自然力的瞬时强烈释放或时空规律的短时间失常有直接关系，然而，一种自然现象一旦被称为自然灾害，它就已不再是纯自然的了。“灾害”二字不论从其文字起源还是现代含义来看，均表达了人们对自然环境的负面服务价值的判定。人们从自身的利害出发，对客观的自然环境进行主观区分，把其中所有可造成人类生命财产损失与资源破坏的自然现象称为自然灾害；相反，把自然环境中可为人类带来利益的部分视为自然资源；而与人类社会无直接关联的自然，既非资源亦非灾害。自然灾害是自然环境变异超过了人类的适应能力的产物，对人类而言，灾害和资源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可控制是资源，不可控制是灾害；位置得当是资源，位置不当是灾害。③灾害是人类之家的一部分，人类在享用地球所提供自然资源谋求发展的同时，也要面对自然灾害带来的灾难乃至毁灭性的打击。作为一种阻碍社会发展的客观存在，灾害是自然或社会生态常态化内在构造的特殊显现，各种灾害所导致的不确定性与人类社会为适应此类不确定性而努力构建的确定性秩序是人类文明的两相。④从一定意义上讲，人类文明就是在灾害与生存、挑战与应战的过程中创生、延续、繁荣和发展起来的，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同灾害斗争的历史。

　　灾害文化是由灾害衍生出来的非物质性产物，被人们赋予了特定的社会文化意义，如对自然灾害形成的主观感受、建立的社会关系、采取的社会行为和产生的社会现象等。人为构建起来的灾害文化是一个复杂的体系，既包含思维层面、也包含行为层面，每个层面从不同的角度体现灾害文化的特点及其对人类行为的约束和协调作用。第一，精神信仰层面，包括神话传说、宗教、民族文化、哲学思想、政治信仰等，它们是高于现实世界的精神现象，侧重于规范人的精神活动，对灾害文化本身及其表现形式有着潜在但深刻的影响，是灾害文化的根基。第二，社会行为规范层面，包括政治制度、等级阶层、法律法规、伦理道德、风俗习惯等，它们侧重于约束人的外在行为，是调节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和实现灾害应对的工具。第三，个人观念层面，包括审美偏好、消费观念、价值取向等，它们既受信仰潜移默化的影响，又受社会行为规范的约束，且具有群体共性，是某一地区灾害文化地方性最直观的表现。灾害文化是非物质的，但其以多样的表现形式存在，⑤既可以在有形的自然和文化地理景观(山体、湖泊等，聚落布局、建筑样式等物质实体)中得以体现，也可以通过无形的文化产物(语言、音乐、思想、精神等)和社会现象(宗教信仰、政治制度、社会秩序、风俗习惯等)来表达。

　　二、灾害文化是社会—生态弹性的重要组成部分

　　灾害文化是人类对灾害的社会记忆。一种灾害文化一旦形成，便被纳入到人类社会文化环境的体系之中，成为社会—生态弹性(social-ecological resilience，亦可译为社会—生态韧性)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生态弹性是人类社会的内在属性，可以理解为人类社会忍受各种环境变化、社会、经济与政治动荡冲击的能力。灾害文化在其中的主要功能是影响人类社会对灾害的认知与承受灾害的能力、约束和协调人类社会的灾害应对行为，使人类社会能够在自然灾害面前处于相对安全状态。通过社会学习和创新增强社会—生态弹性和适应能力是人类生态系统区别于自然生态系统的根本所在。⑥从社会—生态弹性的视角来理解灾害文化，以下两个方面值得特别关注。

　　一是灾害文化与社会—生态弹性之间的互动关系，特别是其中社会学习与创新的作用。灾害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也就是社会—生态弹性的发展与完善的过程，这一过程与一定时期内发生的灾害事件或灾害的影响与适应过程存在密切的关联。影响灾害文化形成的因素有许多，包括自然环境与灾害特点，同期的经济和社会因素，人们过去的经验、现实的态度、个性特性以及与未来期待相联系的价值观念等，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当属在所经历的灾害遭遇中积累的直接经验。灾害文化主要建立在对直接经历的灾害认知的基础之上，灾害特别是重大灾害事件在给人类造成巨大生命财产损失的同时，对灾区和非灾区的人们也都是极好的教育，能促进人们对已有灾害文化的反思，刺激对灾害文化的社会学习和创新，因此，每次重大灾害事件都会带来灾害学习与创新的高潮。在社会—生态弹性阈值内，人类社会能够在不进行重大结构调整的情况下仅通过频繁的应急响应来应对所发生的灾害，而每次响应都是一次学习和创新的机会，反复地学习能促进从已有灾害文化中吸取经验教训并在加以改进后应用于应对下一次灾害打击，创新更是能够带来包括灾害文化在内的前所未有的改变与推陈出新，学习和创新一旦形成社会“记忆”并得以维持，则必然会带来灾害文化的进步，从而提升人类社会对自然灾害的弹性与适应能力，使人类社会能够在更高水平上发展灾害文化并应对未来的灾害。从灾害的社会学习与创新的视角看，灾害带来适度的无序不仅不是破坏之源，在特定情况下反而是难得的建设性力量。⑦

　　二是灾害文化在社会—生态弹性中的功能。灾害文化直接影响人类面对灾害的态度和应对行为。凯茨(R.W.Kates)对人类行为提出了四项假设：(1)人类做出的决策是合理的；(2)人类具有选择性；(3)选择要以知识为基础；(4)依据事先规定的标准评价信息。⑧科学的灾害文化，有助于正确决策，使人类按一定的规则结合成有序的群体，从而产生出个体行为所不具有的功能，保障人类社会有序地、因时因地制宜地应对灾害，有效地应对预期风险或现实威胁，减轻灾害所造成的损失，为人类的生存发展提供更为安全的空间；相反，违背科学的灾害文化，可能带来决策失误，妨碍人们及时采取正确的自然灾害应对行为，不可避免地对人类造成更大的危害。然而，受社会发展水平和人类认知能力的限制，灾害文化都有时代的局限性，虽然能在维系人与灾害的平衡中发挥作用，但并不一定是科学合理的，因为人们为减轻因灾害不确定性而产生的压力，往往倾向于调整其风险认知以使自己感到更加舒适，每个时期的灾害文化都只是人们在当时条件下所能接受的某种决定性、否认性或可能性认知。